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社论中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

本研究从这部分开始，主要分析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人民日报》社论所反映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情况。在本章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将《人民日报》社论主题分为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法律法治、纪念日和其他等7大类。根据样本社论在各主题下的分布，我们发现样本社论主题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和外交等3大类，因此，下文主要从这3个专门领域分析和探讨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情况。

对于专门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变迁分析，各个主题下的样本社论当然是主要研究对象，但并不仅限于此，因为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象征形式虽有差别，但有时又是互相渗透，不能截然分开的。因此下文在使用观念史方法分析各领域主流意识形态变迁时，研究对象仍然是所有样本社论文本。

一、《人民日报》政治类社论的主题变迁

样本社论中以“政治”为主题的社论共有256篇，这些社论的年代分布、字数分布、版面分布以及倾向性分布与总体趋势基本相似。考察政治类社论的主题分布，见表4－12。

表4－12《人民日报》政治类社论的主题分布

续表

“党的建设”方面的社论有121篇，占全部政治类社论的47．3%;关于“政权行政”的社论有81篇，占31．6%。两者相加所占的比例为78．9%，可见绝大部分政治类社论是关于党和国家建设的。“两会”是党和国家制定重大方针、政策的平台，为两会配发社论是《人民日报》的传统，政治类社论中以“两会”为主题的有31篇，占12．1%。此外，港澳台问题关系国家的统一，也是政治类社论的关注要点，此类主题的社论共有19篇，占7．4%。

分析各个时期《人民日报》政治类社论的主题分布(见表4－13)，可以发现各时期社论的主题分布与总体趋势略有不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在迅速完成对全国的军事占领后，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一整套行政机构，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管理，因此在“建国初期”的政治类社论中，政权行政主题的社论占51%，而党建主题的社论仅占36．7%，政权行政主题的社论要明显多于党建主题的社论。

表4－13各时期《人民日报》政治类社论的主题分布(%)

“文革十年”时期，样本社论中的党建主题的社论占全部政治类社论87．5%，处于绝对优势，而这个时期的《人民日报》仅发表过1篇有关政权行政主题的社论。“文革”期间党建主题社论与政权行政主题社论比例的严重失调，一方面可能因为在1966年之前，新中国的政权已经稳固，行政系统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所以主流意识形态对政权行政问题的关注减少了。另一方面的可能是，“文革”初期由于造反派夺权，各级行政机构处于瘫痪状态，之后成立的各级“革委会”机构虽然具有行政机构的职能，但实权往往掌握在军队手里，因此这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政权行政问题的漠视是不言而喻的。

“改革开放”时期，首要任务是纠正“文革”的错误。各地“革委会”被撤销，重建各级行政机构，政权行政问题开始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关注的热点，所以这个时期此主题的社论跟“文革十年”相比有明显增加，占“改革开放”时期全部政治类社论的41．8%，与党建类社论平分秋色。

“深化改革”时期，党建主题社论与政权行政主题社论的比例又发生了变化，政权行政主题社论的比例下降到22．9%，而党建主题社论比例上升到46．9%。政权行政主题社论比例的下降，可能与恢复与重建行政机构的工作业已完成有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开启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新征程，如何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统一思想、共创辉煌应该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任务。

“两会”主题的社论比例在改革开放前后对比悬殊。“建国初期”的“两会”主题社论仅占这个时期全部政治类社论的2%，“文革十年”中《人民日报》没有发表“两会”主题社论，而“改革开放”时期和“深化改革”时期，这个比例分别为12．7%和18．8%。“两会”主题社论的多寡与是否开“两会”密切相关，从《人民日报》社论传统看，只要开“两会”，《人民日报》都会配发社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两会”制度还没形成，直到1959年才形成现今的“两会”制度，“文革”期间两会停开，“两会”主题社论也就没有了。改革开放后，《人民日报》“两会”主题社论比例的大幅度增长，表明中国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以及人民民主、参政议政等理念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肯定与支持，同时“两会”本身也是主流意识形态运作的平台。

二、《人民日报》社论中政治意识形态的观念史分析

根据第一章所述的关键词选择方法，选择《人民日报》社论中出现频次较高、对政治意识形态有代表性的关键词，根据相关性分成若干组，然后对每组关键词1950—2008年间频数分布的变化趋势进行对比研究，以探究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情况，以及这些变迁背后的原因。

1．“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

样本社论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出现的频数分布如图4－5。“社会主义”出现的总次数最多，达4 561次，“资本主义”出现的总次数居其次，达604次，“共产主义”出现的总次数最少，只有382次。从总体分布趋势看，在1950—2008年整个时间段内，“社会主义”出现的次数都比“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出现的次数多。“资本主义”出现的次数在总量上虽然比“共产主义”出现次数多，但在整个时间段的分布来看，两者有交叉。

从分期趋势看，“建国初期”情况有点复杂。“社会主义”从1950年后出现次数逐渐增加，到1954年增加到一个高点，此后一直到“文革”初期，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资本主义”出现的次数1950—1954年逐渐增长，1954年以后开始逐渐下降，到1964年降到“文革”前最低水平。主流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一词关注的升降，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变化。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序言”中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可见新政权并没有完全排除资产阶级，1950—1956年，“资本主义”在样本社论中出现的次数多于“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1952年确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可能就是1954年后，样本社论中“资本主义”出现的次数逐渐减少的原因。

图4－5“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出现次数

1956年中共“八大”制定的路线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既然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主流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的关注也就减少了。“八大”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在1954年后出现的高频次是不足为怪的。

“文革十年”期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出现频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这说明在“文革”时期，这两个词有可能是互相作为对立面一起被使用的。“文革”初期的1966—1968年，两词的出现次数都经历了急剧上升和迅速下降的过程，之后经历了短暂的平台期，1972年以后两词出现的次数又开始上升，直到“文革”结束。“文革”初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出现次数的突然上升与下降可能与当时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有关。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收拾乱局，重建秩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样本社论中出现的次数应声跌下。此后，两词出现的次数虽然小幅度增长，但直到“文革”结束没有恢复到之前水平。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社会主义”出现次数迅速增加，并在整个改革时代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资本主义”出现的次数则在1978年后开始逐渐下降，直到1992年后，正式从《人民日报》社论中消失。1978年中国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废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路线，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文革”期间在思想意识层面的“主义”的辩论与斗争结束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重回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了，因此主流意识形态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再以对立的概念同时出现了，这也就造成了两者在1978年后的频数分布趋势的分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关于一直纠结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姓资姓社”问题的讨论尘埃落定，“资本主义”一词从此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消失。

“共产主义”出现的总次数虽然少于“资本主义”，但没有像“资本主义”那样消失，“共产主义”在各个时期的样本社论中均有出现。“共产主义”在1950—2008年整个时段中出现次数的分布比较平缓，明显的增长只有四次，可以分为三种情况:①当国家沉浸在乌托邦式的狂热中时，样本社论中“共产主义”出现次数会增加。图4－5中1956—1962年和1964—1968年“共产主义”出现次数的明显增加，正好暗合“大跃进”运动和“文革”初期的社会现实。②当国家面临重大转折，提出新的奋斗目标之际，样本社论中“共产主义”出现次数会增加。图4－5中1976—1982年“共产主义”出现次数的增加，可能跟改革开放初期制定新的发展目标有关。③当思想政治领域发生重大争论和斗争时，样本社论中“共产主义”出现次数会增加。图4－5中1990—1992年“共产主义”出现次数的增加，可能与1989年“六四”风波及随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在此期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出现的次数也同步增长。

2．“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与“和谐”

样本社论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与“和谐”出现的频数分布如图4－6。“毛泽东思想”出现的总次数最多，达569次，“三个代表”出现的总次数居其次，达244次，“邓小平理论”和“和谐”出现的总次数相近，分别为163次和142次。4个关键词中除“毛泽东思想”出现于1950—2008整个时间段外，其他3个关键词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在《人民日报》社论中的。

图4－6“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与“和谐”的出现次数

“毛泽东思想”在1950—1962年的样本社论中总共只出现14次，却在1962年后出现急剧增长，到“文革”初期的1966—1968年达到顶峰。这可能是“文革”初期的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造成的。1976年“文革”结束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仍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议题，所以1976—1978年的样本社论中“毛泽东思想”出现的次数并没有减少。

1978年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在1981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但指出毛泽东应该为发动“文革”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此后，“毛泽东思想”在样本社论中仍持续出现，但出现次数明显减少了。这说明“毛泽东思想”虽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为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与时俱进的。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称为“邓小平理论”，并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新的指导思想。由于样本社论选取的是双数年，因此样本社论中最早出现“邓小平理论”在1998年。此后，“邓小平理论”在样本社论中一直有出现。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当年的样本社论中，“三个代表”出现的次数就超过了“邓小平理论”出现的次数。2002年中共“十六大”将“三个代表”思想作为新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当年“三个代表”在样本社论中出现132次，远远超过“邓小平理论”出现的次数(43次)。“和谐”一词1992年开始就出现在样本社论中，但出现次数不多，直到2006年才有显著的增加。2005年胡锦涛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当年“和谐”出现的次数急剧增长，明显超过了“三个代表”和“邓小平理论”出现的次数。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一旦提出，始终贯穿，具有继承性。一种新的指导思想提出，都是以承认之前的指导思想为前提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一种新的指导思想提出后，会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迅速占领重要位置，之前的指导思想往往退居次要位置，但这种退却并不代表被否定，而是为了突出新的指导思想。

3．“毛泽东”、“毛主席”与“邓小平”

样本社论中“毛泽东”、“毛主席”与“邓小平”出现的频数分布如图4－7。“毛主席”出现的总次数最多，达1 356次，“毛泽东”出现的总次数居其次，达1 080次，“邓小平”出现的总次数最少，仅432次。

图4－7“毛泽东”、“毛主席”与“邓小平”的出现次数

从频数分布趋势看，1978年前，“毛泽东”和“毛主席”频数变化趋势基本同步，说明“毛泽东”和“毛主席”在样本社论中出现可能具有相关性。只是在1950—1966年之间，样本社论中“毛泽东”出现的次数要多于“毛主席”;而1966—1978年间，样本社论中“毛主席”出现的次数要多于“毛泽东”出现的次数。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样本社论中“毛泽东”出现的次数开始下降，而“毛主席”出现的次数急剧下降，到1980年后，“毛主席”一词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消失。这说明拨乱反正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打破，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仍为肯定，所以“毛泽东”一词出现次数虽然减少，但仍未退出《人民日报》社论舞台。

“邓小平”一词从1976年开始在样本社论中出现，但1976—1990年间出现的频数比较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邓小平”一词出现的次数明显增加，“邓小平”出现的次数开始明显多于“毛泽东”出现的次数，这种趋势一直得以保持。

4．“斗争”、“团结”与“批判”

样本社论中“斗争”、“团结”与“批判”出现的频数分布如图4－8。“斗争”出现的总次数最多，达3 684次，“团结”出现的总次数居其次，达2 086次，“批判”出现的总次数最少，仅332次。

图4－8“斗争”、“团结”与“批判”的出现次数

从样本社论中“斗争”和“团结”的频数分布趋势看，1950—1966年，两者基本同步;1966—1976年，两者发生背离，“斗争”出现的次数明显多于“团结”出现的次数;1976—2008年，两者又基本同步了。“斗争”和“团结”是一对矛盾，这两个词在讨论问题时往往会被一起提及和使用。《人民日报》社论中经常有“团结谁，跟谁或某种现象做斗争”、“团结谁为实现某目标而斗争”等固有模式。1966—1976年“文革”期间，“斗争”和“团结”出现次数的背离，说明主流意识形态片面强调斗争而忽略团结，这与“文革”中盛行的斗争哲学及“斗批”运动暗合。

从“斗争”和“团结”出现次数看，1978年前，“斗争”出现的次数明显多于“团结”，而1984年后，情况发生了反转，“团结”出现的次数明显多于“斗争”出现的次数。1950—1958年，虽然“斗争”出现的次数要多于“团结”出现的次数，但两者差距并不悬殊，而1958年后两者差距迅速拉开了，直到1976年，均保持较大差距。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申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文革”开始后，更是提出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因此1978年前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弥漫着斗争的硝烟味。经历了“文革”后的拨乱反正，1984年后，“团结”出现的次数明显多于“斗争”出现的次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反复重申维持安定团结的重要性，“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包括民主、‘双百方针’等等，统统谈不上。”^[3]团结和稳定是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保障和基础，主流意识形态对“团结”的关注和强调反映了现实社会政治需求。

样本社论中“批判”一词大量出现在“文革十年”期间，1966年之前虽然也有出现，但出现次数不多，而“文革”结束后，“批判”出现的次数迅速下降，到1992年后，“批判”一词再也没在样本社论中出现过。“批判”一词的大量出现，跟“文革”期间的大批判、大辩论有关，也是“文革”时期野蛮、专制的文风的体现，“批判”一词在社论中消失，说明主流意识形态对“文革”斗争哲学和不良文风的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