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23]
“社会的转型，总是伴随着程度不同的信仰危机。”“信仰危机是一种带有总体性从而具有深刻历史影响的思想文化危机。”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的信仰危机主要在于“全面确立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思想上的全面的不适应性”[24]。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中国尤其需要无论种族、阶层、肤色、信仰等都同时具备的“一种社会理想，一种政治信念”[25]凝聚人心。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在社会转型和网络崛起的双重背景下，中国主流媒体如何承载并传播主流价值观，建构转型中国的政治认同。
中共中央宣传部所编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26]清晰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7]。
这是在执政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明确阐述。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者说执政党努力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本质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就是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28]。
本文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主流媒体如何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共识。
任何国家，政治理想与价值是国民认同之内核[29]。而国民认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30]。
具体到政治认同，是“人民从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所属政治系统情感上的归属感或依附感，政治认同本质上是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的信任、对政治价值的信仰”[31]。而核心价值观是“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32]。
转型社会(例如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社会异质度的显著增强逐步改变了传统政治体系的认同机制”，“利益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既是社会活力的源泉所在，又是社会冲突的内在根源”，核心价值体系则是提供“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政治认同机制”之一[33]。
正是政治认同奠定了政治共识的基础。“政治认同的逻辑是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所在政治系统运行状态认同的底线或原则，即人们的政治共识。政治共识是在一定社会中人们共有的一系列信念、价值观和规范准则”[34]。
本文的研究逻辑是:主流意识形态构建了主流价值观，主流价值观建构政治认同，从而在宽容差异和多元的基础上达成政治共识;主流媒体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起到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共识是“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的个人所共享的一系列信念、价值观念和规范”[35]。社会共识从宏观到微观包括终极价值、游戏规则、特定的政府及政府的政策，即共同体层次的共识、政体层次的共识或曰程序共识、政策共识三个层面[36]。
政治认同是社会认同的起点，政治共识也是社会共识的核心。
而主流媒体则是从主流价值观到达成政治共识之间的桥梁:
第一，大众传播承载主流意识形态，曾经成功地建构了人们的社会共识。人们甚至认为“传播，不但是达成共识的方法，更是共识形成的结果，而大众传播几乎等于大众共识”[37]。
第二，主流媒体的标志之一就是面向社会精英人群，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达成社会共识首先是精英共识[38]。“正是他们(知识分子)的判断，极大地决定着社会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据以采取行动的观念。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旦知识分子中较为活跃的那部分人皈依信奉了某套信念，这套信念被人普遍接受的过程，就几乎是自动的、不可避免的。他们是现代社会中生长发育出来的专门用于传播知识和观念的组织器官，正是他们的信念和看法起着筛子的作用，一切新观念、新看法都必须经过它筛过一遍后，才能被公众所接触到。”[39]可以说，主流媒体对知识精英在内的意见领袖的争夺，决定着它是否堪称为真正的主流，也决定着是否能够成功建构社会共识。
第三，对大众传媒的依赖和信任的传统。在社会心理学关于共享现实构建共识的理论中，人们认为“在社会变迁剧烈、风险很大的社会中，人们通过与他人不断沟通而形成自己的感受、判断和决策。这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依赖媒体，渴望透过沟通了解他人的原因”[40]。
在2011年对我国北京等七个城市市民的调查结果仍然显示:“对官办媒体的信任度高于民办媒体，对传统的电视和广播媒体的信任度高于对新兴的互联网媒体”[41]。
然而，随着技术跃进一日千里，移动互联网、“全民麦克风”时代毕竟意味着传播权力的“大挪移”，甚至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惊呼传统新闻业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42];对整个社会而言，网络崛起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构建价值共识的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意味深远。这也是本文的研究起点。
“新闻是制度化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对现实提供植根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框架[43]。不仅提供信息，“新闻叙述趋向于强化主流价值观和利益”，强化社会既有的权力关系[44]。对于价值取向多元的市场经济社会，媒体也是实现社会团结与整合的通道。
因此，本文以实践中涌现的困惑为基本导向，聚焦于主流媒体与新闻报道，除绪论外，分为7章，主要围绕网络崛起的背景下，中国主流媒体自身的再造和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中急需解决的7个问题展开:
第一章:断裂:中国主流媒体与主流价值观的困惑。这部分主要从中国转型期独特的社会结构特点解释了中国主流媒体在锻造主流价值观中的困难。在西方，主流媒体概念非常明确，即面向中产阶级的严肃媒体。因为主流人群即中产阶级，是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多数人群，他们既是引导时尚的主流消费人群也是主流媒体的核心受众，同时也是引导公众舆论的意见领袖，这对主流媒体传播主流价值观、稳定社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国，失衡的社会结构导致占社会多数的主体人群、引领时尚的主流消费人群和引导舆论的社会精英之间出现断裂，这既造成中国主流媒体界定的模糊，同时也极大影响了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和弘扬。
第二章:“双转”态势与中国主流媒体再造。这章把当前中国媒体体制转轨和融合媒体转型概括为“双转”。这意味着中国传媒经过30多年的改革，在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后开始的重大变革。伴随体制、形态的双重转型，我国传媒业的结构随之将进行重大调整。一方面依托媒体融合重新启动新一轮的跨地区、跨媒体、跨行业的媒体扩张，另一方面独立重组包括党报和综合台在内的主流媒体集团，政企分离，使其专注于社会效益，打造社会公信。
第三章:网络时代传播权力的转移与中国新闻生产场域的重构。这章主要讨论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和全民麦克风时代的来临，对主流媒体新闻生产场域的变革。新闻是一个场(布迪厄)，一个权力角逐的场。网络时代的崛起改变了社会权力的结构，也正在重构中国媒体新闻生产的场域。主流媒体必须习惯在众目睽睽之下呈递事实的真相，职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在众声喧哗中恪守自己的专业信念。这是网络时代主流媒体的核心价值。
第四章:重构解读框架:网络时代的主流媒体与中国社会共识。21世纪以来，自下而上的中国网络传播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形成了多元的意识形式，对主流媒体锻造社会共识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建构的冲突和质疑框架只会放大中国社会的风险。因此，中国主流媒体必须在这场意见领袖的争夺战中占据主动，对网络传播中的意识形式加以正确的引导，以负责的公民视角建构公共事件的解读框架，制造社会共识，巩固社会认同。没有主流媒体就没有共识，失去认同的社会也不会大踏步前进。从凝聚社会共识的角度，网络时代的大众传媒具备无可替代的作用。
第五章:制造认同:网络时代的群体性事件与主流媒体。资本主义宣扬的主流价值是自由，而社会主义崇尚的价值理想就是平等与正义。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衡量中国媒体是否弘扬主流价值观，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媒体的报道框架是否主动嵌入主流意识形态，是否在对事实的评论中彰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共识。群体事件多发和频发是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突出体现，如农地矛盾、干群矛盾、官民矛盾、贫富矛盾等。有改革就会有矛盾，有利益就会有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冲突的各方缺少基本价值认同，也就不可能形成对话与协商的可能。这章以群体性事件报道为例，认为主流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及时、准确、全面地报道事实，不回避矛盾，不隐瞒冲突;二是重在引领和沟通，把对话和协商引导到主流价值观的框架中。
第六章:“慢报道”“求真相”:网络时代传统媒体的核心价值。网络崛起的时代传播权力的个人化，使得传统新闻媒体丧失了两大优势:首发报道权、独家新闻权。近年来，在网络的挤压下，一些媒体疲于应对，假新闻愈演愈烈，长此以往，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将荡然无存。要与网络竞争，不能盲目比快，更不能比“烂”。严肃的专业理念和严谨的专业规范是传统媒体立身之本。无论什么时候，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信息都是受众不变的需要。“我不是第一个说故事的人，却要让所有人只记得我的故事。”面临网络的残酷挑战，传统媒体要敢于并坚持用准确、专业的“慢报道”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
第七章:“准确”比“好看”更重要:警惕网络时代的公司新闻娱乐化。硬新闻是主流媒体的标记。严肃负责的新闻报道则是主流媒体的立身之本。但在网络竞争的压力下，硬新闻娱乐化已经对中国主流媒体公信力造成极大伤害。本章以硬新闻中的公司报道为例，严肃讨论了这一问题。指出在激烈的媒介竞争和受众争夺中，娱乐化之风不仅席卷今天的中国传媒界，也正在悄悄侵入财经新闻的领域。为了吸引眼球，夸张、渲染、似是而非的公司报道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主流财经媒体上。为此，除了加强记者专业理念的培养，还应引入公司利益相关者理论，用以分析各方的证实和证伪资料，确保公司新闻的准确和客观。
【注释】
[1]陈家刚:《前言:全球化时代的新制度主义》，载于薛晓源、陈家刚:《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10页。
[2]肖执缨、吴琼:《非诚勿扰说: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金羊网，2010年6月29日。
[3]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对话》，2013年5月26日，转引自凤凰网《柳传志:我是改革派但不做牺牲品》，2013年5月27日。
[4]凤凰网专题:《厦门公交车BRT起火》，http://news．ifeng．com/mainland/ special/xiamenbrt。
[5]苏嘉溪:《厦门公交纵火案嫌犯陈水总一家:8兄妹有4人吸毒》，《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6月14日。
[6]凤凰网专题:《残疾男子冀中星在首都机场引爆炸弹》。
[7]《外媒关注中国频发报复社会事件:戾气积聚弥散》，《环球时报》，2013年7月25日，来源:21世纪网。
[8]参见《南风窗》2013年第15期封面报道《社会变狠》。
[9]《影响中国改革的八个趋势》，载于马国川:《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中信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289页。
[10]张明扬、曹柳莺:《赵鼎新谈公共事件与公众参与》，东方早报网，2011年2月20日。
[11]参见袁方等:《社会学家的眼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9月版。
[12]依据2013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
[13]参见秦晖:《当代中国的“问题”与“主义”》，载于《共同的底线》，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版，第13页。
[14]《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
[15]潘维:《序言》，载于潘维、廉思主编的《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5页。
[16]赵剑英、干春松:《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及重构》，载于潘维、廉思主编的《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11页。
[17]潘维:《论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载于潘维、廉思主编的《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73页。
[18]王绍光:《国家能力的重要一环:濡化能力》，载于潘维、廉思主编的《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79、83页。
[19]孙伟平:《论社会核心价值观与价值观多元化》，载于潘维、廉思主编的《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153页。
[20]廉思:《30年来我国政治价值观的演变及原因》，载于潘维、廉思主编的《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296页。
[21]熊蕾:《报，还是不报——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载于潘维、廉思主编的《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326—356页。
[22]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版;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版;孙立平:《守卫底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版;潘世伟主编，李友梅等:《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4月版;俞可平主编:《中国治理变迁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版;俞可平:《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3月版;李培林等:《当代中国民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1月版;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7月版;李培林:《李培林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9年11月版;赵鼎新:《社会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月版;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于建嵘:《底层立场》，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1月版;严励:《秩序的中国解读: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之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王伟光:《社会矛盾论: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吴忠民:《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社会矛盾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9月版;靳江好、王郅强:《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矛盾调节机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包心鉴、李锦、刘玉、张新德:《大众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创新》，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王俊秀、杨宜音主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版;喻国明主编:《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0—2013年)，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2013年;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社会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11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版;汝信、陆学艺等:《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月版;陆学艺、李培林等:《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2月版;郑永年:《改革及其敌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郑永年:《保卫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东方出版社，2012年1月版。
[23]潘维:《核心价值观对于未来中国有何意义?》，载于吴敬琏、郑永年、亨利·基辛格等:《影子里的中国:即将到来的社会危机与应对之策》，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106页。
[24]罗谟鸿、邓清华、胡建华、李芳编著:《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114—115页。
[25]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端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20页。
[26]中共中央宣传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09年1月版。
[27]《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
[28]孔德永:《政治认同的逻辑》，《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9]〔美〕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端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241页。
[30]同上书，第81页。
[31]孔德永:《政治认同的逻辑》，《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32]孔德永:《民众的政治认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路径》，《求实》，2009年第9期。
[33]李小园:《现代政治认同机制及其建构路径》，《行政与法》，2012年第12期。
[34]孔德永:《政治认同的逻辑》，《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35]〔英〕韦农·波格丹诺(英文版主编)、邓正来(中译本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43页。
[36]〔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106页。
[37]〔美〕伊莱休·卡茨等:《媒介经典研究文本解读》，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11页。
[38]潘维:《核心价值观对于未来中国有何意义?》，载于吴敬琏、郑永年、亨利·基辛格等:《影子里的中国:即将到来的社会危机与应对之策》，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版。
[39]〔英〕F．A．哈耶克、〔美〕罗伯特·诺奇克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40]王俊秀、杨宜音主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1页。
[41]饶印莎、周江、田兆斌、杨宜音:《城市居民社会信任状况调查报告》，载于《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76页。
[42]RobertW．McChesney，John Nichols，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Journalism:the Media Revolution ThatWill Begin theWorld Again，New York:Nation Books，2011．
[43]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挑战主导叙事:海湾战争中的和平抗议与美国报章的意见、社论话语》，载于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61页。
[44]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道德改革的局限:论客观性与可持续性民主》，载于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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