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翻译风格研究

翻译风格研究是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长期以来，翻译活动被视为一种模仿性活动，而不是创造性活动，译者只是源语文本风格的再现，因而翻译风格研究被严重忽视。然而，随着描写译学研究的兴起，翻译风格研究被提上了译学研究的议程。学界开始借助语料库研究方法，通过大规模的语料分析和数据统计，考察译者在传承原作风格之外的自我显现，并运用语言学、翻译学、文学及文化理论对翻译风格产生的原因进行阐释。

一、翻译风格研究的演变

（一）翻译风格的内涵

翻译风格，又称译者文体或翻译文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翻译风格是指译者在语言应用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以及包括译本选择、翻译策略应用、序跋和译注等在内的非语言特征。狭义上，翻译风格指译者语言应用或语言表达的偏好，或在译本中反复出现的语言表达方式。本章所讨论的翻译风格属于后者。

（二）传统译学理论框架下翻译风格的隐性

虽然近年来翻译风格的研究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但在传统译学研究的理论框架下，对译作风格的研究与批评总是与原作风格密不可分的。传统译学理论强调译作对原作的忠实，主张译文风格对源语文本风格的依附性，认为译者应关注“原语风格意义的所在，以及在对原语的风格意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获得译文风格对原语风格的‘适应性’”。换言之，在传统译学理论框架中，人们所关注的是“如何使译文在与原语的对应中力求在风格表现上做到‘恰如其分’”。因而，翻译风格一直被隐形。

Venuti （1995）曾用“隐身”一词来描述译者在传统译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传统译学研究强调翻译只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译作价值低于原著，译作是原作的派生物；翻译是仿照、临摹和拷贝。相应地，译者便成为原作者的诚实代言人。译者必须尊崇源语文本的完整和权威，最大限度实现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之间的对等或等值，准确无误地再现源语文本的风格。为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做到像玻璃一样透明，不得表现出任何自我的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得留下自己的痕迹。简言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能充当隐形人或传声筒。事实上，传统翻译理论将译者忠实传达源语文本意义视为翻译的首要原则，将译文风格“忠实”、“对等”地再现源语文本风格作为翻译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从而扼杀了译者的创造性。显而易见，在传统译学理论框架下，根本没有翻译风格存在的空间。

（三）翻译研究文化转向语境下翻译风格的显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的翻译研究经历了以译语为中心的文化转向，研究者们开始关注译文和译者。学者们以经验和历史为取向，从译者和译语文化的角度出发，从多元系统理论、后殖民理论、解构主义和女性批评等文化视域开展翻译研究，颠覆了以源语文本为中心的传统译学理论的许多观念。人们意识到翻译绝非在真空状态下进行，也不仅仅涉及抽象的语言系统。翻译受到不同文化对译本期望的影响，因而与其说翻译是不同语言间的转换活动，不如说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进行的语言操作。此外，译者不再是从属的角色，相反，在翻译这一跨文化过程中占据中心位置。作为源语文本的读者和译文的作者，译者既参与对源语文本的阐释，亦参与对译文的创造。“在翻译文本所处的社会文化多元系统中，各个系统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译语文化中的社会规范和文学惯例制约着译者的审美取向并影响其选择”。为了满足译入语读者的需要和需求，译者可能对源语文本进行多种方式的操作。译者决定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的目的和功能，并据此决定需要采用何种策略和风格。

必须指出，翻译研究已实现以源语为中心向以目的语为中心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身份经历了从隐性到显形的转变。译者终于能够摆脱重重枷锁，走到了翻译活动的前台，成为翻译活动的主角。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源语文本绝非译文唯一的、绝对的参照标准，源语文本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译者可以对源语文本作出种种阐释，并在目的语文本中反映出来，从而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译者自身的风格。

（四）翻译风格的描写性研究——从“声音”到“痕迹”

由于翻译活动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一种模仿性而非创造性的活动，因此以往的翻译风格研究一直与原作及原作者联系在一起。学界很少将翻译风格视为独立的研究课题。随着描写性译学的崛起，翻译风格研究逐步朝着科学的、个体导向的研究趋势发展。

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翻译风格起源于对译文质量评估标准的寻求，其中最引人注目和最具代表性的要数House的研究。House试图设计一种模式，以期描写源语文本语言和语境的特性，在源语文本与译文之间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源语文本和译文之间对等程度的报告。然后，依据这些报告，基于对语域和文类这两组语境因素的分析，对译文质量的高低进行评价。语域涉及语场、语旨和语式的分析，包括媒介、参与者、社会角色及其之间的关系、社会态度和职责范围等；文类则要考虑地域、方言、社会阶层和历史年代。

House创建的译文质量评估模式所描述的既非源语文本或原作者的风格，亦非译文或译者的风格，而是源语文本和译文存在多大程度的差异，这自然包括源语文本和译文风格的比较。这一模式虽然过分关注译文再现源语文本风格的程度，但还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为翻译风格的描写性研究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1.译者的“声音”

Hermans于1996年在Target第8期上发表题为“The Translator's Voice in Translated Narrative”一文。他首次提出译者声音这一概念。在该文中，他指出翻译叙事话语在文本中表现出不止一种声音，其话语呈现方式也不止一种。他将叙事话语中包含的“另一种声音”称为译者的声音。Hermans认为，译者的声音出现在译文的字里行间，无处不在，只是“有时可能完全隐藏在叙述者的背后，使读者无法察觉到他的存在”，然而译者会“冲出语篇层面，为自己说话，用自己的名字，譬如在译文后的注释中用第一人称解释所述之事”。他还指出，译作绝非是对原作的透明再现，而是具有多重、分散、混杂和复调性质的双重文本，旁注、脚注、括号说明及序言等准文本形式无不表明两种不协调的声音同时存在于译作中。同时，译者声音的任何一种显性都涉及“施为性的自我矛盾”，是“直接可察”的“公开干预”。这也是为何他用声音来比喻译者的话语呈现，因为声音也是直接可察的。

不难看出，Hermans关注的重点不再是源语文本的任何特性，而是译文中可能呈现出的译者的公开干预。他认为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的架构是译学研究忽略译者声音研究的重要原因。不过，Hermans的研究主要是从翻译策略和翻译的社会表现形式来探讨译者存在的空间，即从语言外部来观察翻译整体表现出的特征，并未从语言形式角度考察和分析翻译风格。

2.译者的“痕迹”

根据Baker的观点（2000） ，翻译风格指“留在文本中的一系列语言和非语言的个性特征”。翻译风格包括译者对所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前言、后记、脚注、文本中的注释以及译者个人偏爱的表达形式和重复出现的语言行为方式，即典型语言运用习惯。Bake指出，译文会出现译者的“无意识的风格特征”，或“微妙而不引人注目的语言习惯。这些特征或习惯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作者有意识的操控之外，而且文本的接受者会下意识地注意到”。

在Baker之前，很少有学者注意到译者无意识的风格特征，将翻译风格的研究范围扩大至非语言特征的学者则更少。Baker从对译者语言特征的关注转向对Hermans所说的“译者声音”的研究，从关注译者的有意干涉转向关注译者无意识的语言习惯，从而将翻译风格研究视野拓展到非语言层面，并尝试从文化、意识形态的视角对其加以阐释。

有必要指出，Baker关于翻译风格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她的研究扩大了翻译风格研究的范围，更在于她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语料库方法，开创了基于语料库的翻译风格研究的历史先河。Baker认为风格与语言形式有关，对风格的描述涉及对译者偏好或常见的语言行为形式的描述。想要“抓住选择模式而非个例”，就需要有大规模的描写性数据，而只有语料库提供的大量翻译语料或双语语料才具有说服力。

二、基于语料库的翻译风格研究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利用语料库，开展翻译风格研究的第一人当属Mona Baker教授。她以翻译英语语料库（TEC）为研究平台，分析英国翻译家Peter Bush和Peter Clark的翻译风格。TEC所收录的语料都提供了译者的背景资料，如译者姓名、性别、民族、职业、翻译方向、源语、译本出版商等。该语料库收录了多位知名文学翻译家的译作。这些译作既有相同译者所译的源自不同语言或不同原作者的著作，也有不同译者所译的同一原作的多个译本。这为翻译风格研究创造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张美芳（2000）指出Mona Baker所做的这项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①文学译者是否会在翻译中体现自己的风格？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应该如何辨别出这些独特的风格呢？③在有多种选择的情况下，文学译者是否会始终如一地偏好某些词汇、句型或标点呢？④译者偏好的语言选择是否与原作风格或源语语言选择倾向有关或与某一社会语言的规范有关？⑤如果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能否按照某个译者的社会、文化或思想定位来解释其选择？

为了探讨这些问题，Baker做了一个尝试性的研究。她选择了Peter Bush翻译的3本小说和2本传记以及Peter Clark翻译的3本小说。Bush翻译的源语文本出自3位不同的作家之手，分别用巴西葡萄牙语、本土西班牙语和南美西班牙语等3种语言写成。Clark翻译的文本则出自风格迥异的两位阿拉伯作家，均用阿拉伯语写成。一位是40多岁的男性作家，另一位是年近90的叙利亚女作家。她从类符/形符比、平均句子长度和叙事结构3方面描述了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Clark译文中的类符/形符比略低，平均句长较短。此外，Clark偏爱使用过去时态和直接引语，不太常用间接引语，即使源语文本用现在时，他也可能选择改译成过去时。总体来说，Clark的译文比Bush的译文更为简洁明了。Baker认为这一方面同源语文本的难易程度有关，但另一方面也是译者考虑到了读者的语言能力，为了方便不熟悉阿拉伯语文化的英语读者，在翻译时采取归化的策略。同时两位译者译文之间的差别也与译者对目的语文本读者的态度、各自的经历、翻译主张和目的不无关系。Baker还从“say”的变化形式“say”、 “ says”、“said”和“saying”的使用角度考察了Peter Bush和Peter Clark的翻译风格，发现前者使用“say”的频率比Bush高得多，尤其是过去式“said”的使用频率最高。Baker认为阿拉伯语作家使用过去时态的频率高于英语作家，这一现象导致Bush的译作中“said”的出现频率比Clark高。

无独有偶，Maeve Olohan （2003）也利用TEC考察了英国翻译家Peter Bush和Dorothy S.Blair译作中助动词和系动词省略式和完整式的使用情况，统计了“it's”、“that's”、 “he's”、 “she's”、 “I'm”、 “I've”、 “they've”、 “there's”、 “here's”、 “who's”、“Won't”、 “can't”、 “couldn't”的使用频率。结果显示，Bush倾向于使用省略形式，Blair倾向于使用完整式。这一差别的原因在于源语文本作者风格和源语文本体裁的不同。此外，这一差别还与源语文本内部的叙事结构有关。Olohan还利用WordSmith检索工具的关键词检索功能，将翻译英语语料库中Lawrence Venuti的译作和英国国家语料库小说子库（BNCFIC）中的语料进行对比，研究Lawrence Venuti译作的主题及其凸显译者主体性的方式。相关数据表明，“I”、 “my”、 “me”、 “myself”和“our ”等词的使用频率很高。这表明他的译作选取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她发现该译者惯常使用“yet”、 “nonetheless”、 “nor”和“thus”，而这些词更常出现于学术性的语篇中，而非小说文本中。Venuti有意选用“toward”，而不用更为常见的形式“towards ”。在作为考察对象的4个文本中，3个文本没有出现“towards”一词。她还发现译者倾向于使用“正式的”、“古老的”的词汇，使译文接近源语文本的表达风格，以达到异化或陌生化的效果。

英国伦敦大学人文科学系博士生Meng Ji （2009）基于自建的西班牙语—汉语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平行语料库，从汉语四字成语应用角度切入，比较分析了《堂吉·诃德》杨绛译本和刘金生译本的翻译风格差异。研究表明杨译本比刘译本更倾向于使用形态模式固定的成语和语义近似的成语。形态模式固定成语是指由两个叠音词语组成的成语，如日日夜夜、疯疯癫癫等。语义近似成语是指由两个同义词或近义词组成的四字成语，如平静清澈、斯文和悦等。Meng Ji指出两方面因素导致这两个译本的翻译风格存在差异：①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具体特征对译者的语言应用风格产生影响；②两位译者不同的语言风格是汉语四字成语应用差异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将视线投向基于语料库的翻译风格研究。

Yu Ching-hua （2009）从平均句长、类符/形符比和语气助词等角度，对海明威名著《老人与海》的余光中译本和张霭玲译本的翻译风格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余译本和张译本都选用短句以体现海明威的风格，但余译本的平均句长比张译本短；张译本的类符/形符比低于余译本，词汇变化没有余译本丰富。

徐欣（2010）基于多译本语料库，比较分析了《傲慢与偏见》的王科一译本、孙致礼译本、张玲和张扬合译本等汉译本的类符/形符比、高频词和个性词的使用。研究结果表明，孙译本的类符/形符比高于王译本和张译本，因而词语变化性较大，用词较为丰富。在3个译本中，孙译本高频词重复次数最多。就具体动词的使用而言，张译本倾向于使用“接受”一词，王译本和孙译本往往使用“领受”、“被任命”和“听从”等词汇。就名词使用而言，王译本中出现了“堂倌”、“账房”和“朝廷”等具有汉语文化色彩的词语。

刘泽权（2010）基于《红楼梦》中英文平行语料库，比较分析了David Hawkes和John Minford、杨宪益和他夫人，以及Bencraft Joly所翻译的3个《红楼梦》英译本对《红楼梦》前56回的报道动词所做的翻译处理。他发现3个译本的译者在汉语报道动词的翻译处理方面表现出各自截然不同的翻译风格。具体而言，Hawkes译本几乎将汉语“道”译作said，杨译本常常将其省略，而Joly译本使用了不同的报道动词。另外，Hawkes译本和杨译本常将报道小句译作倒装结构和扩展结构，而Joly译本倾向于按照源语文本报道小句的顺序来翻译。

（二）研究路径和方法

应当指出，基于语料库的翻译风格研究现阶段仍处于初始阶段，大规模的研究并未展开，研究所选用的语料规模较小，而且基本限于文学翻译。然而，该领域研究的意义却是无法忽视的。“利用语料库进行研究，对一些难以捉摸的不引人注目的语言习惯进行描述、分析、比较和阐释，能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译者的烙印确实存在”（张美芳，2002： 57） 。采用语料库方法开展翻译风格研究，可以将该领域的研究建立在语料分析和数据统计的基础上，从而避免翻译风格研究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一般而言，基于语料库的翻译风格研究可以从翻译语言特征分析和翻译策略与方法运用的研究等两个方面入手。前者包括词语层面、句法层面、语义搭配和篇章组织等层面。后者涉及不同译者在翻译具体词语或语句结构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与方法的比较。

首先，可以利用相关软件统计不同翻译作品的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高频词、具体词汇或语句结构以及标点符号的使用频率，并以原创文本的相关数据为参照系进行比较，结合源语文本相关词句的分析，重点分析译文中出现的对源语文本进行增加、删减和结构调整等现象，以及译者所作出的某些有规律性的创新，对不同译者的风格进行描写。

其次，依据语言学、文学和文学理论和翻译理论，详细分析和解释翻译风格形成原因。翻译风格形成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既有语言的，又有认知和文化的。要阐释翻译风格，既要考虑文本要素，又要考虑译者本人作为一个有认知能力和具体需求的个体人的因素，还要兼而考虑大的社会背景要素，即具体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译者和译文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概括起来，影响翻译风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方面：

1.译者自身因素。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的翻译目的、对译本读者的判断、译者的认知能力和译者的个性等因素都影响着译者翻译策略和方法的运用，以及具体词汇和句式结构的应用。具体说来，如果译者的翻译目的是忠实再现源语文本所体现的源语文化，就会采用异化策略和直译方法， 目的语文本词汇和句式的应用往往更多地体现出源语语言特征的影响， 目的语文本就会呈现明显的陌生化趋势。反之， 目的语文本的语言特征与目的语语言规范契合，因而表现出传统化趋势。此外，如果译者将大众读者视为目的语文本读者，通常会更多采用归化策略和解释性翻译方法，使目的语文本通俗易懂。

2.目的语文化因素。尽管译者自身因素是翻译风格形成的关键原因，然而译者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选择以及译者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应用都会受到具体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审美观和翻译规范等因素的制约。回顾国内翻译发展的历程， 自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 白话文运动盛行，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些文化精英主张通过翻译途径输入外国语言的词汇和句法结构，以改良白话文，故而当时许多汉译作品采用了异化策略和直译方法甚至硬译方法，呈现非常显著的陌生化趋势。而到了1934年，上海文化界人士陈望道、胡愈之和叶圣陶等发起大众语运动，提倡白话文的应用要更加接近大众口语。受该运动的影响，一些汉译作品采用归化策略和意译方法。

3.源语和目的语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翻译文本是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文化影响的产物。不难理解，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差异的性质、程度和具体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译者翻译方法的选择及目的语词汇和句式结构的应用，从而对翻译风格产生影响。如果目的语与源语属于不同语系，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显然不同于翻译与目的语属于同一语系的源语文本时所采用的策略和方法。因此，翻译活动涉及的具体语言应视为翻译风格成因的重要变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