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教育原则和方法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所在。中国古代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概括和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针对教学中出现的现象，逐步形成了某些规律性的认识，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1．因材施教

所谓因材施教，即根据教学要求，针对教育对象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进行教育，使学生各尽其材。孔子是最早注意到这一方法并加以实施的教育家。孔子注意到了学生的不同特点，“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即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接受能力、品德、才识等方面确定不同的教学内容和进度；有时不同学生提出同一问题，他善于针对提问者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回答。孟子也强调因材施教，注意到了教学方式的变化，“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孟子·尽心上》）。《学记》主张“长善救失”，强调在了解学生特点的基础上因材施教，并对学生在学习上的各种特征做出更具体的分析，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原则。后来的许多教育家如朱熹、王守仁都承继了这一优秀的教学方法。

2．启发诱导

启发式教学方法是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有效形式。孔子在教学过程中，采取了这一方法，“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十分明确地表述了启发式原则的要点。所以，孔子对能够“闻一知二”、“闻一知十”、“告诸往而知来”的学生，无不加以赞扬，认为他们有独立钻研、自求自得的精神。孟子也很重视启发式教育，并形象地喻之为“引而不发，跃如也”（《孟子·尽心上》）。其意是说，教师如同射手，引满了弓却不发箭，作出跃跃欲试的姿势，以启发和诱导学生。他特别强调培养学生“自得”的兴趣和能力，“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孟子·离娄下》）。

3．循序渐进

中国古代教育家普遍重视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孔子的学生颜渊赞扬孔子“循循然善诱人”（《论语·子罕》），表明孔子善于依据教学内容的客观顺序，又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一步一步地进行诱导，使学生能够由浅入深，由近及远，有步骤地学习。孟子认为教学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把教学过程比作流水一样不分昼夜地前进，但在遇到坎坷时，必须一个个地等水盈满才能继续前进，“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孟子·离娄下》）。孟子还以禾苗的自然生长来比喻人受教育的时候，一方面要尽心耕耘，绝不可放任自流；另一方面又切忌揠苗助长，急于求成。《学记》总结前人的经验，明确提出“学不躐等”的原则，“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脱）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礼记·学记》），这就是教学中的循序渐进原则。

4．学思并重

学习与思考是学习过程中两个决定性环节。孔子提出了学思并重的思想，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成为历代教育家一致赞同和普遍遵循的原则。思孟学派在《中庸》一书中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思想，充分肯定了学、问、思、辨、行的相辅相成关系，发展了孔子“学思并重”的思想。孟子尤其强调“思”的重要性，甚至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荀子很重视博学，强调多见广识，同时重视思，主张“思索熟察”、“虚壹而静”、“兼陈中衡”。但荀子更重视行，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王充重实知，更重思考，说“唯精思之，虽大无难”，认为学习时不独耳目，“必开心意”，才能够有所得。朱熹对学习知识十分重视，尤其重视读书、接物、处事，但认为必须通过思考，“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若读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读，纵使晓得，惴惴不安”（《朱子大全·学规类编》）。王夫之说得更透彻：“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四书训义》卷六）这些主张都是他们在教学实践中对学思辩证关系的深切体验和精辟总结。

5．由博返约

教学中要正确处理广博与专精的关系。中国古代教育家都非常重视博学，又强调用一贯之道去驾驭广博的知识。孔子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孟子提出：“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离娄下》）提出学习深造的正确途径，不仅要博学，而且还要善于由博返约。荀子也提出“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荀子·解蔽》），认为广博而不能杂乱，善于围绕一个中心，或确立一定的标准，对各种知识加以选择、取舍，徒然贪多而无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是不会有成效的。所以，荀子说：“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不与。”（《荀子·大略》）又提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略于大理”（《荀子·解蔽》），认为缺乏广博的知识就失去了专精的基础，而没有专精的功夫就会散乱无章，一无所得。荀子对博与约的关系的见解是相当深刻的。《学记》也总结了这一经验，提出：“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礼记·学记》）强调要克服贪多务得，过于庞杂，或浅薄狭窄，过于贫乏等毛病。王夫之对博与约的关系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认为博与约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只有把博与约结合起来，长善救失，才能有较理想的结果，“多、寡、易、止虽各有失，而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以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则善长矣”（《礼记章句》卷十八）。由此可见，广与专、博与约不可偏废，由博返约，以约驭博，教学效果才可以提高。这些思想是相当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