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地位的理论需要
自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并逐步在工人群众中传播开来。经过1848年和1871年两次革命风暴的检验，以及1864年第一国际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同时和工人运动的结合程度不断深化。19世纪70年代起，一方面，由于巴黎公社的失败及第一国际的解散，国际工人运动转入相对低潮时期；另一方面，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束，为资本主义加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欧洲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加紧向马克思主义发起进攻，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机会主义层出不穷。他们歪曲和诋毁马克思主义，竭力散布改良主义思想，妄图瓦解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中的地位和指导作用，消磨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破坏工人运动。杜林正是这股反动思潮中的典型代表，以其小资产阶级学说向马克思主义全面发难。
欧根·卡尔·杜林，德国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1833年出生于柏林的一个普鲁士官吏家庭，幼年家境败落；早年学习法律，后因眼疾无法正常工作，于1861年退出法律界；同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863年至1877年任柏林大学讲师。杜林最早开始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60年代。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杜林发表了题为《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评，“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1]，否定《资本论》的理论价值与马克思的理论贡献。1871年至1875年间，杜林先后发表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3年）、《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875年）等著作，建构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一整套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攻击。在哲学上，杜林宣扬以庸俗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折衷主义；在经济学上，杜林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杜林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对抗科学社会主义。
杜林以社会主义“行家”和“改革家”自居，加上他的学说极具系统性理论外观，因此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蛊惑性。由于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过系统梳理和阐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还很不足。因此，面对杜林主义这种打着科学和社会主义旗号的反动理论，有不少人自然缺乏足够的辨析力。一时，不少青年拜杜林为师，甚至当时的工人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袖也公然吹捧杜林，视杜林为虔诚的社会主义者。如德国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倍倍尔就曾匿名发表了《一个新的“共产党人”》这样赞颂杜林的文章，足见杜林主义的欺骗性之大。随着杜林分子的煽动和传播，机会主义者趁机鼓吹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这就严重误导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给党内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危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地位。
科学一再受到攻击和挑战，马克思、恩格斯逐步认识到批判杜林学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早在1867年杜林发表攻击《资本论》的文章时，他们就注意到杜林的无知和可笑。但由于当时杜林并不为多少人所知，杜林的言论还不足以产生多大影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从自身理论工作长远战略考虑，并没有花费精力去公开批判杜林，只是在私下通信中对杜林进行了揭露。然而到了1875年年初，杜林体系的传播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由于杜林的理论建构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贬低和攻击之上，因此，若任其恶意传播，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会越来越受到误解甚至诋毁。在李卜克内西的直接建议和马克思的支持下，恩格斯毅然放下手中的工作，立即着手写作批判杜林的著作。历时两年，恩格斯完成了《反杜林论》，彻底地批判了杜林学说，同时正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理论上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对《反杜林论》中部分内容的摘编改写，则是出于进一步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需要。19世纪70年代末，欧洲工人运动中不乏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因此，进一步在理论上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界限，是解决思想困惑的重要工作。《反杜林论》尽管是直接针对杜林学说而成的论战性著作，但正如恩格斯所说，“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2]。《反杜林论》中对杜林关于一般科学，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回答，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摘录“这本书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马克思语）而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必然有助于广大工人群众在理论上认清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
（二）适应各国工人阶级政党斗争和建设的实践需要
批判杜林主义，是德国工人阶级政党斗争和建设的需要。杜林的学说不仅是从理论上向马克思主义发起的全面攻击，而且在实践层面上威胁到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团结统一。由于杜林的目的在于以杜林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政党中的指导地位，因此，一旦杜林主义开始盛行，思想上的混乱必然会造成实践上的混乱。事实上，杜林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出版以后，对当时刚刚合并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这一危害是通过党内的杜林分子形成宗派集团从宣传和组织等方面制造的。
在德国，成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之前，工人运动中存在着两个派别：一个是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组建并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它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和帮助下建立和成长起来的，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左派；另外一个是由哈森克莱维尔、哈塞尔曼和特耳克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深受拉萨尔机会主义影响，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右派。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人运动，两派于1875年5月在德国的哥达召开大会，实现了合并统一，合并后的党命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由于爱森纳赫派为了合作不惜无原则的让步，没有同拉萨尔主义划清界限，使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主张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坚持，导致合并后的党内理论水平大为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杜林主义的流行创造了条件。杜林主义在德国党内的主要信徒有伯恩施坦、莫斯特和恩斯等人，他们在党内积极鼓吹杜林主义，并形成了一个杜林主义的宗派集团。
（三）广泛传播和普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需要
杜林主义从外部对马克思主义发起的全面挑战，提出了以系统化方式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需要。在杜林构建出系统化的社会主义理论之前，在《反杜林论》之前，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专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也没有系统地说明过他们理论的体系和内容，而是多以论战性的著作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反对什么。这种从否定性的角度对自己理论态度的表达，始终不是正面的标示性的理论界定。而系统化地明确阐述和界定自身理论的著作，则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得到正确和有效传播的重要条件。在当时，不仅学识程度较低的普通工人群众不完全明白马克思主义所指，连党内一些领导人在面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时也缺乏足够的辨析力和判断力。这种情况给机会主义提供了迷惑工人的可能性，杜林正是在此情势下才敢肆意狂妄地向马克思主义发起责难。[3]为了回应杜林整套的“哲学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政治经济学批判史”这三支大军的恶意攻击，恩格斯坦言：“我的对手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使我有机会在同他争论时用一种比以往更连贯的形式，阐明马克思和我对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的见解。”[4]《反杜林论》体系化的论证方式由此形成。《反杜林论》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范例和解释框架。
宣传和普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提出了以通俗化方式呈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便是满足直接宣传需要的成果。恩格斯在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直接说出了当时这种写作背景。不同于《反杜林论》这样一部纯学术性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写作目的决定了它并非是《反杜林论》的简单节录。材料的针对性选择、结构的重新编排、对正文的补充以及不同版本的序言、导言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具有了特殊的性质和独立的价值。正如恩格斯在1882年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的信中所言：“这是几年来我研究德国历史的第一个成果，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我能够首先把它献给工人，而不是献给书呆子和其他‘有教养者’。”[5]《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采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清晰简明的结构，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有效地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普及化，有力地提升了工人的思想觉悟。《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译文单行本出版后获得极大成功，其他译文版本的单行本也不断相继出版，说明了该著作正是适应当时时代背景、符合国际工人运动需要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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