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对城镇化过程中制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取得了明显的进展。1978年到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总量从1.7亿增加到7.1亿，城镇人口比重由17.9％提高到52.6％。2012年中国城市总数657个，小城镇19881个，城镇体系逐步完善。大规模的农民进城务工就业，改变了亿万农民的命运，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有效地支撑了工业化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现代化进程。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时间才走完的历程，为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实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土地制度等都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随着网络的兴起，网络舆情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政策的转变，我们以农民工市民化为例，对网络舆情影响公共政策情况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1.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市民”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概念，因为在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上，对市民概念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最基本的一个目标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目前，在中国经济理论界以及日常生活和公共语境中，对市民大多是从城市层面来理解，从而市民概念被指称为城市居民，一般特指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1]农民工市民化，就是让农民转化为市民的一个过程。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仅仅从城市层面上来定义市民，那么农民工市民化，就被理解为在城市化进程中，让生活在农村的大部分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由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最明显的标志是获得所在地的城市户口及相应的社会权利。

我们通常所称的市民，一般特指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居民与农民享受着不同的国民待遇，居民能够享受农民所不能享受的现代城市文明。长期以来，中国在“非农业”和“农业”户口之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人为地划出了一道鸿沟，造成其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等方面的悬殊差别，形成了“市民”与“农民”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利群体，其弊端不言而喻。农民工市民化，就是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在西方发达国家，农民工市民化道路通常是通过人口迁移来完成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就揭示了这种农民工市民化的一般规律。然而，中国是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世界人口大国，其中8亿农民想通过大量的人口迁移来实现市民化，其过程必将是长期而艰难的，其难度和成本也都会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西方国家农民市民化的一般规律，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

从西方国家城市化的现实及其趋势看，城市化道路也不再是一条单一的传统的道路，而是有了全新的视角，如有的学者提出了第二次城市化道路，有的提出了“逆城市化”趋势，等等。未来的农村和城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域的界限已不再像现在那样明显。基于这样的角度，“市民”概念也有了全新的内容。“市民”和“农民”不再是地域上的区别，也不是职业上的区别。它们的区别更重要地在于权利、待遇、生活方式、文明程度等。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市民不是指居住在城里的人，而是指具有同等国民待遇、城乡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因此不能继续沿用“农村—城市”“农民—城市居民”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式的叙述模式，从政策层面上也要抛弃城乡分治的现状。从身份上说，不再有“农村人”和“城市”包括“城镇人”之分，他们都是从事相关产业工作的产业工人，无非有的从事农业生产，有的从事非农生产。他们只有分工的区别，都可以享受社会福利和保障，都是居住在一定区域（如城市、城镇、农村社区等）的市民。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应该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

2.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

从本质上讲，城镇化就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文明的城市社会发展转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合理化和人口城市化。城镇化过程中，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进城务工，成为一个新兴群体——农民工。农民工问题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城乡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而且是影响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现实意义在于：

（1）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根据钱纳里等人的工业化阶段理论，人均GDP达5000～10000美元，是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向城市化和工业化转型的关键时期。2012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超过52.54％。大量事实证明，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中国的农民工仍然是城市中的“过客”，没有城市市民身份，不能享受城市市民的同等待遇和社会福利。城镇化进程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脱节，严重制约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至少应包括从事非农产业、享受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融入城市社会文明三个方面，身份转变、地域转移只是市民化的“外在形式”，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进而价值观念融入城市文明才是市民化的真正内涵。因此，破除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城乡二元制度障碍，促进农民工向市民角色全面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中国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内容，更是目前解决农民工问题最现实、最有效的途径。

（2）农民工市民化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需要。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既可增加投资，又能拉动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十二五”时期，如果城镇化持续以每年1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推进，每年约1000万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实现市民化转变，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将提高约1个百分点，释放出巨大的产业发展机遇和新兴服务需求。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从根本上来说，要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结构，让老百姓有钱、敢消费。实证测算表明，财政基本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将增加0.2个百分点。其中，增加社保和医疗支出的效果较为显著。但是中国现行社保、医疗等主要与户口挂钩，“重城市、轻农村”，中低收入者获得政府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其收入相当一部分用于教育、医疗等支出，收入再分配中的“马太效应”明显，严重弱化了他们的其他消费能力。因此，要积极而稳妥地完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建立起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长效机制，有序解决农民工进城落户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确保进城的农民工在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与城镇居民逐步实现同等待遇。

（3）农民工市民化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问题。农民工问题不仅关乎扩大内需，更关系到促进就业稳定和改善民生。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在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地的条件下分散经营搞农业，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因此，现阶段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非农产业就业获取较高收入。但是由于现行制度安排不合理，农民工长期处于城市的边缘，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他们在城市不但工作、生活条件艰苦，而且受到歧视冷遇，自身的合法权益经常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如果长期无法融入城市现代文明，农民工容易对城市产生疏离感，产生反社会的心理和行为。如果处理不好，定会积累很多矛盾，必将造成重大的社会安全隐患。因此，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看，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农民工市民化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在中国，市民特指那些拥有城市户口并在城镇居住生活、从事非农产业的城镇居民。对于中国而言，市民具有以下特征：拥有城市户口；在城市工作、生活；从事非农产业；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与现代城市文化相适应。

3.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容

农民工市民化符合人口迁移规律和城市化规律，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统筹城乡发展和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有其更深刻的内涵。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实现身份转换（农民—市民）、地域转移（农村—城市）和职业转换（非农化），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属性与角色内涵的转型（市民化）和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结构化）。因此，讨论中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不仅要探讨农民工以及城郊失地农民的身份与权利等问题，更需要关注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和生活后其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等能否真正融入城市。

农民工市民化至少应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身份的市民化，实现角色的全面转型，即完全实现从农民工到市民身份的转化；二是职业的市民化，由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为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三是经济的市民化，有足够支撑本人及家庭的相对稳定的收入，过上体面的社会生活，对城市有归属感；四是社会福利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后，应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五是具备市民化的能力，农民工素质进一步提高，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完全融入现代城市文明。从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市民化不仅要解决农民工的身份和地域的转换问题，更重要的是使农民工能够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具备市民化的能力，被城市接纳并融入现代城市文明。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城市政府和市民为维护他们既得的利益，对农民工“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排斥”。对于进城农民工来说，没有城市户口，人力资本素质普遍比城市居民低，一般只能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就业，是游离于城市的“边缘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以地缘、亲缘和血缘为纽带的较为封闭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在生活方式、职业选择、思维观念以及聚居和社交圈等方面，无法与城市居民有效沟通交流，难以融入城市市民社会圈。另外，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缺乏自治组织，缺乏政治参与，缺乏制度保障，民主权利和劳动权益常常受到侵害。制度型社会资本和组织型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他们通过社会网络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比较低。社会资本不仅会对农民工在城市获得就业机会有影响，而且对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也有一定的影响，制约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土地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特别是城市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城市就业岗位大大增加，亟需新的劳动力，因此，大量农民纷纷从农村涌向城市，寻找就业谋生的机会。在这种“民工潮”的作用下，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壁垒有所松动，但仅仅是外围的松动，并未触及就业、教育、社保等根本利益问题。农民工市民化的根本障碍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只有通过制度改革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工能自由地迁徙到城市，享受到城市市民的各种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融入迁入地城市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才能真正实现市民化。

4.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制度变革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实现农民工进城后与城市市民在户籍身份、就业生活、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同等的社会权利，融入城市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其阶段性要求和主要目标包括：

（1）实现农民工地域转移是基本目标。实现农民工地域转移，就是使农民工的生产生活场所由过去的农村地区迁移到新的城市社区。这不仅需要农民工在城市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固定的住所，而且还要学会舍弃某些传统的农村行为方式，学会适应城市行为规范与价值标准，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享受城市化和现代文明成果。

（2）实现农民工职业转化是关键目标。职业转化要求由从事农业生产转变为从事非农业生产，同时由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为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提高农民工职业转换的能力和社会地位，进而为其融入城市奠定坚实的基础。

（3）实现农民工身份转变是重要目标。要实现身份的转变，就要将农民工原来的农村户籍转变为城市户籍，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最终实现由农民身份向现代产业工人的身份转化。

（4）实现农民工与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是核心目标。当前中国农民工虽然已在城镇非农产业就业生活，但身份仍然是农民，无法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而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就是要实现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享有平等的劳动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权利。

（5）实现农民工城市文明的转型是终极目标。农民工市民化要改变农民工传统的农村生活习俗和行为方式，适应城市以法律规范、社会契约和文明理念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和法治社会，获得城市社会资本，真正实现由传统的乡村社会的农民向现代城市文明的市民转变。这种转变将构成农民工市民化的最高评判标准，因而也将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终极目标。

二、中国农民市民化现状

1.需要转移的人口规模依然很大

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大，随着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加上中国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水平还不高，这一批剩余劳动力就会被闲置。我们以平均劳动生产率来大致计算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2015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6708亿元，其中，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为60863亿元，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总数为20157万人，而全部就业人员总数为77451万人，这里用第一产业生产总值除以平均劳动生产率，得出第一产业应该有的就业人员总数大致为7906.54万人。此处将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总数与应该有的就业人员总数的差定义为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总数大致为12250.46万人。按照中国较近的转移速度计算，1971年—2012年间，中国累计农业转非农业人口数为42983.86万人，平均每年农业转非农业人口数为1048.39万人，因此，要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至少需要11年以上的时间。同时，中国目前对于总规模的统计是按照城市常住人口计算的，而基于城市农民工的候鸟式迁徙现状，农转非农的实际规模要远远超出现有数字。

2.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不足限制了市民化进程

不同类型的城市在吸纳新增就业能力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别，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中城市聚集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是一些小城市，尤其是内陆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不强。同时，大中城市在吸纳就业方面也存在很多制约因素：一方面，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加大，城市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农民转变为市民会给城市解决失业问题带来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现有的大中城市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在城市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和公用事业供给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城市功能不完备，这些都影响了农民市民化。[2]

3.城镇化异化现象明显，成为围绕GDP增长的人为布局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农民市民化不可或缺的载体。传统城镇化给中国农村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等带来了积极正面的影响，但在新的阶段，农民的需求开始发生变化，经济发展也面临转型，中国城镇化出现了明显的异化现象。由于对城镇化的片面理解，实践中城镇化异化成为GDP增长的手段，城镇化作为一个要素聚集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却异化为围绕GDP的增长而做出的人为布局，以致土地财政、高房价、农民半市民化形成的社会矛盾凸显，成为制约农民市民化的主要障碍。[3]

三、网络舆情推动中国农民市民化进程

1.网络舆情促进农民工群体接受城市生活和文化

近年来，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孤岛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他们虽然在不停地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在为早日成为一个城市人而不停地努力，但是城市还并没有真正接纳他们，不论是在制度上、在文化上，还是在意识上等，农民工群体仍处在城市的边缘，艰苦地生存着。网络媒介的出现让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有了一些乐趣，网络互动、网络音（视）频、网络游戏等填补了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空虚，让他们有了一个自由的空间来缓解压力、交友聊天。网络在农民工的生活中已经普及，手机上网更成为多数人选择的上网方式。网络媒介已经非常迅速地渗透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中，很多农民工已经成为忠实的网民。网络媒介对农民工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农民工的社会化进程有重要的影响。网络文化的渗透让农民工们更迅速了解和认识社会，了解城市生活，形成较为成熟的价值观，使其对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2）网络媒介加速了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进程。农民工群体本身的自我认同危机十分严重，对自己的“农民”身份并不十分认同，很多更愿意别人称自己为“打工仔”或“打工妹”，由此可见他们这一群体对自己的定位还是十分模糊的，是农民还是市民，既让社会困惑，也让他们感到困惑。这个一直在城市边缘徘徊的群体目前还很难被城市接纳，网络媒介可以让他们通过网络加深对城市社会的了解，加强与各阶层的网络互动，缓解以往“孤岛化”的状况。

（3）网络媒介对于广大城市人群改善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有极大的帮助。较传统媒介的报道而言，网络媒介传播方式更随意和自由，对农民工群体的包容度也更大。网络媒介的传播和网络互动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农民工群体，也能够让原先形成的关于农民工的负面形象得到改正和更新，修缮城市人群和农民工群体的关系，使双方更了解对方，关系也更融洽。

（4）网络媒介帮助农民工拓宽视野，提升了他们的文化素质，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但目前农民工对新媒介的接触和使用程度与城市人群相比差距还很大，一些电子商务等媒介形式还没有为更多的农民工接纳。网络媒介还可以增强农民工群体的社交能力，同时也会提高农民工的媒介素养。

总之，网络媒介的发展和普及，可以帮助改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生活，也可以促进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群体的和谐相处，提高他们融入城市的程度，有助于推动他们的城市化、市民化进程，有助于提升他们整体的精神文明水平，使他们更加自主地向城市人迈进。使用手机上网近两年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上网娱乐的新方式。手机被称为继互联网后的“第五媒介”，其功能的不断扩大化使其在受众中的普及率和热衷度不断提高，现在的智能手机的功能甚至可以媲美笔记本电脑。而手机功能的研发和更新换代之快已经让人目不暇接，应用软件的研发、4G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手机价格的一降再降，使得手机早已不再是奢侈品，而成为通信必需品。

这些对新生代农民工产生了尤为明显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接触新事物的能力要比上一代农民工迅速，其好奇心也更强。新生代农民工上网的主要目的是娱乐和消遣闲暇时间，使用网络辅助工作的较少，还有一小部分会通过网络找工作、学习。新生代农民工对网络的了解和接触程度一直在不断提高，并形成一定的依赖。但由于农民工群体仍处于城市的边缘，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在社会化和市民化程度不高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其对网络的认识和使用程度较城市青年群体还有较大的差距，网络媒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仍有很多负面因素存在，这不利于这一群体在城市中的成长和融入，尤其是容易使其沉溺于网络之中，形成更加自闭的社交心态。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契机多是毕业后由同乡介绍进城，或者是与同学一起进城找工作，也有部分是自小跟随父母进城打工，其由于年龄较小，接触新事物能力较强，对城市新事物接受速度较上一代农民工快。并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不满足于仅仅以“养家糊口”为打工目标，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并没有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深厚的感情，也没有过多的家庭负担，多数对于若干年后回农村务农不感兴趣，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目标逐渐倾向于未来成为“城市人”，在城镇中安家、定居，所以他们进入城市后从心理上和行为上更注重对城市的了解和对城市人的观察与模仿。

网络媒介作为现代城市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产物，它的普及和发展影响着每一个在城市中生活的人。网络文化对现代社会文化的冲击力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人们对社会资讯的了解、对时事热点的关注、对时下社会问题的评论等都不可避免地受网络媒介传播的影响，甚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因网络媒介而出现重大改变。网络电子商务的兴起让网络购物风靡，交通部门等政府行政部门也推行了网络订票、网上预约等服务措施，更不必说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网络博客、微博、社交网站、论坛、网络社区等网络媒介形式的应用，它影响着社会上每一个使用网络和不使用网络的社会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当然也不例外。

（1）接触网络机会渠道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过程中接触网络媒介的契机有很多种，最初接触网络和使用网络主要是同乡、同学或同事告知的。来自安徽的小王告诉笔者，还没来城里打工的时候就和同学去过县里的网吧，到了城里以后去的次数更多了，多是和工友一块去，有时候也自己去。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社交关系网比较单一，尤其是与城市同年龄段的人群接触并不多，其社交范围仅限于同事、同乡、亲戚等，交友范围比较窄，信息获取渠道也主要来自这一人群，对网络媒介的了解多是来自这一群体的推荐。

（2）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大。部分农民工接触网络媒介的契机还可能来自于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例如电视、报纸等。电视目前仍是农民工群体业余文化生活的首选方式，电视媒介上关于网络媒介的传播频率并不低，尤其是近几年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的融合程度在增加，网络媒介与电视媒介的同步播出等现象也比比皆是，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传统媒介了解网络媒介的机会也在增多。

（3）工作中接触到的网络媒介种类全。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种类逐渐发生变化，由以往的以建筑工人群体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制造业、服务业为主，很多用人单位的联网、办公条件的电脑化等都使新生代农民工有机会接触电脑、接触网络媒介，例如超市的收银机、餐馆的点菜机，还有一些用人方专门配备的电脑等。

（4）移动媒介使用频繁。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媒介接触的另一重要契机是手机的推广。很多新生代农民工都有手机，并且他们的手机功能在增多，以往的农民工手里的手机只能打电话和收发短信，但现在新生代农民工手里的手机功能花样繁多，而通信公司推出的上网包月套餐等更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相对于网吧的按小时收费，手机包月上网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更实惠，也更符合其工作时间长等特点。因此，移动媒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也在逐步加大。

大众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力巨大，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更是如此。媒介即讯息，大众媒介通过向广大受众传递信息而时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态度。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们会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每一个个体只要生存在社会上，都随时有可能被“魔弹”击中，成为媒介信息的接纳者和传播者。城市更是大众媒介传播的聚集地，新生代农民工们的观念和行为也在媒介信息的熏陶感染下发生着变化。

2.网络舆情推动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出台

阻碍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因素有很多，如户籍制度。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一片哗然，越来越多的人讨论当时的户籍制度，认为户籍制度不够合理，限制了人的流动。在随后的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不断出台新的政策以实现人的自由流动。2007年，中国提出“建立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2012年再次提出“要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2008年提出“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城市落户”，2010年提出“将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2013年再次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等。而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等同样存在着不公平的问题。近些年，不断有公众对这些制度提出质疑，在网络上进行广泛讨论，也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和回应。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社会保障事业的改革发展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保障水平存在差距、公平性和规范性有所欠缺、统筹层次不高、转移接续不畅等问题。而土地制度方面，也有了一系列的政策出台。例如天津市2005年下半年推出“宅基地换房”政策，即农民以其宅基地，按照规定的置换标准，换取小城镇内的一套住宅，并迁入小城镇居住；重庆市探索土地流转的“住房换宅基地、社保换承包地”方式，即在不改变土地用途和性质的情况下，集中使用承包地和宅基地，鼓励农民自愿出让承包地和宅基地换取城市养老等社会保障，以释放更多的非农用地，而农民将获得“现金＋股份”的补偿。这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流转制度的改革虽不尽完美，但赋予了土地资本化的价值，推动了农村土地流转，有利于加快农民市民化的步伐。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根据农民的意愿进一步改革农地流转制度，以促进农地顺畅流转，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保障。

3.网络舆情培养公民社会崛起

网络舆情不仅仅是民意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它是公民权利的一种实践形式。对网络舆情采取宽容的态度以及合法、适度的引导，不仅有利于治理社会冲突，更是在积极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公民社会主张一定程度的社会自治，主张人们的“私”生活领域应是一个合法空间。个人空间的存在为网络舆情的存在提供了条件，也有了它发挥作用的可能；也正因为处于公民社会发育的时代，人们拥有多元的自我认同和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对网络舆情的看法有时才会相异于主流话语。[4]

公民社会组织一般都有明确的利益倾向性，都是意见表达的主体。虽然公民社会不一定有强烈的意见表达冲动，但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公民社会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并利用意见表达的机会反馈给政府，使其有机会进入政府决策过程。这个意见表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公民社会的一种制约方式。2003年，孙志刚死在广州收容站，激起网民愤怒，这令中国政府开始反思并修改其收容遣送制度。广州市番禺区围绕居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选址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官方认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在当地居民看来则是一件损害包括健康在内的自身各种权益的恶举。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选址风波在折射公众焦虑的同时，也正成为民意表达的一个标本事件。通过网络将地方政府行使权力的不合理、不合法现象和腐败问题向公众曝光，能构成对权力的制约，原因在于权力腐败等问题一经曝光，必然给腐败分子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腐败分子的行为和结果一经在网络上曝光，就会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并引起一致的“惩罚”呼声，权力监察机关或上级权力机关会及时地处理。另外，这种曝光也能促使当权者纠正错误，改变不作为态度。对一些程度较轻的权力腐败现象，曝光也能起到闻者足戒、促其改正的作用。网络不同于传统媒体，官方并不能对其进行完全控制。网络能在中国新型公民的塑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网络为公民意见的表达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场所，使得民意能够以相对自由的方式得以表达，给决策者以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自然需要克制，但民意表达的本身也需要理性。在番禺事件中，我们看到，在博弈的过程中，老百姓与地方政府都控制在理性并积极的层面上。

4.网络舆情催化农民向市民转变的权利意识觉醒

2012年8月26日凌晨2点40分许，陕西延安境内包茂高速公路安塞段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一辆双层卧铺客车与一辆运送甲醇的油罐车追尾，引发甲醇泄漏并导致两车起火，事故造成36人遇难，3人受伤。随着媒体的报道，事故迅速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然而，就在此时，与沉痛气氛格格不入的是，一组来自事故现场的图集中，一名像是官员身份的人，却背手挺肚，面带微笑。8月26日16时35分，网友“JadeCong”发出了“事故现场官员满面笑容，情绪稳定”的微博，并附上了相关截图。随后，该微博被广泛转发。网络上，对微笑官员冷血的谴责和声讨此起彼伏，而官员的身份也为越来越多的网友所关注。8月26日19时53分，在照片被舆论关注仅3个多小时后，涉事官员的个人信息被迅速搜索出来，22时29分，网友“卫庄”在其微博发布了一张杨达才佩戴手表的照片，并称“网友怀疑是价值3.8万多欧元的欧米茄”。敏感的公众迅速将质疑和关注的焦点从微笑转向名表问题，23时57分，渤海论坛的新浪官方微博发布了杨达才在不同场合佩戴有5块不同款式手表的照片。至8月30日，杨达才疑似戴过的6块不同款式的手表被曝光，而这些手表同样价值不菲。杨达才并未做出回应。事件发展至此，公众对于杨达才到底有多少块表、这些表到底是哪来的、多少钱一块、杨达才到底有多少财产和财产的来源问题不断追问和质疑。直至9月21日，陕西省纪委才在其官方网站秦风网发布了杨达才因存在严重违纪问题被撤职的消息。网络颠覆了信息传递的不对称性，使腐败无处可藏，也正因为如此，网络监督正在成为政府反腐的积极力量，悄然改变着中国现有体制下的权力监督模式。杨达才事件被网友认为是“网络反腐的又一次胜利”。从网络围观到网络监督再到网络问责，网民利用虚拟网络搭建起现实监督的平台，在网络上愤怒、呐喊，在公众和舆论的反复追问下，掀起了一股网络世界中全民反腐的洪流。“表哥事件”是典型的公众行使监督权的体现。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逐步向市民转化，这不仅仅是他们户籍制度、居住地的改变，变化的还有他们的意识，他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注意行使自己的权利。杨达才的落马就是中国农民市民化后意识转变的一个案例。而在中国的反腐败过程中，市民化后的农民通过网络关注热点，成为反腐败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