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二 作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8)
追求先进性，实现和谐社会，坚持科学性，面向大众等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其实从根本上离不开这个文化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无论经典马克思主义在百年来的实践中发生怎样的变化，今天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实在在已经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成长和成熟完善的全过程，已然成就这种文化的基本品格。所以，我觉得认真盘点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哪怕是挂一漏万的），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的意义。这里仅以李泽厚的相关文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他人论述，谈谈笔者对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思考。
一、传播及其如何可能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等。那么从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究竟如何变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里面有一个源和流的关系问题需要处理。中国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导致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解构和空洞化。这里以李泽厚1987年发表于《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的“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部分和2006年发表于香港明报出版社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两个文本来概括陈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可能的问题。
在现代世界史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思潮和理论，但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留下如此深重的影响，决定和支配着十几亿人、好几代命运的，绝无仅有。这个影响在中国究竟如何可能？今天和未来的命运又将如何？这不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命题，也是说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根脉的必须功课。之所以选取李泽厚的文本主要有如下考虑：其一，李泽厚本人对马克思经典著作、西方近现代哲学家的经典著作的阅读、分析、了解、把握相对全面，有相当深度。20世纪50年代关于哲学美学的争论中他是“实践派”的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的阐述有很强的理论说服力，在学术界和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其二，他所讨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了传播史、思想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成败得失，虽有粗疏之嫌，相对还算客观。其三，他本人总体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和理想远景有相当充分的自信。当然，笔者并不全部赞同李泽厚的观点和看法。
图118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图119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李泽厚认为马克思主义早年在中国的传播中存在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像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中国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并没有读过今天所谓的马恩的经典著作，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是一些经过日本译者介绍和解说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没有阅读原典的情况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接受了什么？他们的选择是出于理论的兴趣？现实的需要？这个接受和选择是如何可能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叙述的一开始就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从它一开始进入中国，就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原典阶段。相比于1987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的“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香港明报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书更加集中、明确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这个概括经过了深思熟虑，是我们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必要参考。
首先是客观的、社会的原因。康有为曾经在《大同书》中列举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类型的苦难，尤其是广大民众和妇女的贫困、苦难和压迫。他描述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悲惨世界，而这个悲惨世界百年来没有找到出路。在辛亥革命（政治革命）、五四运动（思想革命）都失败之后，没有出路的焦虑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尤为突出。对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示出的资本主义的丑恶，和俄国革命造成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希望，陈独秀由提倡思想文化革命作为“最后的觉悟”，一下子转向社会革命，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通过列宁主义被中国人首先是少数知识分子热情接受、忠诚信仰并决心为之奋斗。可见，首先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各种主义的比较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定走俄国人的道路，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切合当时中国的现实，并且可以立即实行。正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主义而进入中国的，并不直接与马克思有关，所以马克思的许多基本著作、思想并未被中国人仔细研读、了解和思考。而列宁主义则不但提供了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套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共产党的组织经验。这两点通过农民为实体的中国长期武装革命，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其次是传统思想方面的原因。事实上与马克思主义同时或先后进入中国的还有许多主义，如尼采、伯格森、杜威、易卜生、托尔斯泰、柯鲁泡特金等等，为什么选来选去最终就选择马克思主义呢？值得继续追问的是：为什么1949年后中国绝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包括第一流的教授和作家，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如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陈元、雷海宗、顾颉刚、朱光潜、宗白华、老舍、曹禺、傅雷甚至沈从文、萧乾等等，其中不少人原来是反对马列的，但都先后接受和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放弃自己原来的思想立场和学术主张？客观社会的原因恐怕就难以解释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养尊处优，对社会苦难有的还有相当的隔膜，他们也不像青年知识分子一样热衷于社会革命，那么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对他们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力呢？使他们心悦诚服？李泽厚认为这些知识分子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虽然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压力，但绝大多数在思想上情感上是真心诚意的。这不但因为在实践上，共产党的革命成功地把百年来统治、欺负中国的外国势力赶走，使绝大多数怀有民族情感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扬眉吐气，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理论上也真心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具有说服力。马克思理论本身使他们感到比他们以前所学的和他们自己的思想要深刻。李泽厚举了逻辑学家金岳霖的事例加以具体说明。金岳霖是著名逻辑学家，在英国写过政治学的博士论文。但在1906年《哲学研究》却发表一篇《论所以》的数万字长文，详细论证形式逻辑有阶级性，“管内容”。这是个纯学术问题，并没有人要他这么写，是他自己认为想通了而主动写的，而且作了细密的学术论证。当时许多人读后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的学生周礼全也反对。连毛泽东也不赞同，但金认为这就是他所接受的真理：人间的一切事物包括形式逻辑都有阶级性。有人批评他，他还不接受。这个例子很有代表性。朱光潜“文革”以后非常认真地解读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冯友兰1982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致词时坚持要提毛泽东思想。贺麟、张岱年等在“文革”后的80年代都以80高龄竭力要求加入共产党，顾颉刚的私人读书札记中到处提到阶级，揭露段玉裁是贪官。陈垣在私人信件中也说：“读毛泽东选集，思想为之大变，恍然悟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并一再鼓励友人“当法韶山”。连一向潇洒的宗白华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别人的美学是“主观唯心论”，尽管他们当时了解和接受的马克思远非原貌，但他们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真心信服的态度，却是严肃认真、忠诚老实的。他们当时的确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其中陈寅恪最为突出。有人说也许跟他目盲有关。目空一切的熊十力也上书毛泽东，赞扬辩证唯物论，认为符合周礼。自视甚高的梁漱溟，在挨批后仍然写收藏在家没人会看的歌颂大跃进的文稿。没有人强迫他这么做，这才是问题所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并得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拥护，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笔者部分同意李泽厚的分析，认为上述知识分子之所以作出如何的选择和思想认同，也许是因为马列的一些思想学说和他们浸染其中的中国传统思想有沟通和协调之处，在一定情境和条件下便突现出来，使他们较为容易地接受马列，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中国传统文化总有一种对理想社会的怀想和追求，而且这个理想是世俗的，并不真的寄托在灵魂世界。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最高的人生目标就是济世救民，为国家民族办事，为最终实现这样一个理想世界而奋斗，这与马列所讲的为无产阶级为世界劳动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而奋斗，容易连接沟通。而且马克思对这个理想社会有一整套非常科学的理论话语，即认为历史发展是有普遍必然的客观规律，从而资本主义一定灭亡，共产主义即理想社会一定实现。这与中国传统承认与人事相关但有客观规律的天道观念，也容易接轨。解放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也是从学习社会发展史而取得实效的。当时人们认为共产党的武器装备还不如国民党，由于体现了这种历史必然，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所以取得了胜利。而且这一理论还能赋予知识分子一种高昂的人生理想、道德情操、奋斗精神和生活价值，具有伦理学的重大意义。相比于这个理想，相比于共产主义和广大人民的幸福利益，其他的一切理论、学说以及个人成就、事业甚至身心存在就微不足道。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一向高傲自大的高级知识分子也终于低下头来，接受思想改造，进行自我批评的重要原因。总的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给了一般知识分子以一种崭新的认识论观点和伦理学理念，而它之所以可能，则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某种心理上的连接。而且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只有理想的价值追求，流于清谈，还非常重视实际行动，即实践。不尚空谈，不重思辨，强调以实事程实功，工夫即本体，从修身处世到建功立业，无不如此。而马列讲的也恰恰是“革命实践”，并且无论在理论（马克思）还是实践（列宁）都有一套言之成理的办法和措施。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容易接受马列的重要原因。在重伦理实践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所说的个人本就在五伦关系之中，这与马克思所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衔接。于是中国大量知识分子为了共产党的事业，听指挥，服调配，前赴后继，自觉自愿地奉献和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即使1949年以后大量中国知识分子也继续这一革命传统，为国家建设、国防建设、农村建设，包括两弹一星贡献了整个青春。不管怎样，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走了多少不必要的弯路，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分子为民为国而寻求真理，而参加追随共产党奋斗终身，永远值得尊敬。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光彩、最成功的部分。
图120 《形式逻辑》
图121 《悲剧心理学》
在笔者看来，第二个原因的分析需要作些补充，事实上也许是清以来整个民族在鼎盛时期过去后经济生活和外交事务中的节节溃退导致的评价标准外向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被接受更加具有相关性。当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不再那么自信，他者的评价连同实践的成功所能起到的引领作用可想而知。对此，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曾有过相关分析：
图122 《中国哲学史（上）》
图123 《人心与人生》
自明隆庆元年起，经济发达、领先的中华帝国，却把货币金融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与此同时，皇权与士大夫官僚阶级之间，长期围绕着礼法进行几乎毫无意义的冲突，导致帝国统治结构从上层断裂，至于在基层方面，由于“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痼疾，豪强和胥吏们通过操持行政、司法和财税而垄断地方，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无组织之小农，并无制度抓手，国家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然都会被操持地方的豪强胥吏扭曲。如此上下脱节的国家，如此组织松散的社会，各阶级均按其“自治”的潜规则行事，表面上仿佛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而各得其所、各行其是，但实际上，其内部的组织能力、组织效率却是实实在在地不断下降，结果，如此社会，只能以道学家的“无为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如此没有组织效率、奉行“不干预主义”的国家，自然也就无以建立起严格的国家预算机制、税收机制，从而更不可能在严格的财政和税收的基础上，成功地确立起自己的发钞机制，从根本上无以保证国家货币的稳定和独立。最终，在美洲大规模发现白银的“国际大气候”下，明帝国将货币短缺问题之解决，全盘委之于美洲白银之进口，其实乃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它深刻地折射出明帝国国家行政能力的失败、透视着其社会结构从内部持续解体的大趋势(9)。
从那时起一直到清末，金融体系的崩溃与军事失败接踵而至，货币主权荡然无存，这恐怕是从明王朝到蒋介石政权以来持续数百年的根本困局，这是中国国家近代衰落的最根本原因。伴随这种衰落，原先拥有的文化上的优越性和合法性就失去了依凭，那种自信和智慧的文化自豪感也受到极大的打击。以致于发展到打倒孔家店这样激烈的程度。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看问题，去判断一个国家传统文化面对新文化的态度和取舍，也许比一般的文化心理结构分析更加客观，可以发现情势不得不使然的面相。
但有一点，我认为李泽厚阐述得很清楚，那就是相对于进化论，唯物史观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这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进化论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原因：
第一，它更为具体地实在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不再是一个相当简单的生存竞争或比较空泛的社会有机体的观念，而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础来解释社会的存在和各种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观念体系以至风习民情，具有很大的理性说服力……
其次，就具体内容来说，中国社会思想中一直有乌托邦的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是希望“复三代之治”，道、墨甚至佛教也各有其不同的乌托之邦或极乐世界。到近代，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更分别构造了他们的“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大同远景。以空想社会主义为自己现实奋斗的最终目标和远大理想，是这些志士仁人进行实践斗争的一种巨大的动力。因之，由空想社会主义到唯物史观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思想进程上也有顺水推舟易于接受的便利(10)。
二、变异、偏差及其代价
被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土壤上究竟发生着怎样的变化？由于早年民族独立和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中国化的极其重要的部分。1949年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绝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承认或否认阶级斗争从而积极参加或消极拒绝阶级斗争，几乎成了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上的区分界线和标准尺度(11)。毛泽东的概括更加清晰：“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12)
这虽然不能概括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毛泽东本人关于唯物史观的全部看法。阶级斗争不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也远不止是阶级斗争，但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内容，对中国知识分子确实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共产主义作为唯物史观的未来图景，提供的只是革命的信念和理想，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现实描述，才既是革命的依据，又是革命的手段和途径。于是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根本的理论学说和基本观念。于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研究、甚至描述阶级成为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按照李泽厚的判断更加接近《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而不接近《资本论》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阅读恩格斯1885年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的三版序言及马克思的这篇事变不久完成的论文，可以认为李泽厚的这个分析大致不错。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的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能够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个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13)。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关于小农和马铃薯关系的分析是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者记忆犹新的：
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是它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的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14)。
这种阶级分析方法在毛泽东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就有具体的运用。重点不在结构性的阶级阶层分析，也不以严密的数量统计为基础进行所有制和财产分布的描述性研究，更看重的是政治处境和政治态度。说到底是为了明确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李大钊所宣讲的马克思主义及其道德色彩。李大钊在一开始介绍阶级斗争学说时，又特别着重宣传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用互助来“补充”阶级斗争：
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和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就可以发现出来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规定的基础……这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
他（指马克思）并不是承认人类的全历史，通过去未来都是阶级斗争竞争的历史。他的阶级竞争说，不过是把他的经济史观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段，不是通用于人类历史的全体。他是确信人类真历史的第一页当与互助的经济组织同时肇始……
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15)。
我们于此可以断定，在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一日消灭，不过它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终至不能实现。这是马氏学说中所含的真理。到了经济构造建立于人类互助的时期，这伦理的观念可以不至如从前为经济构造所毁灭。可是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加倍努力，以图铲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习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修正的地方。
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的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16)。
以互助、协合、友谊、人道、改造人类精神作为改造社会组织的互补剂和双行道，使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具有某种伦理的内容和性质，强调心物、灵肉的双向的、同时的改造。主张人道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相结合，阶级斗争与在劳动基础上的互助合作相结合。这就是李大钊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革命时期真正起作用的主要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据李泽厚的分析，毛泽东思想形成于长期的军事革命战争，首先得益于战争经验的总结。从30年代三次反围剿到1949年前的三大战役，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最具代表性。由军事而政治，逐步形成一整套战略策略，包括“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又团结又斗争”、“联合中有斗争，斗争中有联合”、“有理、有利、有节”等等，都是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所总结的思想成果。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在组织上他非常重视“党的建设”，把支部建在连上，彻底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后又把军队中这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扩展至整个社会，使人们的一切生活和思想都在党组织的掌握之中，党组织成了整个社会的筋骨血脉，上下贯通、坚固持久，效率极高。只要管好了党也就管好了整个社会。这个党组织远不只是具有军事特征，还是成为个人安身立命之所依。组织和同志的关系超乎寻常，其价值和感情远远超过和优越于任何其他关系和情感。残酷的战争环境和军事斗争要求党不但管政治，而且要管个人的一切，特别要管思想和情感，统一思想成为党组织的轴心任务，毛泽东因此非常强调改造思想，即以整风方式解决问题——不断严格地要求党的干部、知识分子以无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判断、考察、分析和裁判一切，不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图124 《李大钊选集》
图1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图126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毛泽东后来把阶级斗争极端化、绝对化，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无处不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72页），从而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跟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很不一样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是以中国传统小农社会中的长期军事斗争的经验为依据来了解、接受和阐释马列的。所以毛泽东在哲学、军事和政治上一直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认为只要努力发扬人的思想、意志、干劲和精神，就能改造世界，达到目的。解放以后，他又把这些想法和经验搬用到各个领域和方面，包括“先合作化后机械化”、“三大改造”、“大跃进”、“鞍钢宪法”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并形成其中国化的成果，进而变成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间的差异、变迁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把毛泽东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立起来。其实在中国的政治领袖群体中率先发起对苏联经济模式的反思与冲击的恰恰是毛泽东，率先提出为中国创造新实践的也是毛泽东(17)。进入新中国以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表现出一种苏联模式的过渡辐射，甚至呈现出某种照搬苏联模式的趋势，究其原因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中国对如何进行社会治理和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应有的经验积累，二是新中国在外交上选择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对于这一选择，毛泽东认为是当时国家利益之所在。这其中既有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要扼杀新中国的威胁的考虑，也有获取苏联给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更多经济技术援助的期待。后来随着1000多名苏联专家出任中国众多行业和部门的顾问，仿效、移植甚至复制苏联的做法就成为更加自然而然的现象。
但是这种状况的出现毕竟有违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毛泽东对此也十分不满，他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没有其他办法。”根本的原因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因此随着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打破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神秘主义的崇拜，毛泽东也开始公开检讨新中国对苏联的教条主义倾向，重新强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经验，他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8)
进入1958年，毛泽东对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从一般性的批评转为对具体工作领域的批评。1962年他再次指出：“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有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19)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发展道理的一种特殊表达。它意味着历经中国革命时期的独创性创造后，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新的历史性课题。这也就是他在这一时期反复提到的要进行新的“路线创造”的问题。这种自觉创造的标志就是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的发表。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20)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开创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宣示。
图127 《读毛泽东札记》
当然，毛泽东也清醒地认识到，进行新的路线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他反复强调新的路线虽然已经开始形成，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同时对党内和国内关于新路线的认同他很不乐观，他还预言这种创造将会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还会犯错误，甚至出乱子。这里反映了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清醒和自信，他认为即使发生这种错误，也是发生于积极探索新道路的过程中，与固守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错误性质不同，他希望的是探索过程中犯的错误能小一点再小一点，但无论如何他始终确信照搬苏联的是没有出路的。当然历史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虽然自信并殚精竭虑地致力于新的路线创造，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尤其是作为创造产物的三面红旗在某些地区产生十分消极甚至灾难性后果。但是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尤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成为共识的今天，毛泽东当年反对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照搬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和自觉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实践，意义尤为深远。毛泽东的探索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响亮先声和重要思想资源。
图128 《毛泽东与中国文化》
图129 《毛泽东传》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们有了一个独立、统一和平等的中国，为今天的现代化减少不少困难和阻力，避免了受外国政权干扰和地方割据的种种冲突和战争，减少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因无政府状态的资源浪费和人力的过度剥削，全国一盘棋的工业布局和统筹调节，为今天的市场发展和速度，打下良好稳定的基础。反传统等级的平等观念、集体观念、劳动光荣、劳动人民至上观念仍然留下深厚影响，使保护弱势群体等等在社会和政府两个方面都得到及时的注意，这正是其他地区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缺少的重要的精神资源，而所有这些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着某种走自己的路的前提、条件和可能性。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变异和理解上的偏差，也交付了沉重的代价。由于长期军事斗争所形成的制度、惯例、习惯和观念，使各级党和政府权利过大，无人监督，缺乏法治和程序，而仍然企图以道德说教和意识形态而不是强调以现代政治法律制度来推动国家建设，不免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
三、内化——渐进式探索
“文革”以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以学术出现的政治命题开始扫除人们的思想障碍，即必须从人们的现实实践出发去认识世界。但是真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中展示出新时期特点的是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性复归、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开始的时代最强音。它在文学上突出地表现出来，也在哲学上表现出来。哲学上重提启蒙，反对独断（教条），反对愚昧，反对异化，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盛极一时。当然最集中的体现还是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人道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以人为中心”，“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等等。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人道主义性质大致不错，但是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并不符合马克思当年的原意。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历史观，既有科学的内容也具有意识形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建立在这种历史观基础上的。人道主义不可能是历史观，用人道主义来解释历史，来说明人的存在和本质，必然空泛、抽象或回到文艺复兴、启蒙主义的理论上去，人道主义强调的是个体、个人，马克思历史观讲的人，主要是从人类总体出发，然后才讲到个体。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体的这种自由是以人类总体的历史性的行程为前提的。李泽厚认为，一方面我们应该反对在革命、集体的旗号下种种抹煞、轻视个体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大我”与“小我”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极为复杂的具体的历史行程，用义愤、感伤、情绪以及价值判断、伦理原则是不能真正解释这个行程的。总之，提倡人道主义虽有其现实合理性和正当性，但作为哲学理论，还需要仔细研究、充实和提高。当然应该看到尽管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显得非常抽象、肤浅，不能深刻说明问题，并且情感大于科学，但毕竟表达了人们压抑了很久的思想、观念、情感、意识，有其现实依据。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批判者引经据典，大造声势，大加驳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确并不是人道主义，却始终应者寥寥。从理论上说，这种批判的根本弱点，正在于没有具体科学地考察中国这股人道主义思潮的深厚的现实根基、历史渊源和理论意义，也就是说这种批判没有意识到这股思潮有其历史的正义性和现实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此时的确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需要创造性的发展，需要更加明确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革命的理论，而且是建设的哲学，不但因为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建设，而且因为建设对整个人类来说是更为长期的、基本的、主要的事情。邓小平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要求中逐步建立和成熟起来的。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总体上引领中国走上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那么邓小平理论则实质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渐进探索。邓小平根据他所处时代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拨乱反正的必要性，一方面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另一方面，为打破思想僵化的坚冰，走出历史的误区，开拓新的历史时期，又赋予解放思想以特殊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在此基础上形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同志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强调发展是一个加速形式出现的前进运动，其著名的表达就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他把发展看成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扎扎实实的上升运动，提出著名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他还提出了先沿海，后内地，沿海支持内地的梯度发展理论。他强调了区域平衡发展、综合全面发展（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以人为本（需要满足、素质提高、潜力发挥、机会平等、当代人不损害后来人的发展）的重要性。
图130 《海外邓小平研究新论》
图131 《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
图132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图133 《邓小平年谱 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上）》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做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和国情分析，强调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认为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它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理念的深入人心是和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观点直接相连的。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理论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带到新的历史阶段。当然，这个阶段的许多工作带有探索性，如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具体操作中涉及多项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秩序优先、基层试点等方面需要审慎推进等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具体表述上极具智慧，比如他更加强调机遇而不是普遍规律，更加强调群众自发鲜活的实践形式而非自觉有意识的灌输，更加强调探索尝试而非盲目乐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内化过程中思维方式上的非常重要的变化。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的成果，又实事求是寻求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道路和步骤。随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理念的相继提出，不断丰富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也使这种渐进式探索逐步趋于成熟，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融合，使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获得真正的文化品格（相关内容因有专文详述，此处从略）。
四、共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前景
其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西化”。成功的西化强化了我们的民族自信，而这种自信产生了一个看似奇怪的结果：在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上反而逐步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度遭到唾弃、被批得体无完肤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曾有的尊重。不管这种取向是否值得称道，至少这种时候我们可以比较从容平和地思考一路走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和前景。
由上述回顾可以看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已经演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那么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原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而出现的一系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两者各有利弊，因为前者固然充满理想憧憬和抽象义理，但终不免隔了一层，后者固然贴近现实，但也难免不断正名和解释的困境。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马克思当年就十分反感当时人们对他的思想理论进行的宣传和解说，如果今天马克思在世，也许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他都不同意。当然，不管如何，各种马克思主义、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当前和今后都将继续存在，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即使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我们倒可以根据国内外社会主义形势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新进展，回过头来分析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思想的是非得失，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
笔者认为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思考和实事求是的分析。
1．《资本论》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揭示、批判及其方法论上的启示
与文辞精美、情感充沛的革命经典《共产党宣言》不同，《资本论》是花费马克思毕生心血的主要著作。从分析商品（资本主义的细胞）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出发，追溯为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再推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即攫取剩余价值的过程描述得清楚而深刻。但客观地说，这是一种片面的深刻。马克思虽然也曾肯定过资本家的作用，但没有更多的研究资本家的工厂、矿山、码头等等（构成今天所谓实体经济的重要部分）是如何可能成立和维持运作、制造剥削、产生剩余价值的全部状况。他主要从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出发，而没有将如何可能产生和维持这些企业运作的全部要素考虑在内，也就是说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等为创立企业、维持企业运作所花费的时间、精力等等基本没有进入他的视野进而得到认真研究。一个客观事实是：工人在8小时工作制后毕竟回家可以稍事放松或休息，老板们却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订单、金融等各类问题和风险，其劳动和心理负担并不轻松。不管动机和个体状态如何不同，在客观现实上，企业只能靠工人和管理者的共同努力和协调才能存在持续和发展，仅仅是老板的贪婪和私欲，不可能直接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老板们的心思计谋，对行业的总体判断和针对客户群的各种活动，才使生产和再生产成为现实。《资本论》只突出了工人在生产中的被剥削地位和由劳动价值论所得出的剩余价值理论，入情入理，很是深刻，但是并非企业和资本的存在和运作的全貌。
马克思分析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穿资本家养活工人的谎言，以系统的理论形态证明结果恰恰相反，主要是工人的劳动（并非唯一）养肥了资本家，提供了社会生存的基础。深刻性还体现在这个观点直接影响了20世纪的许多国家、地区的社会实践。而所谓的片面的深刻主要体现其中所包含的巨大悖论：唯物史观本身是历史性的，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讨厌道德说教。但他们恰恰又认为自己是在为受剥削、受压迫的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奋斗，认为工人阶级是执行历史发展客观使命的代表，也就是说伦理主义的善在推动社会的前进。马克思理论中的这种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悖论在现实中是如此体现的：保守派和资产阶级在私欲的推动下（恶）努力发展生产工具、生产力、生产关系，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即剥削收入）；而无产阶级为避免失业，则竭力反抗之。从一二百年前的使用机器和捣毁机器到后来使用和反对新科技再到参加WTO和反对WTO，以及赞成或否决欧盟宪法等等，都可以看到这一深刻悖论。左派往往维护工人和下层民众的切身利益，作为善和伦理主义的代表，却偏偏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内竭力抵挡和阻碍着历史的前进路途。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些阻挡和抵抗本身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又并非全是负面的。它可以使私欲所推动的历史进展减少一些纯粹的罪恶。可以迫使资本家或企业强势一方减少工时，增加工资，改善福利，这对稳定社会和生产发展又是有利的，避免了资本家无限剥削所造成的经济崩溃。这实际上又是在具体执行马克思主张的历史主义的基础理论。而今天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修订劳动法，探索市场和道德结合的机制和形式，实际上就是在历史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悖论中寻求解决方案的有效努力，事实证明：在资本和劳动问题上把握适度的话，对总体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来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一味将阶级对立、劳资矛盾看成不可调和的问题，并不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图134 《资本战争——金钱游戏与投机泡沫的历史》
图135 《资本论》
对当年的马克思来说，这种片面的深刻确有其历史原因。当时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和余波尚在，1830年特别是1848年革命和作为其制度和理想的乌托邦思想对知识分子还有巨大吸引力，巴贝夫主义和激进思想传布深远，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21)。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布朗基主义和巴贝夫影响很深，将社会乌托邦理想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一定意义上正是当时时代状况在充满激情的知识分子中的产物。他们同情工人，怀着崇高的道德理想和情怀。马克思阅读研究大量文献资料，认真思考，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深信资本主义将迅速崩溃，工人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人，而暴力革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这种信念在对现实和历史状况的研究中，主要是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法作出政治经济学的判断和表述的。
马克思将商品二重性归结为劳动二重性，其中的关键在于将交换价值归结为抽象劳动。在思辨的意义上非常有道理，但抽象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些基本概念和由此推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等到底有多少经验上的可操作性，常常令人困惑。将劳动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抽离，特别是将劳动力从具体劳动中抽离，把劳动当作和一切社会形态都独立、不以它们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一个永久的自然必然性，而不问其支出形式。形成价值的劳动是一等一的人类劳动，把一切现实的劳动还原为人类劳动力的支出。这些解释确实无法应对今天劳动和劳动力本身与其它因素交互作用的具体事实。而用抽象劳动来解释交换价值，强调不是劳动而是抽象劳动的支出才是计算价值（交换价值）的普遍尺度和衡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根本基础，也就是说这个劳动力支出及其推演完全脱离具体历史地使用——制造工具的劳动活动的结构，而变成了一种黑格尔式的精神思辨的抽象运动，即以被同质化的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支出来展开剩余价值的论证，其中舍弃了劳动力的消耗量与物化劳动的消耗量（工具、机器等）之间各种随历史境遇而变化的复杂关系、比重和结构的经验分析，进而得出商品便宜，劳动力也变得便宜，那就是资本内在的冲动和不断的运动的论断。这样一来财富就集中于少数资本家，中间阶级不断沦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并壮大。更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经济危机必然出现，从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适应而必将迅速崩溃，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胜利。于是，剥削剥削者，消灭私有财产制和清除剩余价值中剥削工人的部分，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就顺理成章了的辩证逻辑。这个逻辑今天看来值得进一步推敲(22)。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是实践观，这个实践从客观物质的层面上来说就是与使用制造工具的活动直接相关。我们不能脱离使用制造工具的整个实践活动抽象讨论劳动力和劳动，生产力各要素的结构本身的发生、维持和发展，与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是难以分割的。劳动力的支出在不同的生产结构、不同的硬件软件中很不一样。而这就涉及科技人员、资本家和人们的自由时间与劳动力支出的关系，以及前者是否和如何转换为后者、还原为同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问题。如果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抽取出工人被剥削这一事实来作为决定性因素，以工人的体脑劳动力支出这一个别因素作为决定性因素，以劳动二重性、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思辨概念作为出发点和逻辑所建立的价值理论，还不足以全面解释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而由此推演出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等等结论，被事实证明（苏联、中国等尤其是柬埔寨曾完全彻底废弃商品、市场和货币）是有问题的。按劳分配只是市场价值规律下劳动仍然作为商品的一种虚假状态，社会主义在经济分配领域主要是由政府的计划调节、行政控制和福利政策来实现的。是政治干预了经济，既非先验原理，也非经济规律，而是社会正义观念通过政治对经济的干预。看清楚这个局限和黑格尔主义存在的巨大风险，我们今天也许可以更加深地体会到邓小平同志不争论的智慧。邓小平由于不是从先验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实际经验出发，提出不争论，不讨论姓社姓资，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反倒符合历史的实际和人民的要求。所以这里仍然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抽象思辨出发，是选择先验理性还是实用理性，是根据经验合理性还是抽象辩证法的问题。
2．关于人类远景理想及其意义
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许多著作，在对人类历史所作的许多描述和研究，如对各种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剖析，对工作日缩短和人类远景的展望等等相当精彩和深刻，是他的唯物史观的具体呈现和成果。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深刻的，因为价值是由劳动创造，是人类基本实践的产物，而不是来自上帝、语言交往等等因素，与此同时它还有一种人类学的政治理想的含义，即既然劳动创造价值，从而广大劳动者就有权利取回应有的报酬，这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各种劳动者经济和政治上的解放提供根本依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以及逻辑推演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范畴概念以高屋建瓴的思辨方式，揭示资本家掠夺工人劳动产生大量财富的根本来源，揭示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虚假本质，提出彻底改变这一状况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它在引导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是有价值的，但我们也应当看到：这还只是一种哲学上的意义，落实到实证的经济科学，由于缺乏准确的足够的中介环节就成了“先验幻相”（康德），将它直接操作运用于当下的经验中就有可能导致生产力的倒退。马克思的经济学之所以未能在经济学领域真正发展，劳动价值论之所以后来为各种具体价格理论所取代，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虽具有历史哲学和伦理学的重要意义，却缺少经济可操作性和可计算性。了解这些幻相的存在又仍然保存其积极方面——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者必要也必须从资本主义的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人类远景的指向，这才能经由马克思和吸取马克思继续前进。当然，这一意义仍将仅仅是哲学视角。缺乏经验性的理想，它能范导思维形成统一性，这在改变世界的哲学意义上看有积极功能。中国古代不也有“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大同理想吗？虽然经验没有证实它，但也没有证伪它，所证伪的是这些概念无中介地直接运用于当下经验之中。所以这些理想仍然是可以并值得人们去期待、争辩和相信其未来可实现的，真如幻时幻亦真。
图136 《纯粹理性批判》
图137 《理想国》
图138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当年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只是将其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认为这个阶段仍有共产主义法权。即使如此，社会主义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产生的比资本主义有更大公正、平等、自由、民主，对弱势群体有更多的关注和照顾，有由国家或政府适当调节各种收入等相当宽泛的社会理想和具体方法来理解、提倡和实行，这还是极有现实作用和长久意义的。其实在中国也正是怀有共产主义理想和共同富裕观念的中央政府的几种权威和有效管理，包括过去的群众路线、两个积极性（中央和地方）、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等经验和观念，对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李泽厚认为在思想和理论上根本摆脱了先验性的幻相以后，可以一方面仍然承接过去社会主义实践中对一些值得汲取和发展的具体经验和因素，从而另一方面更加自由、健康地中国式地去发展市场经济。这样也就保存了“幻相”的理想性质，并用于范导指引市场经济发展中寻找正确的经验的中介环节，创造一条现实的、具体的由成功经验所不断支撑的新路，也就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区别和优越于资本主义。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作为高度物质生产基础上比较公平的分配理想，仍然可以存在、坚持并发展的，总之社会主义不再建立在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理论之上，反而能更好地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界定。这样的社会主义，将具有更多伦理和哲学的含义，也符合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回顾它、梳理它、认识它，追本溯源到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实事求是地分析其是非得失、可继承和可抛弃的地方，是许多人所关切而学者义不容辞的任务。这个问题既不是高喊创新却依然一味赞颂、掩饰、辩解，也不是将马克思研究繁复化、章句化、琐碎化，更不是闭眼不理、漠视便能胜任或躲开的。笔者认为经过中国化改造的马克思主义将融化在中国文化中，马克思主义将与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生活方式、人生理想、价值观念、人情世故等）在不断的交错融合中组成中国的现代性。
3．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许多场合不回避自己的价值取向，说明他们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其中饱含马克思的基本观念和革命热情。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如何客观地看待和分析这个问题。因为今天现代化生产所必需的科层组织（扁平结构）和对工人劳动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早已无法纳入和接轨于一般的阶级分析思路。唯物史观的核心是使用制造工具的社会实践，它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并无逻辑关联，由前者推导不出后者，即使就唯物史观的整体理论来说，无产阶级革命也要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才有可能，不能拔苗助长，人为制造革命。就世界范围来说，马克思当年所面临的是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年代，根本不可能是成熟期，更不可能是全盛期。即使在当年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也根本没有成熟，完全是年轻人的革命激情才使马克思写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国际革命的《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当时也是一种虚幻，因为全世界大多数地区和人民当时还根本没有产生无产阶级，所以晚年恩格斯说：“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说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真正的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冲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3)
马克思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远景的设想其实并非只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设想。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利益相对分析甚至脱离，并不会降低其现实力量和时代价值。因为这样反而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摆脱特定阶级的局限而更为自由宽广，可以成为整个人类自由生存及其利益的理想，它虽不再只是工人农民的代表却又包括他们。因为工农阶级至少从目前来说，毕竟是占人口多数的劳动群众，他们即使不是人类的先锋，也是主体。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人类整体的远景理想，自然将工农劳动阶级及其利益放在非常基础的位置上。它指望社会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将给予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人类带来生活的改变和美好的未来，而并不局限在工人阶级特定的时空利益中(24)。实际上按照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工人阶级的代表是工联主义：要求提高工资、减少工时，保证工作，享有福利。今天的社会民主党相当明确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早已从党纲中去掉了马克思主义。
图139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
正如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詹明信（FredricJameson）所说，在这个动荡不定、多极分离的世界上，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正在努力寻求概念上的转折。于是有种种超越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种种“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实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也在寻求观念上的突破。一个核心问题是面对资本的全球扩张与渗透，是否还存在着不同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建设性选择。尽管从西方中心论的资本主义立场来看，资本的全球化预示着“历史的终结”，但同时它也孕育了多重地缘政治的格局。我们想知道的是否能有一种建设中的马克思主义来让我们重新把握和审视当代世界？中国多年来所做的努力正是在寻求这种新的观念，创立一种建设中的马克思主义。而所谓建设中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需要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回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某些基本思想，同时必须根据时代新的变化改革创新马克思主义。
图140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
图141 《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
图142 《走近马克思——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代表先进生产力、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也是知识分子对人类的一种精神理想。对非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是有意义的。直到现在马克思主义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有吸引力。在最近的半个世纪内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民所具有的很强的感召力就是历史的见证。马克思主义到底如何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并同时创造出一种新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形成了某种融合，比如与中国的文化心理机构中实用理性的依赖以及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乌托邦远景的追求等等。所以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包含的内容，从根本上有别于列宁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也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在其他西方国家中的遭遇。所以也就需要修整和打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理论或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的说法，需要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核心，就是正确强调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是整个人类发展的动力，并重视科学和技术的作用。由此，我们基本上不赞成西方马克思主义那种对现代化过程中科学技术作用的否定以及某种否定现代化过程本身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在继承中发展的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铸成中国独特的道路和具体内涵。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及其成败将直接影响整个世界。中国可以融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和中国传统价值，以创造独特的现代性，进而避免现代性给其他国家带来诸如暴力、吸毒、种族歧视、贫富悬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等问题。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一样，都坚信全人类有一个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之上的生活美好的共同未来。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浅薄的、感伤的浪漫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更不应该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图14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
图144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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