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各项事业的伟大成就都在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新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发展迅速。中国已经取得如此重大成绩,举世瞩目,全民满意。为什么还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呢?这不是从一般道理上说的。凡居安必须思危,这是历史的经验和先哲的教训。这里说的不是抽象的哲学道理,而是实际的“安与危”的问题,是值得忧虑的问题。在世界上,我们是挑战和机遇并存,机遇多于挑战;在国内,我们是成绩多于问题,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只要有机遇,就会有挑战,挑战存在于机遇中;只要有矛盾,就会有问题,问题存在于矛盾之中。我们在提高“居安思危”和增强“忧患意识”的同时,也要对可能遇到的“风险”和“困难”有思想准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否真正成为我们的纲领、旗帜,最终要落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道路”是处在实践中的特色理论和纲领。离开了道路,一切都会流于空谈。

在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几十年,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是很长的历史时期。要应对国际局势的变化,要克服国内各种矛盾和困难,要一代又一代人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存在困难和风险的道路。我们要同心同德、埋头苦干,锐意创新、开拓进取,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风险存在何处?既有来自困难的客观的风险,更有应对风险的能力和决策的主观的风险。当今世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交往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更强化了两种制度之间的联系。西化和分化的危险是始终不应忽视的。但对我们来说,在研究客观风险时,更应着重化解风险的能力的研究,这就是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干部队伍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研究。

(一)党的执政能力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自身建设的党,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这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的党,而且是领导改革开放伟大革命的党。我们的任务更艰巨、更困难,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于战争年代,经济成分多样化,分配方式和就业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员来自不同阶层。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大风险可能来自执政党自身。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只有永远保持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本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成为化解前进中任何风险的决定性力量。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保证。

(二)风险可能来自干部队伍

一个社会的状况如何,人民是否满意,是否拥护,最重要的是吏治。柳宗元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说过,对国家危害最大的是“贿赂行而征赋乱”。这当然是指封建社会。但这种说法对干部队伍建设也有警示意义。在我国,党的正确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具有决定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各级干部首先要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各级干部首先要去贯彻落实。没有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素质、高水平的干部队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道路就有可能受到挫折。改革开放以来,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才能和政治素质都有很大提高。但毋庸讳言,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权钱勾结、腐化堕落现象,也是触目惊心的。尤其是高官纷纷落马,更是令人忧虑。“作为执政党,面临最大威胁就是腐败。”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反腐败上发实招、出重拳,打虎拍蝇,在惩治腐败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在预防腐败方面也不断出台新的政策和措施。但反腐败仍然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和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认识到,腐败是“居安思危和增强忧患意识”中的重要问题,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威胁。

(三)风险来自社会主义思想理论领域中的混乱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经过很长一段思想混乱和各种错误思潮占领舆论阵地的过程。理论阵地和舆论阵地是最重要的。理论的混乱,必然是思想的混乱,而思想的混乱,必然导致行动的混乱。

中国共产党是一贯重视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的党。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扎实推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明显成效给予了充分鼓励。但在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方面,仍然有许多需要认真研究和澄清的问题。

例如,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与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经济运行方式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共同特点,它的某些共同点不能成为否定市场经济必然与特定制度相结合的依据。事实上它是而且必须是与不同社会制度结合的。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不是“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而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自发地发挥作用,只能是两极分化的加剧和阶级对立的产生。历史证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分化,就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强化和最终形成的。至今,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两极分化严重的国家。在中国,只有由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调节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功能。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企图重新回归计划经济的“左”的观点是错误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但企图使市场经济摆脱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否定政府的经济功能同样是错误的。

再如,有的理论家强调民主的普世性。表面看来,资本主义是民主制度,强调民主;社会主义同样应该是民主政治。民主这个德先生,西方有,中国也应该有。这是毫无疑问的。可以说,社会主义需要民主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列宁在《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中甚至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1]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把民主作为防止历史周期率的有效工具的论断,也是众所周知的。

当然,民主作为当代政治文明会有某些共同点,例如票决制、少数服从多数、公民的普遍参与等,但西方的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的内涵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的民主是选举民主,是多党制的民主,通过选举上位轮流执政。在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和人民利益。选出的并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往往是政治家甚至是政客,是某个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表。这就是为什么大财团愿意出钱支持某个竞选人的“秘密”。至于多党制也是如此。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民主,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效的、有利的。因为它能通过换马来“纾困”,平息人民的不满和燃起对新一届政党政府的“希望”。这种“纾困”和“希望”不断交替,对资本主义长期维持自己的统治是有利的。难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称民主制是资本主义“最好的”统治形式,是资本主义制度最好的“外壳”。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的协商民主,广泛征求意见,更能体现民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能照抄西方多党制的民主吗?能满足不管选出的是不是政客,是不是特定利益集团代表人物都无关紧要,而只要一人一票就算是“民主”吗?当然不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建立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做主相结合的民主政治。这三者不可分。其中,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而它的实现程度和方式,是衡量社会主义民主成熟与否的重要尺度。至于用多党制来代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用西方政党不参与政府来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都会根本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

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把民主和市场当作抽象的普世价值原则,否定民主的社会制度本质、否定在中国市场经济必须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任何一个稍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人都懂。西方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在不断“教育”我们。当年东欧开始改革时,西方有位高水平的理论家为他们提出一个包治痼疾的药方,就是最简单的两味药:市场和民主。他所谓市场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所谓民主就是西方多党制和议会制民主。药效如何,世人周知。

还有,我们更着重强调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注重社会福利,注重教育、医疗的公益性和全民性,强调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可有的理论家往往朝西方所谓福利社会或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上拉。这是制造理论混乱。社会保障、全民共享、社会福利,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想中应有之义。马克思当年在批判《哥达纲领》关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从总劳动所得中扣除,分为“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部分”,以应对“社会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还特别强调,要“用来满足共同需要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马克思指出:“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2]可见,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全民共享,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事实也是这样。无论斯大林有多少错误,苏联为全民的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的投入仍然为现在的俄罗斯人所怀念。就中国来说,毛泽东有过“左”的政策,但是作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政权,中国共产党还是在低水平的基础上实行一定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如免费教育、医疗和廉价的房租等。我们实行的是低工资制,但社会保障部分占的份额并不太小。任何一个没有政治偏见的人都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注意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只是由于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的局限,由于平均主义和其他“左”的错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总体仍然是低水平的,而且覆盖面较小,广大农村的教育和医疗养老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安排。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并不是判别社会制度性质的标准。毫无疑问,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与早期资本主义相比,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有很大变化。尤其是一些人口少、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如此。恩格斯在1892年为他的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德文版第二版序言中说:“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3]这表明恩格斯晚年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大量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以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剥削揭露所造成的理论和社会压力;工人运动传统和工会组织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经验和调节社会矛盾的方法更趋成熟;等等。这是一种社会合力的作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提高,对资本主义社会稳定和发展有利。

我们实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不是向西方民主社会主义靠拢,而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中的“共同富裕”,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只是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待完善。近年来,我们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不断增加投入;在农村减免农业税和逐步推广新合作医疗,在城市实行低保制度。可以肯定,随着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发展,我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投入会不断提高。

社会是复杂的,充满各种偶然性。各种不可预见的风险都有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博大精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宏伟壮丽,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平坦的,它会遇到各种新问题。因此,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能化解各种风险。

理论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无须讳言,理论领域各种倾向都有。“左”的路线和思潮在中国造成的危害和停滞绝不应重复。但鼓吹突破公有制主体地位,取消所谓“一党专政”,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甚至“儒化中国”“儒化中国共产党”等言论,也极具危害性。我们应该抵制和澄清“左”的和右的思想和理论。

6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防止“历史周期率”的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是考试并没有结束,还在继续。只要中国共产党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