中国正处于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加速转型期

“到2020年，我国信息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综合信息基础设施基本普及，信息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信息产业结构全面优化，国家信息安全保障水平大幅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取得明显成效，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初步确立，国家信息化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体系基本完善，国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显著提高，为迈向信息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06年）

测算结果表明，目前中国整体上处于信息社会的准备期，正在向信息社会加速转型，上海、北京率先进入信息社会，信息技术也呈现加速扩散的态势，公众成为信息社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从全国发展水平来看，2008年中国信息社会指数（ISI）超过0．3，开始进入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加速转型期。2001年全国ISI指数为0．2215，信息社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2001～2007年年均增长率仅为4．1%。2008年全国ISI指数首次突破0．3，达到0．3327；从发展速度上看，2008年以来ISI指数年均增长12．6%，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加速转型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呈现的总体特点和趋势是：信息技术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开始从量变走向质变，向信息社会转型步伐加快，社会管理和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其一，与起步期相比，信息技术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开始从量变走向质变。在起步期，信息技术在社会中的普及率不高，应用程度不深，技术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局部的或者是量的方面，如办公自动化提高了工作效率，在企业中的应用提高了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随着信息技术普及率提高到一定临界点，其扩散速度也会呈现加速态势，对经济社会发展开始产生质的影响，向信息社会转型的步伐也会显著加快。例如，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已经并将继续催生新的产业形态，网站已经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渠道，网络民意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政府决策与社会制度的完善，互联网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其二，社会管理和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一时期，社会活力会显著增强，社会期望会不断提高，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会更加突出，某些领域甚至可能出现价值观混乱和道德偏差的状况，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许多热点、难点问题和深层次的矛盾更加凸显，社会管理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和挑战。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时，不能固守于传统工业社会条件下的方法和思路，而要充分认识和考虑到当前向信息社会转型的时代特点，充分发挥信息技术手段在解决问题和化解矛盾过程中的作用，并通过科学的管理手段，消除其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目前我们的政府管理方式、某些制度和体制等尚未完全适应信息社会发展形势的新要求。

按照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新技术的扩散总是一开始比较慢，而当采用者达到一定数量（即“临界数量”）后，扩散过程会突然加快，直到系统中有可能采纳创新的人大部分都已采纳，到达饱和点，扩散速度又逐渐放慢，创新采纳者的数量随时间而呈现出“S”形的变化轨迹（即S曲线）。一般来讲，一项新技术在普及率达到10%～20%时将进入快速扩散期。[1]按照这一理论，目前中国主要信息技术扩散已总体进入加速期。

互联网正处在快速扩张初期。中国互联网实现1亿用户规模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到达时间点大约是在2005年5月。2006年互联网普及率首次突破10%（实际为10．5%）后，开始进入快速扩张期。2001～2006年，互联网普及率每年增加1～2个百分点，而2007年之后每年都增加5个百分点以上。在加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到2007年1月实现2亿用户规模只用了2．5年的时间。2009年1月、2010年3月分别越过3亿、4亿用户台阶，用时均在1．2年左右。2008年起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网民大国。2009年年底全国互联网用户达到3．84亿户，但普及率只有29%，刚刚超过全球平均水平。考虑到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国家已达到90%，中国互联网用户规模扩张的空间还很大，预计“十二五”期间仍将处于快速扩张期。

计算机应用进入快速扩张初期，但城乡差别较大。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在2001年超过10台以后进入快速扩张期，2009年接近65．7台，普及率不到20%。相比之下，农村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到2009年还只有7．5台，普及率只有2%左右，离到达快速扩张所需要的临界数量还有较大的距离。受农村影响，全国计算机普及率2008年仅为8．7%，2009年可达到10%左右，整体上开始进入快速扩张初期。

移动电话正处在快速扩张期。与固定电话的低迷相比，移动电话的快速扩张可谓是如日中天。在2001年首次突破1亿用户、普及率超过10%之后，中国移动电话开始快速扩张。此后大约每一年半就新增1亿用户，并在2003年首次超过固定电话用户。到2009年年底，中国移动电话用户达到7．47亿户，一年新增用户数就超过了1亿户，普及率达到56%。从国际上看，移动电话的饱和点在100%左右，已经有部分国家达到这一目标，中国部分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已达到或接近这一水平。从全国来看，增长空间仍然很大。

此外，彩电在中国家庭已基本普及，进入扩散后期；数字有线电视入户率2008年超过10%后进入快速扩张期。

从2010年各地区信息社会发展水平指数看，上海和北京表现突出，其ISI指数都超过了0．7。其他地区的ISI指数大多在0．3～0．6，处于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期。东部地区优势明显，部分省市有望在“十二五”期间进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2010年，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福建、辽宁、黑龙江和陕西排名前10位。其中，绝大多数地区为东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势非常明显，这也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比如，历史因素、政策因素、教育因素和自然条件因素及地理位置因素等。预计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等地有望在“十二五”期间进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

2008年上海、北京信息社会指数首次突破0．6，达到0．6286和0．6478，率先进入信息社会；2009年上海信息社会指数已经达到0．6973，首次超过北京的0．6813，跃居第一位；2010年上海、北京继续保持在前两位，并双双超过了0．7（见表2－1）。

表2－1　上海、北京ISI指数

上海、北京之所以能够率先进入信息社会，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政府重视。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政府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一般来说，政府越重视，则信息社会程度越高。近年来，北京、上海都制定了信息化发展的相关规划和政策。如北京先后出台了《北京市信息化促进条例》（2007年）、《北京市提高全民信息能力行动纲要》、《北京信息化基础设施提升计划（2009～2012年）》等。《北京信息化基础设施提升计划（2009～2012年）》提出，到2012年年底，力争吸引社会滚动投资1000亿元，建设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成信息通信枢纽和互联网中心城市，实现网络、应用、技术和产业的良性互动，推动本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为市民提供良好的信息服务，促进本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和“平安北京”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2）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一般而言，经济越发达，一个国家或地区就越有能力投入资金来建设信息社会。从表2－2可以看出，上海、北京的人均GDP均在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上海更是超过了平均水平的3倍，信息社会建设投入方面具有明显的资金优势。

表2－2　上海、北京人均GDP（单位：元，2001年可比价）

（3）知识型劳动者相对集中。在信息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人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人才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信息技术扩散速度乃至信息社会建设进程的快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作为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无论是经济发达程度、居民收入水平还是生活居住条件等各个方面，北京和上海都要优于其他地方，因此自然也能够吸引到全国最优秀的人才。

（4）国际化程度较高。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已经把建设“世界城市”作为发展目标。上海的定位是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全球500强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都将其总部或者研发中心设立在北京或上海。

（5）国际大型活动推动。国际大型活动的举办，需要大量的配套基础设施。这必然会刺激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信息人才素质的提高等。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大大推动了北京和上海的信息社会建设进程。

为适应全球信息化加速发展的形势，在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信息化发展，加大力度积极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应用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的跨越式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时间上实现赶超，某些信息技术的推广比其他国家用了更少的时间，而达到了同样甚至更高的普及程度；二是技术上实现赶超，某些信息基础设施直接应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或者通过自主研发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平。

宽带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一，近十年我国光缆线路铺设增长近7倍。2009年我国光缆线路长度826．7万千米（其中长途光缆线路长度84万千米），是1999年的7．3倍，城域网及骨干网进一步建设完善，宽带城域网基本通达全国县级以上地区。第二，跨越铜线网络发展阶段，直接使用光纤技术。接入网络光纤化建设稳步推进，新增市场中光纤到用户端将逐步成为主流。新一代光纤、无线接入和数字电视技术加速部署，宽带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的宽带接入用户数达到了1．03亿户，其中FTTx用户达1900多万户，继续保持超过20%的增长率。

3G投资、建设加快，技术不断取得突破。首先，3G的投资和建设加速推进。2009年，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共完成3G网络建设直接投资1609亿元，建设规模超过十多年来累计规模的一半，开创了全球电信发展史上建设规模最大、建设速度最快的新纪录。其次，3G信号覆盖面加大。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联通WCDMA网络已经覆盖了我国335个大中城市，基本覆盖全国地市级以上城市。中国移动已经实现全国70%以上的TD－SCDMA网络覆盖，其中东部省份100%地市实现覆盖，基站总数超过10万个，核心指标接近2G水平。2010年TD－SCDMA基站建设规模将超过8万个，基站总数将超过18万个，将建成全球最大的3G网络。从技术层面看，TD芯片性能快速提升，终端产业化能力增强。TD芯片工艺从2008年的130nm提升到90nm，65nm的解决方案即将推向市场，45nm方案开始研发；2009年TD芯片出货量达1200万片。终端稳定性和成熟性进一步提升，已有130多个终端厂家266款不同档次的TD终端投入市场。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我国3G用户数实现快速增长。截至2009年年底，联通3G用户数累计达274．2万户，中国移动的TD－SCDMA用户已突破551万户。

移动电话对固定电话的替代效应明显。根据国际经验，移动电话的发展往往建立在固定电话高度普及的基础上。而我国在固定电话尚未得到充分普及的情况下，就实现了移动电话的飞速发展，并逐渐对固定电话形成了明显的替代效应。近年来，与固定电话的低迷相比，我国移动电话则实现了快速扩张。移动电话在2001年首次突破1亿用户以后，大约每一年半就新增1亿用户，并在2003年首次超过固定电话用户数。与此同时，固定电话用户增长开始减缓，并从2007年起开始萎缩，出现了40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见表2－3）。到2009年年底，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7．47亿户，普及率达到56．3%，比2002年的11%增长了4倍多。

互联网应用呈现宽带化、移动化。互联网应用方面的跨越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宽带优先普及，互联网呈现宽带化趋势。在全国互联网普及率不到10%的情况下，使用宽带上网的网民就超过了50%。2005年我国宽带网民占比第一次突破50%，达到57．9%，此时全国网民普及率仅为8．5%；2008年网民普及率达22．6%，而此时我国宽带网民占比已经超过90%（见表2－4）。另一方面，移动宽带应用在农村地区快速发展，网民呈现移动化特征。农村地区在互联网普及率极低的情况下，呈现出手机上网快速发展的态势。2009年手机上网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普及率高于城镇，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手机上网用户达到2．33亿户，城镇手机上网用户达1．6亿户，占城镇网民总数的58．3%。农村手机上网用户约为7189万人，占农村网民总数的67．3%。

表2－3　2003～2009年中国电话普及情况

资料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表2－4　2002～2009年中国互联网普及情况

信息社会的发展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为实现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创造了条件。信息社会中的服务型政府，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在现代技术的支撑下，服务型政府具有科学决策、公开透明、高效治理、互动参与等方面的特征。

在我国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的历史时期，发展电子政务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通过对电子政务的测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总体状况。按照信息社会服务型政府的四个基本特征，结合有效数据的可获得性，以信息公开指数来反映公开透明的实现程度，以在线办事指数来反映高效治理的实现程度，以公众参与指数来反映科学决策和互动参与的实现程度。

测评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开始起步，电子政务在信息公开、在线办理、公众参与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有效推进了服务型政府建设。在信息公开方面，2008年正式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促进政府信息公开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公开信息更为及时，公众获取政府信息更为便捷。在参与测评的31个省市中，北京、海南、广东、天津、四川、宁夏、西藏等地指数得分呈逐年上升趋势。在在线服务方面，政府在继续推进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类业务信息化建设的同时，加强了面向社会公众服务的业务系统建设，在线服务业务网络化、数字化比率明显提高。北京、上海在线办事水平居于领先水平，陕西、广东、海南、四川、湖南、福建等地进步显著。在公众参与方面，绝大多数省、区、市都开通了领导电子信箱和热线电话，很多政府网站设立了公众留言板，有些政府部门还开通了领导在线访谈，这些方式已经成为公众与政府部门直接沟通的重要手段。从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对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也要看到，当前服务型政府的整体水平与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总体目标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从公共服务提供方——政府来看，尽管政府信息技术应用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总体上政府业务信息化覆盖率还不高，许多服务事项尚不能实现网络化办理，同时政府公务人员的信息化能力也参差不齐，影响了政府网上服务的效率与质量。从公共服务接受方——公众来看，全国公众总体信息素质较低，许多人不会使用电脑，也不会上网；尽管目前我国网民人数从1999年年底的890万人上升到2010年6月的4．2亿人，[2]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但网民总数仅占我国总人口的1／3左右，全国仍有大部分人无法通过网络享受到政府服务。切实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2001～2010年，我国数字化生活指数从0．0319迅速增加到0．3910，10年间增长了10倍，远远超过知识型经济指数和网络化社会指数的增长幅度（分别为27．7%和10%）（见图2－1）。信息社会发展对个人生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个人拥有的现代信息产品显著增加，电视、电话、计算机、互联网等越来越成为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在各领域中的创新应用正在塑造着全新的生活、工作与学习方式。

图2－1　2001～2010年我国信息社会指数变化情况

电视、电话、计算机、互联网等普及率显著提高，日益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以手机和互联网普及为例，2009年我国手机和互联网普及率分别达到56．3%和28．9%，分别是2001年的5倍和16倍。手机和互联网在全球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2001～2008年，全球手机用户量平均增长率约24%，2009年年底全球手机普及率达70%（共46亿用户），部分发达国家手机普及率已超过100%，人均拥有超过一部手机。预计2010年全球手机普及率将达到75%（用户总数达到50亿户）。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已分别达到77．3%、75．5%和74．1%。除手机和互联网在过去十多年里迅速普及外，现在我国平均每百户城市家庭的计算机拥有量已达到60台，彩电达到140台。

变化的不仅是数量，更重要的是现代信息产品的创新应用正在塑造着全新的工作、学习与生活方式。传统意义上手机的核心功能是通话，2009年我国移动本地电话通话时长同比增长19．5%，移动长途电话通话时长增长31．8%；而3G的开通使得手机上网的速率大幅度提升，手机的上网功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手机上网降低了网络使用的门槛，使没有接入条件或电脑的人也可以享受互联网服务。庞大的手机用户必将拉动新一轮网民增长。这就意味着，随着3G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化，互联网的大多数功能都将在手机上轻松实现。越来越多的技术将被开发出来，也带给人们更多的遐想与期待。

正因如此，一个人几乎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能感受到信息技术应用的影响和威力：网上的信息越来越丰富，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天下大事。取款、交费不需要排长队，通过POS机、ATM机就能实现。远程教育让偏远地区的人们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网上购物、持卡出行、高速公路自动收费（ETC）等，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据抽样调查统计，2009年中国约有2．3亿人经常使用搜索引擎查询各类信息，约2．4亿人经常利用即时通信工具进行沟通交流，约4600万人利用互联网学习和接受教育，约3500万人利用互联网进行证券交易，约1500万人通过互联网求职，约1400万人通过互联网安排旅行。[3]从全球范围看，随着通信、计算机、消费电子和数字内容的不断融合，所有智能设备可以便捷、实时控制，各种数字媒体可以实现声音、文字、图像的综合集成和共享，这些正在构建新的数字家庭形态。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等加快普及基于各种终端的家庭设备安全监控系统，还把数字家庭建设作为解决老龄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信息社会发展正在塑造着新的工作、学习与交往方式，一切都变得更为便利与快捷，个人有了更多的时间与更广阔的空间施展才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有了更大的可能，个人成为信息社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以人为本、包容性、全面发展是信息社会的基本原则。而在当前阶段，恰如贫富差距被认为是工业社会中的顽疾一样，数字鸿沟也成为实现信息社会包容性必须破解的一大难题。近年来，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全面推进，数字包容指数不断提高，从2006年的0．3372提高到2010年的0．4456，提高了32%；但与信息社会要实现的包容性目标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在有些地区，数字包容指数还相当低。

所谓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拥有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存在的差距。一般来讲，处于鸿沟劣势一方的弱势群体，被称为信息穷人或网络落伍者，他们被排斥在信息社会之外，无法享受到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好处，在竞争中的劣势更加明显，也因此会更加贫困。这样，数字鸿沟就会使原有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恶化，甚至会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但如果弱势群体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也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一举改变落后局面。

数字鸿沟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在信息时代的客观反映。数字鸿沟的客观存在及其扩大将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数字鸿沟对社会发展及社会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大量信息贫困者的出现，即数字鸿沟的离散效应；二是信息均享程度下降，即数字鸿沟的分化效应；三是弱势群体的风险与机遇并存，即数字鸿沟的双刃效应；四是弱化信息化建设成果，即数字鸿沟的短板效应；五是社会脆弱性加大，即数字鸿沟的放大效应。

破解数字鸿沟难题要从成因分析入手。数字鸿沟产生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或收入水平，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或低收入人群因支付不起高昂费用而被排斥在新技术之外。二是教育水平或知识能力，受教育程度不同直接导致对新技术的认知、接受和应用效果存在天壤之别。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就很难真正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三是政策环境，国家战略选择和相应政策导向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四是个人习惯，个人秉性使然，总会有人尽管有钱也有知识但不愿接受新技术，从而在网络中落伍。五是年龄、体能等生理因素，对于存在身体或智力障碍的人来说，接受新技术的能力不能与正常人相提并论。从上述成因分析看，数字鸿沟问题将长期存在，不能指望很快就能完全解决，而且不能单纯依赖市场的力量来化解，需要政府和社会的长期共同努力。

从中国来看，数字鸿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发达国家间的数字鸿沟，二是国家内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数字鸿沟。从国内数字鸿沟看，目前主要表现为城乡数字鸿沟与地区数字鸿沟。

中国城乡之间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从主要技术产品扩散情况看，城乡数字鸿沟主要体现在计算机、互联网普及率方面，而在彩电、电话方面的差距要相对小一些。2008年城市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5．2%，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11．7%，城乡互联网相对差距指数为0．67（即农村落后于城市67%）。同年，城乡计算机差距指数为0．91，固定电话差距指数为0．60，移动电话差距指数为0．44，彩电差距指数为0．25。从变化趋势看，城乡数字鸿沟呈逐步缩小趋势。2002～2008年，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指数下降20%左右。[4]与数字鸿沟相对应的就是数字包容，以彩电和计算机普及情况为依据测算出的城乡数字包容指数2010年为0．44（即农村信息技术普及应用水平相当于城市的44%左右），比2006年提高了约32%。中国地区间数字鸿沟明显，但从总体上看小于城乡数字鸿沟。

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是实现知识型经济的必要条件，也是影响信息社会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知识型经济是比工业经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其主要资源是知识和人力资源，但必须配以相应的资金和自然资源，生产力较为发达是实现知识型经济的必要条件。

尽管经济水平非常重要，但是它并不是决定信息社会水平的唯一要素。信息社会发展水平是由经济水平、经济结构、劳动者素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扩散水平、电子政务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从2010年各地信息社会发展的情况看（见表2－5、表2－6），信息社会指数排名与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相同的仅4个地区；信息社会指数排名领先于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的有14个地区；信息社会指数排名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的有13个地区。

表2－5　2010年中国各地区人均GDP与信息社会指数排名表

续表

表2－6　2010年各地区信息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分类

信息社会的内涵是丰富的，发展信息社会需要多方面协调发展，多管齐下。实践表明，政府的战略选择能够直接影响信息社会的发展进程。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只要抓住机遇，应对得当，在战略规划上优先发展信息化，就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突破经济发展局限，实现信息社会水平的跨越式发展。

现代信息技术和产品的扩散与应用程度直接影响到信息社会发展水平。在创新扩散的不同阶段，影响其扩散速度的因素又不尽相同。在技术扩散的早期阶段，采纳者的主观因素包括其冒险精神、对新事物的接受意愿、学习能力等是主要影响因素；随着采纳者达到临界数量，创新被越来越多的潜在使用者所接受，诸如创新的复杂性、使用成本等便成为影响其扩散速度的重要因素，其中使用成本的影响尤为突出。

当前我国互联网、移动电话等信息产品都已经进入快速扩张期，人们对其性能的认知程度、接受意愿、使用水平等都较前些年有了显著提高。在此背景下，使用成本或者说支付能力就成为影响其进一步扩散的重要因素。过去十年来，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及电信资费价格的逐步下调，公众支付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支付能力指数从2001年的0．01615大幅提高到了2010年的0．4956。技术创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及不断推进的电信资费改革，正在使越来越多的公众分享信息社会发展的成果。但与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相比，与信息社会发展所要实现的普遍服务的目标相比，我国主要信息产品与服务的资费水平依然偏高，影响了信息技术普及和应用效果，成为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的巨大阻力。

以互联网为例，从国际互联网使用成本来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09～2010》，互联网普及率超过75%的前13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的固定宽带费用占人均GDP的比重在1%以下，其余两个国家该比重也仅为1．15%（见表2－7），而我国2008年宽带资费占人均GDP的比重为7．4%；同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在所比较的99个经济体中位居第71位。

表2－7　2008年部分国家互联网普及与资费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2010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09～2010，2010．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互联网还存在速率低的问题，如果考虑到网速问题，则我国的互联网应用的相对成本更高。2008年，我国上网接入速率约为1．8Mbps[5]，远远低于日本的63．6Mbps、韩国的49．5Mbps，以及中国香港的20Mbps。2008年，我国宽带用户平均月资费83．8元[6]，相当于每Mbps每月46．6元（约合6．7美元），是韩国宽带价格（0．37美元）的18倍、日本（0．13美元）的51．5倍（见表2－8）。如果考虑到收入差距的话（2008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是我国的6．9倍），意味着我国宽带业务的相对资费水平更高。如此高的资费水平，严重影响了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与应用。

表2－8　2008年宽带速度前10名国家的网速及其价格

续表

资料来源：国际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2008年全球宽带网络建设状况．

与互联网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8年我国有线电视入户率为42%，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等地均超过65%，上海市最高达104．76%。而当年有线电视用户的资费支出相当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0．31%，相当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01%。在有线电视入户率最高的上海市，这两个比重分别为0．23%和0．52%。资费相对较低促进了有线电视的普及，也充分说明了资费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程度，从而影响到信息社会发展水平。

从日内瓦会议《原则宣言》对信息社会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信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是“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提高生活质量”，这也是衡量信息社会发展水平的两个重要方面。众所周知，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过度依赖能源和资源投入的发展模式已经对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并且直接威胁到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由此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型经济转型便是人类迈向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但从我国的发展现状看，2001～2010年，我国知识型经济指数增长相对缓慢，2010年比2001年增长了大约28%，比2006年增长了大约18%，2006～2010年，年均增长了大约4．2%。2010年知识型经济指数为0．3406，向知识型经济转型缓慢已经影响到了信息社会进程和发展水平。

首先，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社会水平越高，其产业结构就越软化，该国家或地区的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更大，容纳的劳动力也更多。从测算结果来看，我国无论是产值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还不够软化，距离美国等信息社会水平较高的国家仍有相当的差距。

从产值结构上看，服务业尤其是信息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是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测算结果显示，我国产值结构优化进程缓慢，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高。根据《2009年国际统计年鉴》的相关统计数据，2007年世界各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为67．1%，其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产业占比为70．1%，美国、荷兰、英国等发达国家早在2001年就已经超过了70%。2009年我国仅有北京的第三产业占比突破70%，达到75．8%，但全国的平均第三产业占比为40．1%，ISI指数排名首位的上海也仅为59．7%，多数地区的该指标值仅为30%左右。这说明到目前为止，我国各地的产值结构仍很不合理，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严重不足。

从就业结构上看，就业人员在不同产业中的分配情况将影响经济、社会结构的水平和质量。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不断降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不断提高，也是信息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大都降到5%以下，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大部分已达到65%以上。根据《2009年国际统计年鉴》的相关统计数据，2005年全球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已经达到75%，其中中国香港、美国、以色列、英国和加拿大分别为84．6%、77．8%、76．3%、75．6%和75．3%。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劳动力大量滞留在第一产业，2008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接近40%。2008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33．2%，较3年前仅提高了1．8个百分点。目前，我国仅有北京的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72．5%，全国的平均比重仅为33．2%，排名第2位的上海也仅为55．2%，多数地区的该指标值仅为30%左右。

其次，人力资源支撑不足。知识型经济本质上说是人力资源发挥核心作用的经济，比以往任何一种经济形态都更依赖于人的知识和智力。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存在知识型劳动者就业比重较低、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偏少、研发经费投入不足等问题，难以支撑向知识型经济的转型。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报告，2007年美国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61．1%，英国为31．9%。2006～2008年我国就业人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比分别为6．63%、6．6%和6．91%。2007年瑞士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7%，而我国仅为3．19%。新近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加大教育投入，要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实际上这一目标仍低于2004年的世界平均水平（4．59%）。与此相关的研发领域投入存在同样问题，从研发投入强度上看，2008年我国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1．5%，远远低于2003年的世界平均水平（2．28%）。

最后，资源利用效率亟须提高，节能降耗减排面临巨大压力。测算结果表明，2006～2009年我国经济发展的能效指数从0．1413提高到0．1833，增长了29．7%。从具体数据看，2008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7年下降4．59%，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4．42%和5．95%，意味着自2006年推行节能减排以来，我国年度单位GDP能耗降幅逐年加大，前4年能耗下降了14．38%，但要实现“十一五”期间20%的节能减排目标，仍有较大压力。

知识型经济是发展信息社会的重要基石，要加快建设知识型经济，必须加快教育投入、研发投入，重视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增加知识型劳动者的比重；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加快利用科技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高产品中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坚定不移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继续节能减排，利用新科技加快可替代能源的开发，从而降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用信息技术的应用节约成本、时间，提高企业效率，加强排污监测，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另外，还需要强调城乡、区域之间的协调，加快收入分配改革。

[1]［美］埃弗雷特·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第4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research．cnnic．cn／html／1279171593d2348．html．

[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

[4]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数字鸿沟研究”课题组．中国数字鸿沟报告2009．见：国家信息中心，中国信息年鉴2009，2009．

[5]Communications Works of America．2009Report on Internet Speeds in All 50States．http：／／www．speedmatters．org／content／2009report，2009．

[6]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