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缺少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没了‘主心骨’。”[44]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迷失，和我国主流媒体的困境密切相关。没有强大的主流媒体，就不可能有高扬的主流价值观。重塑中国的主流媒体，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系统工程中的一项重大工程。
既然中国的国情特殊，那么，评价中国主流媒体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标准。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的主流媒体应该具有以下特点:
1．以严肃新闻为主的新闻媒体。把娱乐休闲的媒体排除在外;
2．具有专业理念、专业操作方法的媒体。把那些醉心于八卦新闻、煽情新闻的媒体排除在外;
3．具有文化自觉精神、着力于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媒体。把那些传播低俗内容、有违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媒体排除在外。
为了重塑中国的主流媒体，需要在制度设计、媒体结构调整以及观念更新上采取一系列的举措:
1．建立雅俗分赏模式，政、事、企分离运作
中央相关文件要把传媒业分成公益性事业单位和经营性企业单位。这实属制度创新之举。问题是，现在把所有新闻媒体都视为党和政府的喉舌，都当作公益性事业单位，定域太宽。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所有中国传媒是集双重属性、三重角色于一身。双重属性、三重角色的结果，使传媒实际运作机制是机关式管理、事业单位要求、企业化运作。但传媒市场的多元化使这三重角色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与其让媒介在双重属性、三重角色中陷入困扰，不如将其实行必要的剥离。
如果按照政、事、企的三重属性，实际可以将我国媒体进一步细分为三类，即实行政治性媒介、事业性媒介、企业性媒介三种不同的运行和管理模式:
对各级党报和广播电视综合台、新闻频道等以刊载时政新闻为主的媒体，继续实行机关式管理，以宣传为主功能，强化硬新闻和思想性，同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减轻它们的市场压力，以集中精力做好宣传工作。
对于晚报、都市报等大众化报刊和财经、证券等专业媒体继续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的模式，但不采用政府机关模式管理，而采用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允许其开展经营活动。
对休闲类的纯娱乐媒体，可允许采用较彻底的企业化运作模式，完全面向市场，国家则像管理一般企业那样管理这类媒体，主要监管市场规范和资产的保值增值。
这样，机关、事业、企业在媒体内部就有了较清晰的划分，避免了角色冲突和编辑方针的混乱。这样有利于严肃的主流媒体脱颖而出，也有利于减少严肃媒体的市场压力。
2．重组中国传媒集团，改造党报
党报就是党委机关报，一个中国就一家《人民日报》，一个省(市)、一个地(市)也只有一家，它们是真正意义上党和政府的喉舌。现在把所有的新闻媒体都称作党报，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结果七嘴八舌，噪声四起，民众莫衷一是，有损党报形象。
时至今日，在中国媒介结构中，拥有最优越资源优势的是党报，在近30年的改革中，接受冲击和挑战最大的也是党报。无论从哪种角度看，党报都应该是中国的旗舰报，是舆论界的舆论领袖，是主流大报。党报如果不能振兴，那只能是“黄钟毁弃，瓦缶雷鸣”的局面。党报的改造是重塑中国主流媒体的当务之急。党报兴盛，中国媒介才能焕发真正的活力;党报改革成功，中国新闻改革才是真正的成功。
党报改造的当前要务是内容更新和党报独立。
党报本应该是信息的主渠道，宣传的主阵地，党委、政府和社会的思想库，向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人们必需的信息(即硬新闻)和鲜活的思想。但现在，一方面不少党报的版面填满了当地党政四套班子领导的活动，难以尽数的会议、文件、成就展示、经验介绍，另一方面为抢眼球甚至出现类似街头小报的“奇闻、丑闻、绯闻”。必须改变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状况。党报不是不能办好，广东省的《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就是两份省委、市委党报，深受社会精英、公众的喜爱。
那么，党报的影响力从何处而来?主流不是靠自己“封”，而要靠读者的真心认同，这就对党报的内容改革提出更新、更高的标准。
要做真正的主流大报，党报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两点，即公信力和思想性。
公信力是一切媒介取胜于市场、赢得受众的法宝和标志。中国党报作为党委机关报，其特殊政治地位使其在百姓心目中享有特殊的权威性，这是党报最宝贵的资源之一，由此出发，党报更应把提升公信力作为首要目标。这就需要党报内容能更多符合“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标准。如果党报上的新闻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公众深信不疑，那对社会稳定将起到莫大的作用。
公信力足以赢得普遍的受众，但做主流大报要赢得社会精英阶层，还必须靠思想取胜。这就要求党报加强深度报道和思想性强的分析评论，要求党报的记者编辑不仅要有一般的新闻敏感，还要有全局观念，有全球视野;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独到的见解和视角，“在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的观点和声音”;有敏锐的洞察力，能“搭准幕后的潜台词”[45];同时还要加强政策分析的深度，因为“准确、深刻的政策分析也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46]。
目前不少党报还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报业集团的母报。全国目前有38家省(市)级以上报业集团，绝大多数都以省(市)级党报为龙头(俗称母报)来组建。名义上看，这壮大了党报的实力，但实践的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报的地位。
因为党报是当地党和政府的代言机构，维护党和国家整体利益，维护全体公众的利益，这是党报的使命。现在党报成了母报，下属各报成了子报，母子关系一旦形成，它就得维护小团体的利益，整体利益和小团体的利益冲突，党报怎么处理?党报成了利益攸关方，怎能不维护自身利益?而一旦党报维护了自己的小团体利益，它的权威性、公正性随之丧失殆尽。
为此，我国的省(市)级党报应该独立编制。
3．提升都市类媒体的品位
中国当前最兴旺的媒体是都市报、晚报以及以本地都市新闻为主要内容的电视台、电台的频道、频率。这些媒体以关注民生为诉求赢得民心，同时，又常以煽情手段刺激感官来争夺眼球。以致“虚假新闻、煽情新闻、八卦新闻”渐成社会公害，形成对主流价值观的冲击。但都市类媒体的社会影响面很广泛，从维护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需要出发，必须提升都市类媒体的品位，而提升它们品位的关键是治理媒体市场。在一个城市，类似的都市报、晚报有的多达七八家甚至更多，加上类似的数家频道、频率，媒体过度的进入导致市场惨烈的竞争。事实证明，物质产品的竞争会使产品走向价廉物美，而精神产品的过度竞争必然导致媒体品位下降。在沉重的市场压力下，媒体很难提升品位。面对中国有2 000家左右的报纸、数千家的电台频率和电视台频道的现状，应该下决心采取断然举措来解决这种“小、散、滥”的状况，从而改变主旋律不明、噪声四起的状况。
4．加强主流媒体和新媒体的互动，迎接移动互联网时代，创造健康的舆论环境
随着新技术不断注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越来越多，中国网民已近6亿，“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较2012年底增加2 656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4．1%，较2012年底提升2%”。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引人注目，“在新增加的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70．0%，高于使用其他设备上网的网民比例。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4．64亿，较2012年底增加4 37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78．5%。3G的普及、无线网络的发展和手机应用的创新促成了我国手机网民数量的快速提升”。“手机成新增网民第一来源。在网民使用的上网设备方面，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增长到78．5%，而使用台式电脑上网的比例则略有下降。手机作为第一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稳固”。[47]新媒体给了中国公众表达多元意见的新空间，但也往往鱼龙混杂，真假莫辨，网民的情绪化或非理性化表达也会出现一边倒的错误舆论，长此以往必然带来价值观的混乱。这就特别需要主流媒体加强和新媒体的互动，充分利用主流媒体的权威性，运用他们的专业性，深入调查，发掘真相，创造健康的舆论环境，引导人们正确地、客观全面地分析事物、认识社会。当然，这也对主流媒体从业人员真实、全面、公正、客观的专业精神和职业规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社会结构的裂变和重组，面临群体利益分化和均衡的重新调整，要实现全民族和国家的凝聚、成功整合，必须在全社会普及和弘扬明晰、强大的主流价值观，这也意味着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大的主流媒体。主流媒体不是神圣的光环，不是招商的招牌，而是一份社会责任，一种历史使命。主流媒体不是赏赐的，也不是自封的，它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这就是如前所述的传媒社会公信力和思想性，这是主流媒体真正的命脉所在，真正的影响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注释】
[1]俞正梁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54页。
[2]潘维:《论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载于《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71—73页。
[3]〔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06—107页。
[4]参见《全球民调给大国形象打分》，《参考消息》，2007年6月29日。
[5]〔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06页。
[6]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236页。
[7]〔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153页。
[8]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2月22日。按年末总人口135 404万人计算，参见《2012年中国人均GDP为6100美元》，来源:中国经济网，2013年2月22日。
[9]龚雯、杜海涛、崔鹏:《我们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人民日报》，2011年7月25日，来源:人民网。
[10]龚雯、杜海涛、崔鹏:《我们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人民日报》，2011年7月25日，来源:人民网。
[11]见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年鉴数据。
[1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23页。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1］(第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2011年4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 tifx/jdfx/t20110428_402722253．htm。
[14]抽样中6岁及6岁以上人口全国为1 067 267人，大专及以上人口为107 348人，来源为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adv?m=hgnd＆x= index＆y=time＆z=region＆time=1，2002＆selectId=000000＆index=A03070901，A03070902，A03070903，A03070904，A03070905，A03070906，A03070907，A03070908，A03070909，A0307090A，A0307090B，A0307090C，A0307090D，A0307090E，A0307090F，A0307090G，A0307090H，A0307090I＆region=000000，统计中“大学专科指接受的最高一级教育为大学专科。在普通高等学校学习大学专科的，无论其是否在校、毕业、肄业或辍学，都属于此类。”
[1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23页。
[16]专家(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教授)析“中产”标准:四群体是中国主要中产阶层，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8/12-23/ 1498483．shtml，2008年12月23日。
[17]迟福林:《改革红利——十八大后转型与改革的五大趋势》，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2月版，第152页。
[18]龚雯、杜海涛、崔鹏:《我们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人民日报》，2011年7月25日，来源:人民网。
[19]《中国新闻年鉴》编委会:《中国新闻年鉴1982—1997年》，中国新闻年鉴社，1982—1997年。
[20]姚林、高继红:《衰退中的报刊广告市场》，《现代广告》，2002年第3期。
[21]孙燕君:《报业中国》，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194页。
[22]孙燕君:《报业中国》，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192页。
[23]《上海报业:竞争缺席》，《中国报业》，2002年第10期。
[24]《中国新闻年鉴》编委会:《中国新闻年鉴2006年》，中国新闻年鉴社，2006年。也可参见《文汇报》总编吴振标的新浪聊天实录，新浪传媒，http://finance．sina．com．cn，2003年8月15日。
[25]《世界报协公布发行量排行榜参考消息列第6》，《扬子晚报》，2010年10月13日，转引自网易新闻。
[26]《2010年世界日报发行量百强揭晓大河报排名64位》，大河网，http://news．dahe．cn/2010/10-14/100492766．htm l，2010年10月14日。
[27]《2011年世界日报发行量前100名排行榜》，《新闻记者》，2012年第10期。
[28]吴飞:《我国报业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中国报刊月报》，1999年第8期。
[29]吴飞:《我国报业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中国报刊月报》，1999年第8期。
[30]姚林、高继红:《衰退中的报刊广告市场》，《现代广告》，2002年第3期。
[31]鲍海波:《当代都市报伪主流化倾向分析》，《新闻记者》，2003年第10期。
[32]赵曙光、禹建强、张小争:《中国著名媒体经典案例剖析》，新华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201页。
[33]魏永征:《论党报和“都市报”的依存关系》，《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4期。
[34]赵曙光、禹建强、张小争:《中国著名媒体经典案例剖析》，新华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201页。
[35]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产阶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6]李春玲:《第六章中国中产阶级的特征:混杂的成分、多重的认同》，载于〔美〕李成编著，许效礼、王祥钢译，《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2月版，第124—125页。
[37]参见沈瑞英:《矛盾与变量:西方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1月版;沈瑞英:《转型期中国中产阶层与社会秩序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月版;卢春龙:《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倾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8月版。
[38]卢汉龙:《第五章中国中产阶级与小康社会》，载于〔美〕李成编著，许效礼、王祥钢译，《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2月版，第119页。
[39]同上书。
[40]李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编，《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
[41]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4页。
[42]陈中原:《我国报业市场近十年变化趋势》，《中国报刊月报》，1999年第6期。
[43]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3年7月发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44]潘维:《论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载于潘维、廉思主编:《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52页。
[45]《正确引领:主流媒体的责任》，《解放日报》，2003年11月13日。
[46]《正确引领:主流媒体的责任》，《解放日报》，2003年11月13日。
[47]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3年7月发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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