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论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程进行了考察。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一概地进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客观地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积极作用。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由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大工业这三个阶段的特点分析,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在于使“个体生产”成为了“社会化生产”,从而创造了强大的生产力。将分散的小生产转化为大规模社会生产的过程,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它主要包括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化。生产的社会化之结果,即实现社会化生产。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之前的中世纪,普遍存在的是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在小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料属于劳动者自己且仅供个人使用;生产是个人的行动;劳动产品是劳动者个人的产品。这种个体生产的性质,决定了生产资料简单粗陋且十分有限,生产过程低效,劳动产品不够丰富。资本主义生产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人数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9]这种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是简单协作,萌芽于15世纪。简单协作是指“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10]。简单协作的生产形式并没有实行分工,但多人集中在一起的共同劳动已经远远超过了单个人劳动的生产力水平。16世纪中叶,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形成,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进入了工场手工业阶段。在手工业中,工人的熟练技术是生产过程的基础。工场手工业实行分工,工人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从而提高了工人劳动的熟练程度;同时,为满足分工带来的局部操作的需要,劳动工具逐渐分化和专门化。因此,较之于简单协作阶段,工场手工业阶段不仅劳动生产率得到大幅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也大大提升。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纺纱机、机械织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11]最终取得统治地位的机器大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形式,是资本主义经济优越性得以体现的基础条件。机器大工业使生产完全具备了社会化生产的性质,社会化生产最终使得全部旧的生产方式被革命化了。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由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是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生产社会化不断发展并最终确立社会化生产的主导地位的过程。生产的社会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区别于以往时代生产的重要特征。首先,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使过去个体的、小型的、分散的生产资料得以集中和扩大,变成了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恩格斯高度肯定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作用,认为“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12]。可以说,一方面,正是因为社会化生产对专门化、专业化生产资料的需要,才推动了劳动工具的不断革新,最终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另一方面,社会化生产使得生产资料集中化、大型化,促进生产资料的合理流动,成为“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13]。其次,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使生产不再是分散的独立的个人行动,而是有分工有协作的社会行动。社会生产领域各部门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效率提高。最后,劳动产品的社会化,使劳动产品不再是单个人的产品,而是社会的产品。因为每一件产品都是由许多工人共同劳动而成,表现为集体力量的结晶,所以,劳动产品既不再是单个劳动者独立生产的成果,也不再属于单个劳动者自己。以上生产的社会化的三方面内容相互联系,互为依存,共同反映出社会化生产的特点。
生产的社会化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它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密切了市场联系,从而加速了物质生产进程。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4]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承担者资产阶级在社会生产方面所作贡献的高度肯定。
(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历程,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他指出,实行社会化生产的资本主义,相较于以往个体生产的历史时期,在产品占有上产生了新的性质。个体生产阶段,生产者通常都是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通过自己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劳动产品自然属于自己。也就是说,个体生产时期,“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15]。社会化生产中,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产品实际上都具有了社会的性质,“但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像从前一样仍被当做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16]。资本家以生产资料占有者的身份,进一步占有劳动产品。因此,本应属于社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却被少数资本家所占有。这其中的问题在于,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资本家,却不是生产资料的真正使用者和产品的真正生产者。这样,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就存在着天然的对抗性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具体体现。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产品生产的主体是个体生产者,他们通常以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以手工劳动的方式生产出产品,产品属于自己。即使是为了满足更多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的交换,也是建立在自己生产出剩余产品的基础之上。总之,私人占有的前提是个体的私人生产,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体小生产相适应。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不再是个体的私人生产,而是社会化生产。社会化生产所呈现出的优势,不仅使个体生产遭到淘汰,而且表现为远远超出小生产水平的更为先进更为强大的生产力。生产力上的变革,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实行相应的变革,即社会化生产必然要求社会占有产品。但是资本主义仍然继续采用私人占有的形式。社会化生产已经消灭了私人占有的前提(即个体的私人生产),却仍然被要求服从于私人占有制。可见,社会化的生产力受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恩格斯指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17],社会化生产越是彻底排挤掉个体生产,越是占统治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18]。
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两种具体表现形式。
第一,在阶级关系上,“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19]。一方面,社会化生产影响了雇佣劳动性质的改变,随之加剧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化。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但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前的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已出现。最初的雇佣劳动是在个体小生产分化的基础上出现的,它是劳动者在自给自足的生产之外的一种补充性的劳动形式,并不是劳动的全部性质,“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辅助办法,一种暂时措施”[20]。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从个人的变为社会的,并集中到自己手里,雇佣劳动性质发生改变,“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辅助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21]。原因在于:首先,社会化生产越体现出优越性,越在生产中占据统治地位,个体生产就越失去其价值,最终被淘汰;个体小生产者不得不受雇于资本家,参与到社会化生产中,否则就没有出路。由此,“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22]。其次,生产的社会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战胜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封建制度的崩溃使得大量旧时封建主扈从人员、农民丧失了生产资料,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投靠资本家,这使得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因此,随着丧失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队伍不断壮大,现代无产阶级形成了;同时,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私人占有造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尖锐。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意味着“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离了”[23]:作为生产者的无产阶级丧失了生产资料,一无所有,只有出卖劳动力;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不劳而获,继续占有劳动产品,并把资本变成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的手段。可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阶级对立明显。
第二,在生产方式上,“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24]。一方面,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商品生产以交换为目的,交换是商品生产者实现社会联系的纽带。然而在私有制条件下,交换能否实现,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商品生产者是不确定的。他们既不清楚市场上究竟是否需要他们生产的产品、需要多少,也不清楚自己生产的产品能否卖得出去、能否取得收益。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控制。”[25]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商品生产速度和规模不断发展,交换不断扩大,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作用了”[26]。商品生产规律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强制作用于生产者,和生产者相对立,资本主义社会完全表现出产品对生产者的支配。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商品生产规律的双重作用下,企业各行其是,整个社会生产呈现出无计划的盲目生产状态,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越来越走向极端。另一方面,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日益加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化生产,意味着各个工厂内部生产的组织性。社会化生产正是资本主义战胜个体小生产、不断淘汰旧式手工生产的杠杆。它所具有的革命性在于使各行业、各部门的生产处于竞争的不稳定状态之中。“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27]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资本家必须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使得工厂内部生产中组织性不断增强。以上两方面,是一对对立物:为了在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赢得生存机会,各个企业不得不加强内部生产的组织性;然而单个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增强,必然会加剧竞争的激烈程度,扩大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这种冲突愈发尖锐。
(三)经济危机
恩格斯论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导致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两种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俱来的。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其矛盾冲突必将尖锐化,从而不可避免地爆发经济危机。恩格斯具体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资本家而言,意味着两个强制性命令:一是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二是不断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首先,不断改进机器的强制性命令,加剧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处境,从而破坏了国内市场,造成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足。在社会化生产无政府状态推动下,各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免遭淘汰,不得不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机器的改进造成了人的劳动的过剩,意味着对雇佣劳动者的需求量减少。超出生产需要的这批雇佣劳动者,恩格斯形容为“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28],因为他们随时准备着在生产需要时供资本家支配,也随时准备着替补生产中的雇佣劳动者。由于这支产业后备军的存在,资本家不必担心缺乏雇佣劳动者的情况,因此,他们能将工人阶级的工资抑制在只够维持生存的低水平上;而工人阶级则为了不至于失业,不得不安于被剥削的现状。可见,机器的改进,极大地恶化了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概括而言,机器的改进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机器的改进意味着劳动资料的节约,而劳动资料的节约造成了一支有劳动能力却没有劳动机会的产业后备军,这是“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发挥作用的正常条件的剥夺”[29]。第二,机器的改进造成的劳动的过剩,使得资本家不用担心缺乏雇佣劳动者,因此能随意支配雇佣劳动者,这增强了对工人的控制。于是,“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30],却成为工人一生不自由的手段。第三,一部分人过度劳动,另一部分人失业。第四,对工人工资的限制,同时把国内群众的消费限制在忍饥挨饿的最低水平上。总之,机器的改进带来的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其次,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强制性命令,推动生产的盲目扩张,造成社会生产部门比例失调。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推动下,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也成了资本家追求更多剩余价值的必然选择,这也是不断改进机器的必然影响。由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家在扩大生产规模上必然带着盲目性,这种盲目性和机器大工业的扩张结合在一起,生产出大量远超市场需要的产品,造成了社会生产部门比例的失衡。综上分析,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贫困积累,另一方面是产品的大量堆积,即无限扩大的生产遭遇不足的购买力。于是,“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31],冲突不可避免,经济危机爆发了。
恩格斯通过分析历史上经济危机的事实,说明了经济危机的实质、特点和危害。通过对1825年第一次经济危机到1877年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这期间一共发生的六次经济危机的考察,恩格斯指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主要是指生产的产品超出了工人群众的购买力,因此生产显得过剩。由于超低的工资限制,工人群众的购买力是非常有限的,工人群众所能获取的生活资料仅停留在维持生存的层面上。面对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一开始,资本家宁愿产品大量堆积、闲置甚至毁坏,也不会低价卖给工人群众。于是,产品积压,工厂停工、破产发生,生产力和产品被浪费和破坏。资本主义生产进入停滞状态。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因失业而贫困加剧,严重缺乏生活资料。直到最后,资本家才不得不以低价卖出积压的剩余商品。逐步地,生产和交换恢复运转。一旦生产和交换恢复运转,在社会化生产无政府状态推动下,生产又将进入加速扩张的轨道,又一次陷入经济危机之中。从这些事实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经济危机的爆发具有周期性的特点;每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都造成了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本质,并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首先,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经济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32]。其次,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危机的发生,直接源于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冲突,暴露出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局限性。经济危机发生之后,许多资本家的破产,使资本越来越集中于一些大资本家手中,更预示了各个工厂内部的生产将更具组织性和更具社会性。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则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反而在这种恶性循环中,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地表现出来。“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33]也就是说,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使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的本性,即社会生产力这一性质,这就要求结束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由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
(四)资本主义内部进行的生产关系改良无法解决其固有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力在不断发展中越来越表现出其社会本性,也越来越要求人们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然而,真正“承认”,意味着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显然,资产阶级不会真正承认。资产阶级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又始终无法回避生产力的社会本性这一客观事实。因此,他们在资本主义内部可能的限度内,不得不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他们在资本主义内部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试图克服危机。首先出现的是股份公司。股份公司是资本集中的一种形式,是个人资本的直接联合。它的出现促进了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大和大工程的兴建,扩大了生产规模。其次出现了垄断组织。由于在一定的发展阶段,股份公司的形式也不能满足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了,于是,一个或几个经济部门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大企业联合起来,形成垄断组织。垄断组织对一个或几个部门商品的生产、销售和价格,进行操纵和控制。恩格斯主要阐述了托拉斯这种垄断组织形式。托拉斯是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的联合,是“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彼此间分配产量,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34]。这就在一定范围内克服了生产无政府状态,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劳动效率,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垄断并没有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激烈了。“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一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35]垄断代替竞争以后,尽管使得生产更具计划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暴露出更加露骨的剥削,即“一小撮专靠剪票息为生的人”[36]对全社会的剥削。显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这样的剥削,以致垄断组织必然要崩溃。最后,某些部门转化为国家财产,即国有化。这是由资本主义的国家代表资本主义社会承担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37]其中,“必然性”在于经济上的发展趋势。恩格斯尤其强调,只有在经济上国有化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为社会主义到来作准备的阶段。
恩格斯指出,股份公司、托拉斯、国家财产这几种形式,都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这两种形式的资本属性十分明显,无非是资本越来越集中在更少的或个别的大资本家手中,资本仍归资本家所有,工人阶级仍然是资本剥削的对象。资本主义国有化同样没有改变资本私有的属性。因为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38]。资本主义国有化程度越高,资产阶级国家就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对立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尖锐。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这一切都预示着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可见,资本主义内部进行的改良措施,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的经济关系调整,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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