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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完善与稳中求进的改革

时间:2023-10-2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当前,中国民众普遍期望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更广泛的社会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各个市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开展有效的竞争和创新。现阶段,由于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加上司法体系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导致选择性执法和弹性执法现象突出。如何建立一个良治的社会和廉洁的政府,应该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最大公约数,这需要大幅度的体制改革和创新。
市场经济的完善与稳中求进的改革_文化正义:消费时代的文化生态与审美伦理研究

二、市场经济的完善与稳中求进的改革

中国古代典籍《周易·系辞下》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面临危机,就须“应时顺变”。改革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成就文明的阶梯,中国必须要用改革的方式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邓小平曾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66],中国所累积的问题、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很明显需要强有力的配套改革加以推动和复兴。邓小平早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就说过:不改革会失去人心,只有死路一条[67]。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他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68]

改革可以凝聚共识,共识推动实现梦想。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公开承认,中国当前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改革不及时或不彻底,执政党将会失去民心[69]。正如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分析的那样,尽管在追求民主、自由的过程中存在许多复杂性因素和风险[70],但是主动的、有顶层设计的改革是设法在理性、权利、人道思想上建立一种社会新秩序,它可以规避暴烈“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破坏性与历史倒退。当前,中国民众普遍期望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更广泛的社会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从深层次分析,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在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单方面推进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没有做出相应的改革,政府部门没有做出相应的转型,政府职权没有做出重新的界定,政府官员的行为没有受到相应的约束,那么市场化改革进程就会背离初衷:原来设想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可能演变为垄断性的市场经济、权力操纵下的市场经济、扭曲的市场经济;原来设想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的、公平的收入分配模式,可能演变为权力参与或者权力与资本勾结共同掠夺社会财富的分配模式。

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各个市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开展有效的竞争和创新。政府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即公平竞争规则的维护者。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更不能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否则带来的只能是扭曲和寻租。目前,政府规模太大、权力太大、控制的资源太多,这将逐渐扼杀市场经济的活力。各领域的改革,都基本可以归结为政府要“瘦身、放权、让利”。2012年10月10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并指出: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71]。但是,目前的政府改革还远远不够,更缺乏远见和系统性。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1930—)在接受中国媒体《财经》杂志专访时说,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法治的市场经济。没有法治,迟早会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他还提醒说,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一些人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72]。现阶段,由于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加上司法体系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导致选择性执法和弹性执法现象突出。其结果是,民众对司法体系缺乏信任,屡屡将问题诉诸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社会稳定堪忧。要加强司法权独立,首先要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把树立宪法的尊严作为起点。同时,要实现司法体系在财务和人事上的相对独立,这是独立司法的必要基础。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73]。尽管改革是理性的开拓和发展,但是改革知易行难。改革会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尤其是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他们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那些既得利益;同时,客观地说,改革本身也会存在社会实践层面的风险,但是停滞、不改革以及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所以,尽管改革的风险很大,但不改革的风险更大,逆水行舟的中国已别无选择,我们必须“以更大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重要领域改革”[74]。接下来的十年是中国改革攻坚时期、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要突破层层障碍,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通过改革来释放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潜力,通过改革来达成新的社会共识并凝聚人心,高度政治化国家的领导者必须具备强烈的危机感、历史的责任感、强大的意志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同时,改革与发展的时代呼唤适应时代、能够指导本民族变革并成功走向未来的理论体系,呼唤能够将社会逐步引向法治轨道的一大群“公民”和具有“点燃自己照破黑暗”[75]精神的“志士”。

中国现在各种不稳定因素,无论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民族的还是地域的,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其终极的制度根源,都有脉络可循,都可以明确无误地追溯到不受制约的公权力。若要长治久安,就必须把公权力关进笼子。这笼子,必须是现实的、公认的、看得见的,它应该具有普遍性、公平性、公开性、有效性。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约束公权力的唯一“现成的”笼子;至于现行宪法的不完善性,应该在“行宪”的过程中解决。“行宪”的路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该承担的责任;普通公民需要和解的精神、妥协的原则与包容的态度,而那些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们则需要加强对公民的宣传、教育和引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就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施政,我们要努力建设的是以宪法为基础的民主政治。

其实,加强法治建设、限制公共权力的滥用,这本身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准则。思潮多元化本身有好的方面,但思想分化如果走向极端也有严重弊端。如何建立一个良治的社会和廉洁的政府,应该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最大公约数,这需要大幅度的体制改革和创新。体制革新涉及很多细节问题,需要借鉴现代政党政治运行的普遍规律。法治等概念本身具有普遍适用性,但各国的具体实践有差异,这些不同的实践也累积了很多经验与规律。同时,从长远来讲,改革才是中国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最大动力。而要改革,就要破除“极左”思潮的干扰和束缚。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经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极左”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干扰是个长期的问题,有时这些干扰在特定政治氛围下会显得比较突出。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追求独立自由人格、坚守程序正义和真理至上者已成社会追求;尽管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洗礼,但是因为缺少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思想启蒙这一课,重庆式“唱红与抹红、打黑与黑打”依然存在肥沃的土壤,而那种以“人民政权”和“人民公意”名义、不讲法制又不讲程序地剥夺个体人权以及消灭个体自由,成为中国一些政治野心家屡屡得手的手段,诚如思想者顾准所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76]著名华语作家龙应台(1952—)也提醒人们:“不要无条件地相信理想主义者,除非他们已经过了权力的测试。一个有了权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经历过测试而自我信心满满、道德姿态高昂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不可靠的。”[77]

正因为在追求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上荆棘丛生、更不会一蹴而就,所以中国社会所要选择的民主应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避开所谓的“托克维尔定律”[78]或者“亨廷顿悖论”[79],以防止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实行的“激进的人民民主”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再次出现,防止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防止清算富人、践踏精英成为常态,防止法国大革命式“求民权却得恐怖,求自由却得独裁”的出现,防止“革命的结局背离了革命的初衷”[80]。当然,政治改革的基本预设和重心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反复论述的——要全力“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81]。如果下一个十年改革成功,中国就能够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真正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并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相反,若改革失败,将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大计和崛起速度,甚至中断崛起过程进而引发社会动荡。

由于中国在全球格局当中的分量随着经济影响力增加而越来越重要,因此,中国国内政治走向和社会变革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对于世界而言,如今中国的体量已是如此之大,它的改变将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有所谓“中国打喷嚏,世界就感冒”[82]的说法喻指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更有“中国好,世界就好”的说法代指中国消费市场对全世界的影响[83]等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继续走好和平发展之路,规避风险,抓住机遇,需要新的运筹帷幄,以保障中国顺利渡过改革“深水区”。其实,平稳安定的生活是中国民众的普遍诉求,普通民众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样都为巨大变革捏一把汗,执政党担心若变革失败将会面临统治合法性的危机,而老百姓仍然对过去的政治动乱和社会苦难记忆犹新,担心重蹈覆辙或前景不明朗。所以,尽管改革的社会意愿很强烈,但是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稳中求进”式的“渐进改革”应该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即“经济稳中求进、政治稳中求改、文化稳中求变”;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改善民生和保障民权,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努力追求社会公平和文化正义,将“发展中的失衡”和“纠枉中的失序”调整过来并积聚新的发展能量、形成新的社会共识,真正落实生态文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实现“社会正义”、“发展正义”、“生态正义”以及“文化正义”等等,促进社会和谐与繁荣稳定。总之,以渐进的方式扎实推进改革,给予各项制度足够的时间来发展成熟,那么中国最严峻的挑战将更加容易掌控,对全球秩序构成的战略威胁也会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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