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

经典介绍

《儒林外史》，清代吴敬梓作，长篇小说，全书共五十六回。成书于1749年（乾隆十四年）或稍前，先以抄本传世，初刻于1803年（嘉庆八年）。该书以描写明代读书人，也就是儒士为特色，表现了古代知识分子被功名富贵腐蚀了人性，丧失人的基本品格的时代悲剧。小说将目光聚焦于古代科举制度，对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同时，作家也指出，在科举制度强力扭曲的环境中，也有少数人物以个体的方式守护着天然的人性，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该书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

人应该怎样诗意的生存，一直是古往今来哲人思考的中心主题。吴敬梓身为儒士，面对举世滔滔的“功名富贵”之梦，他对其他儒士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行径，耳闻目濡，耿耿于怀。于是，一幅在功名富贵前面的儒士丑态图纤毫毕现：《儒林外史》，这部书的名字，标明它既是野史，也是真实的社会生活反映。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云：“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在小说有个标本，那就是五河县的歪风邪气。整个五河县争相趋炎附势的两户人家，一家姓彭，一家姓方。一般老百姓不必言，就是那有家有业，读圣贤书的世家子弟，也为之风魔。作者将世家子弟中的慕势者分为两种：一种是呆子，一种是乖子。呆子的心思比较直接，但凡是和方、彭两家扯上关系，都削尖了脑袋去依附。除了方、彭，任何别的亲友都可以不要。所谓乖子，其特点是编造自己与方、彭两家亲密关系的谎话，以此来博人尊重，吓唬别人。不过也只是为了两句奉承话，贪几杯酒而已。这就是五河县的世家子弟！这就是五河县的风俗！

在功名富贵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的，当然是科举制度。如书中的马二先生说：人生世上，除了文章举业，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科举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有突破门阀出身的巨大历史进步作用，使得下层知识分子有了出头的希望。但是，到了明代，由于统治者过度强调其作用，科举显出它的弊端。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强有力地削弱了知识阶层的独立性，使得道统难以为继。实行科举制度的理论宗旨之一是把读书人培养成为熟悉儒家经典并根据它来为人处世的君子，但“主卖官爵，臣卖智力”。这种潜在的买卖关系却促使一部分读书人从开始就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为目的，眼睛直盯着功名富贵。民间社会对于功名富贵的迷信仰慕又鼓励了这种倾向。读书人向来看重个人价值。但是科举制度将确认知识分子价值的标准空前地简单化、程式化了：榜上有名即意味着学识过人，名落孙山则证明其学识浅陋。

儒士们虽然读圣贤之书，但是毫无君子之风，相反，一肚子的世故。秀才、举人、进士，不见其圣贤之道，反是和百姓一样，一肚子的功名世故。进士中名列前茅的几位通常选入翰林院，我们且来领教翰林们的言谈。高翰林曾这样评价有学问但没有中举的文人迟衡山和武书：“那里有什么学问！有了学问倒不做老秀才了！”自负老子天下第一，开口便是“中了去”，这就是杜少卿极为反感的“进士气”。从夏总甲到梅玖到王惠到鲁翰林、高翰林，读者由下至上地看到了一系列“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的人物，他们身份有卑贱、地位有高低，但都把功名富贵看得高于一切。周进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是60多岁了，却连秀才也未考上。被后辈秀才梅玖嘲笑，在贡院号啕大哭，一头撞在了号板上，不省人事。几个商人见他甚是可怜，于是凑了二百两银子替他捐了个监生。不久，周进凭着监生的资格竟考中了举人。顷刻之间，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是朋友的也来认做朋友，连他教过书的学堂居然也供奉起了“周太老爷”的“长生牌”。过了几年，他又中了进士，升为御史，被指派为广东学道。当时，范进因为和周进有着相似的境遇，在家里倍受冷眼，妻子对他呼西唤东，老丈人对他更是百般呵斥。当范进一家正在为揭不开锅，等着卖鸡换米而发愁时，传来范进中举的喜报，范进从集上被找了回来，知道喜讯后，他高兴得发了疯。好在他的老丈人胡屠户给了他一耳光，才打醒了他，治好了这场疯病。转眼功夫，范进时来运转，不仅有了钱、米、房子，而且奴仆、丫环也有了。人世间的悲喜剧由这帮儒士来演出，更显得滑稽。

《儒林外史》中还塑造了另外一批儒士形象。那就是假名士。他们眼看功名无望，干脆反着来，表面上佯狂，实际邀取名利。要么“飞来飞去宰相衙”，要么附庸风雅，要么为名所累，大都缺乏超越世俗的风流倜傥，却以名士自居，以名士风流自赏。这些人也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名单：杜慎卿、金东崖、娄家两公子、陈和甫、胡三公子、景兰江、诸葛天申、陈思阮、权勿用、杨执中、赵雪斋、支剑峰、浦墨卿等。杨执中、权勿用属于范晔所说的“隐居以求其志”，走的是唐人所谓“终南捷径”。他们科举走不通，索性反其道而行之，一样赢得那些喜欢假斯文的人的追捧和艳羡。其实，吴敬梓并不鄙薄名士，他鄙薄的只是那种并无真本事，并不清高，却借着狂、逸、怪、侠的外在行为骗得高名的人。真名士与假名士的区别，关键不是外在的行为方式，而是内在的素质：他们有真才实学吗？能真的视功名富贵如浮云吗？吴敬梓用“不独不要功名富贵，并且躲避功名富贵”的王冕来“隐括全文”。这个参照系的选择是在提示读者：《儒林外史》以对待名利的态度作为评价人物的核心标尺；在狂、逸、怪、侠诸种人格因素中，超然于名利之外格外受到重视。只有超然于名利之外，才有可能保持人格的独立，才能在与世俗的歪风邪气的斗争中站稳脚跟。虞博士、庄征君、迟衡山等人，正是这一类读书人，他们在士林的衰落之气中，自有一股磊落之气，支撑着整个小说的精神骨力。吴敬梓的道义理想，便由这些人物承载和传达。

退出势利场，脱离功名富贵的牢笼，这部分读书人对于自身的地位、性质和作用有相当清醒的意识。他们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不会随俗俯仰。而是坚持自己理想，天下有道则显，无道则隐。中国古代的士，在儒道佛的熏陶下，是具有宏道传统的。《论语》提醒读书人不可不抱负远大、意志坚强，因为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以仁为己任，不重大吗？死而后已，不遥远吗？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表明，中国古代读书人在学识之外兼重或更重社会使命感的人生态度是一贯的。王冕、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杜少卿等便大体具备这两种素质。这类有骨气的儒士，给整部《儒林外史》增加了道的维度，对峙着功名富贵的士林红尘。

作者简历

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清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汉族，安徽省全椒人。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

雍正十三年（1735年），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参加了学院、抚院及督院三级地方考试，因病未延试）。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贤祠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家因益贫。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后卒于客中。著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文木山房诗说》七卷（今存四十三则）、小说《儒林外史》。

精彩片段

晚间挤了一屋子的人，桌上点著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接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著两个指头；大侄子上前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的溜圆，把头又狠狠地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妇抱著儿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惦念？”他听了这话，两眼闭著摇头。那手只是指著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老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盏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第五回》

等到周进暮年终于做上广东学道，正巧范进也在这一年考，周进起先就想“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细细看过，不可听著幕客，屈了真才。”于是乎，那时天色尚早，并无童生交卷，周学道将范进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又取过范进卷子来看，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过来，填了第二十名。将各卷汇齐，带了进去。发出案来，范进是第一。

——《第七回》

马二先生步了进去，看见窗关着，马二先生在门外望里张了一张，见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摆着一座香炉，众人围着，像是请仙的意思。马二先生想道：“这是他们请仙判断功名大事，我也进去问一问。”

里面的门锁着，马二先生要进去看，管门的问他要了一个钱，开了门放进去。里面是三间大楼，楼上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书，马二先生吓了一跳，慌忙整一整头巾，理一理宝蓝直裰，在靴桶内拿出一把扇子来当了药板，恭恭敬敬朝着楼上，扬尘舞蹈，拜了五拜。拜毕起来，定一定神，照旧在茶桌子上坐下。旁边有个花园，卖茶的人说是布政司房里的人在此请客，不好进去。那厨旁却在外面，那热汤汤的燕窝、海参，一碗碗在跟前捧过去，马二先生又羡慕了一番。

——《第十四回》

延伸阅读

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若较胜之作，描写时亦刻深，讥刺之切，或逾锋刃，而《西游补》之外，每似集中于一人或一家，则又疑私怀怨毒，乃逞恶言，非于世事有不平，因抽毫而抨击矣。其近于呵斥全群者，则有《钟馗捉鬼传》十回，疑尚是明人作，取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发其隐情，然词意浅露，已同谩骂，所谓“婉曲”，实非所知。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鏝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