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劫持香港游客事件及评析

(一)菲律宾劫持香港游客事件

2010年8月23日，香港康泰旅行社一辆旅游观光客车在菲律宾马尼拉市中心遭劫持，最后的结果是香港游客8人遇难、7人受伤。在此事件中，菲律宾媒体的直播报道被认为是导致人质解救失败的直接原因。菲媒体对该事件进行现场直播，还发布了诸如警方解救方案、政府不向暴力屈服、劫匪弟弟被捕等信息，干扰了解救行动。甚至有的媒体长时间占用劫匪的电话线路，并通过电话怂恿劫匪不要放弃，要争取更多的利益，菲律宾媒体的诸多行为直接导致了劫匪情绪失控、枪杀人质行为的发生。菲律宾媒体在人质事件中的表现，受到了包括中国、新加坡、英国、德国等国家媒体的批评。英国《卫报》称“菲媒体让全球人都通过现场直播观看了一场大屠杀”。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于9月20日公布了政府有关“8·23”人质事件的调查报告，称菲律宾5名媒体人因人质事件面临起诉。有媒体称，在整个事件中，菲律宾媒体无疑扮演了一个“帮凶”的角色。该事件被激烈讨论，再一次掀起社会各界对媒体职责与道德的拷问。

(二)利用“博克模式”对该事件进行分析

对于菲律宾人质事件的报道，记者面临着解释真相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困境、公众知情权与人质的隐私权之间的两难选择。

下面，我们通过“博克模式”对该事件的报道进行分析和解读，探讨媒体在此类事件中如何做，才可以更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

博克的伦理抉择框架有两个前提:一是对不得不做出伦理抉择的人心怀同情;二是维持社会的信任是基本目标。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我们同样需要对不得不做出伦理抉择的记者心怀同情，此外我们要以促进社会信任为目标。

基于这两个前提我们可根据以下三步来分析伦理问题。

第一步，询问自己的良心。

对于人质事件的报道，国内外民众都迫切想要知道事件的进展，但是菲媒体全程直播在及时传达信息的同时也对人质安全和隐私造成威胁。美国新闻学者富勒强调，需要认识到“对新闻记者来说，关键问题是，他们的职业并没有让他们游离于那些指导着所有其他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命令之外。如果他们背离了基本的标准，他们必须有充分和明确的理由这么做。追求真实性不能成为作为一个蠢人的许可证”^[30]。

显然，职业要求并不能成为漠视生命的理由。菲律宾媒体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对该事件的直播报道本无可非议，但是媒体在明知劫匪可以看到直播的情况下，依然进行现场直播，干扰了营救，充当了“帮凶”。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道:“媒体要有一颗道义之心，避免成为追求残暴‘热点’的帮凶，真正做到兼顾新闻真实和公共道义的平衡。”^[31]

第二步，变通的方法。

人质事件的报道比较特殊，稍有不慎将会对人质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因此，寻求专家的意见，寻找其他的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目标又可以避免伦理问题。比如，记者可以不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或者通过延迟播放的方式，这样做可以传达大量信息且避免媒体的过度介入对人质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同时也能够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虽然在及时性方面不可能达到与现场直播同样的效果，媒体的收视率也许有所影响，但重要的是，这样做至少不会因此对人质的生命产生危害。

第三步，公开讨论。

变通的方法的确存在，但是都有代价，这就要求新闻记者尝试与所有当事人进行公开的伦理对话。在人质事件的报道过程中，记者可以与有经验的编辑、卷入争议中的家属、警方、专家、读者等进行公开讨论，甚至可以通过模拟与劫匪、囚犯对话，来寻找合适的方法应对伦理问题。博克认为，讨论的目的在于获得支持伦理选择的依据。博克模式迫使我们寻求变通的方法，正是在求变中，新闻技巧得以提高。

在该事件中，媒体的行为备受争议，尤其是电视媒体的现场直播起到了“破坏作用”，直接导致解救失利，最终此事以悲剧收场。在人质事件当中，公开讨论虽然难以进行，但悲剧过后，相关的讨论还可以继续进行:媒体现场直播到底是否可以进行，今后媒体在做突发事件的现场直播时如何趋利避害，等等。通过讨论唤起媒体人对于人文关怀、疏导舆论、稳定社会等责任的思考，将伦理思考与新闻工作者的践行充分结合，有助于新闻工作者前期预防和自我监督，避免失范行为的重蹈覆辙^[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