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主持创作传播工具和手段

内容和形式是事物本质联系的两个重要方面，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的对立统一，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内容是构成广播电视传播多种要素的总和，是传播存在的基础；形式是构成广播电视传播多种要素的结构，是传播存在的方式。随着广播电视传播内容重点的转移，外延不断扩展，传播内容涉及面越来越广，挖掘越来越深，宣传报道触及了社会生活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内容的扩展和丰富，给新时期的播音主持创作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语言表达与内容紧密联系，内容的丰富使话语样式不断发展创新。

播音主持创作发展的75年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批新闻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相继问世，不管是哪个时代的优秀作品都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这其中既有编辑、记者的智慧，也有播音员主持人的心血，他们以自身的经验与感受对优秀的稿件、节目进行独到的体悟，还原信息、传播知识、创造美感。对大的传播系统而言，播音主持是对稿件，包括显性稿件即文字成稿和隐形稿件即思维腹稿的再创造；对语言表达系统结构本身而言，播音主持是创作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专业技巧和认知感受，把握受众心理需求的创造。播音主持艺术的创作方式取决于创作内容，这就要求播音员主持人做到内在和外在统一，即思想感情和语言技巧和谐统一。另一方面，播音主持创作也受到了节目内容和形态的影响，正是因为节目内容越来越丰富多彩，形态越来越灵活多变，才使得播音主持艺术创作样态越来越丰富，为播音员主持人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足够空间。播音主持创作以新闻性为主调，融合艺术性、言语性，是创作者通过媒介，将声、形、意、感融为一体传于受众的综合语言艺术，内容与形式密不可分、和谐统一，内容决定了表达的形式，丰富灵动的形式则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内容。

一、宣传与传播——理念之变

75年的播音事业发展中，广播电视始终坚持着延安初创时期所创立的新闻传播思想，把“喉舌”功能放在第一位，准确地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以及各项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伟大业绩和精神风貌，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播音主持创作本身受政治因素影响比较大，逐渐成为了计划经济的一部分，政治功能过于突出，而社会功能、服务功能相应地被忽略。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受众需求、思想理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播音主持创作也紧跟时代脚步，其不仅仅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更具社会性、大众性、服务性、娱乐性的创造性活动。李长春同志在《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中指出：“属于党的喉舌性质的单位，实行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不属于党的喉舌性质的公益性事业单位，要努力加强管理，增强活力，提高服务水平。鼓励应完全面向市场的经营性行业和单位走向市场，走产业化、企业化的道路，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并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跻身于国际市场。”^[14]复旦大学李良荣在《关于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一文中也指出：“中国的新闻媒体都具有双重性，双重属性是就新闻媒体的整体而言……属于党的喉舌的新闻媒体具有更多的上层建筑属性即更多的事业性质，而不属于党的喉舌的新闻媒体具有更多的信息产业属性即企业性质。”^[15]

这种对媒体本质的思考给播音主持创作理念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即在政策宣传的基础上，还要更多地进行社会信息的大量传播与解读。播音主持创作在理念上丰富了传播的外延，在视角上拓宽了传受的角度，这是对“喉舌”理论和播音本质内涵的丰富。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创作经历了80年代之前的“宣传品”时期，和90年代的“作品”时期，最终迎来了以市场为导向、以受众诉求为标准、个性风格突出的“产品”时期，创作手法上也因为本质内容的不同而出现类型化区别，这些变化是在创作理念不断改变的基础上产生的形式上的扩展。播音员主持人作为公众人物必须具有公信力进而产生正面的影响力，要做到这一点，在创作中则需要宣传说教味儿轻一点儿，离人民群众更近一点儿，从而发挥出播音主持的社会功能。可以看出，新时期的播音主持创作开始以宣传为起点，越来越讲求传播策略和艺术表现手法。

从以宣传为主，到树立传播意识，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根本的，但是不管传播方式、传播形态、传播理念如何变化，无论是政策宣传、舆论引导，还是传播信息、服务大众，都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是广播电视始终不渝遵循的基本宗旨和定位。“我们的一切宣传都必须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展开，围绕满足人民群众信息文化需求和权益进行。决不能为了部门和局部利益，偏离了这个大局，更不能为了经济效益放弃我们的社会责任，去片面追求收听率、收视率。”^[16]播音员主持人身居广播电视传播前沿，要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以新闻工作者特有的敏感，遵守新闻工作专业的理念：真实、全面、客观、公正，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不仅宣传、解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人民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精神和部署上，发挥好政治引导功能，还能从人民群众实际需求出发，加大信息传播速度、深度、广度，发挥社会认知功能，并且能丰富和细化服务娱乐内容，发挥沟通审美功能。

二、武器与桥梁——功能之变

播音创作的诞生并不是植根于艺术土壤，而是基于政治宣传的考虑，这是播音事业诞生于战争年代的根本原因。在民族存亡的时刻，需要凝聚人心，一致对外，在国家分裂的关头，需要统一思想，争取解放。新闻学者王新常提倡：“在抗战期间，新闻事业者应站在比陆海空将士更前的一线，去做保卫民族的先锋。”^[17]1941年6月20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提出：“必须善于使用一切宣传鼓动工具，熟知他们的一切的性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曾经说过：“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来说，他的笔杆子也非常有杀伤力，他的文章阐述着正义的革命理论，激发着人民的昂扬斗志，“不战而屈人之兵”，实现了很多枪杆子达不到的目的。播音创作是这些革命宣传文字的有声版，利用无线电传播的优势扩大影响力，为星火之势燎原助推加力，充分体现着“文化战线”的积极作用。播音员就是革命战士，播音创作就是战斗武器，播音员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战斗，进行人心的较量、内力的比拼，其所形成的强大精神威慑力和心理引导性是在战场上所不能实现的。播音员奋战在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隐形战场，成为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翻身当家做主，我国迎来全面建设时期，播音员的角色定位也逐渐发生变化，从战斗武器转变为“鼓风机”“助推器”，由革命战士成为了国家的代言人、人民的代言人。新中国成立后，广播电视成为国家发布新闻、传达政令、进行社会教育和文化娱乐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播音员成为了人民的喉舌、党的宣传员，代表着庄严的国家形象，成为“有丰富政治情感和艺术修养的宣传鼓动家”，在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政治宣传鼓动的力量，满足政治需求和建设需要。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是：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18]为政治造势、为社会服务、为人民鼓劲，统一政治理念、坚定观念信仰、引导社会舆论、给予精神动力，在社会建设的大潮中，播音员同样是建设者，是民众精神世界的构筑者。

“文革”以后，传媒领域逐步开始重新认识新闻的相关理论，正本清源，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逐步克服了过去形成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广泛深入地探讨之后，新闻界认定陆定一在1943年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概念，统一了对新闻定义的认识。在此过程中，新闻与信息关系的问题受到关注，人们对新闻是一种信息有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信息观念对新闻工作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新闻媒介逐渐认识到其最主要的功能是向受众提供新闻信息，增加信息量成为媒介改革的方向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视事业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属于上层建筑，但同时又为社会提供各种信息和娱乐服务，这就要求传播媒介在实现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搞好产业经营，提高经济效益。在坚持宣传功能的同时，大家开始重视媒介的其他功能，广播电视播发消息、通报情况、展开评论、引导舆论、传播知识、提供服务、娱乐休闲、推广商品等一系列功能在改革创新中得到强化，广播电视事业的多元化功能得到了体现。

另一方面，从80年代开始，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在中国新闻理论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西方的新闻价值观、自由主义的新闻思想开始深刻影响转型期的新闻事业。新闻机构开始被称为“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信息源”“反馈”“把关人”“受众”“传播渠道”“传播效果”“意见领袖”“双向传播”等相关的概念术语也开始被频繁提及和引用。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给新闻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带来了全新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对新闻改革、播音主持创作有巨大的借鉴意义。传播观念从根本上指导着传播实践活动，对新闻本质、传播功能的认识，使广播电视传播工作者，尤其是播音员主持人们开始思考自己在广播电视节目中应该怎样定位、承担怎样的任务、如何更好地进行创作，他们的眼界越来越开阔、思维越来越活跃，在语言传播活动中有了更多的创新和发展。

随着社会实用需求越来越突出，媒介传播不仅是上情下达的手段，更要肩负起下情上达、下情互达的任务；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更是人民大众的“耳目”，广播电视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播音员主持人处于传播前沿，则成为桥梁、纽带的形象化符号，构筑起传输与反馈的双向交流渠道，当起了人民群众的“服务员”。上情下达，把握政策内涵、坚定政策导向；下情上达，反映群众呼声、满足群众需求；下情互达，充分倾听厘清、真诚沟通交流。服务意识在播音主持创作中不断树立，社会功能得到充分体现。

从“革命战士”到“国家宣传员”到“人民服务员”，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者身份角色的变化，反映出播音主持创作在坚持政治功能的同时，正在不断体现社会功能和服务功能。播音主持创作以要坚持党性、人民性为前提，准确、鲜明、生动地传达出稿件的精神实质，发挥广播电视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在宣传的过程中引导，在引导的过程中服务，弘扬民族文化、树立道德标准、创造美学价值。

三、文本与人本——技法之变

传播是信息通过某种媒介完成传与受的过程，播音主持是传播活动中关键的一环，是具有创造性的传播信息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存在创作理念指引下的方法论问题。播音主持创作包括3个要素，即创作主体、创作依据以及受众，播音主持在创作发展历程中，对三者的关照并不是对等的。初创时期，播音创作对文本高度重视，讲究“不要播错一个字”，播出时目的鲜明，情绪高昂，追求最广泛的政治宣传效果。这样的创作方法符合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也符合社会文化发展进程和人民整体素质水平。思想观念解放、社会需求多元化之后，创作理念调整、创作功能变化，也使播音在创作方法上产生变化，在重视文本的基础上，播音工作对创作者、对受众都给予了很大的关照，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说，播音员主持人自身的创作环境变得更加宽松起来。播不播错已经不是判断播音创作水平的唯一标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创作者不用再因背负过于沉重的精神压力而在播音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从而影响对内容本身的创作。这种“减压”对创作者是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释放，使他们轻装前进，更充分地发挥主体的创造性。同时，随着主持人节目形态的出现，谈话节目、直播节目等日益增多，采访、互动、交流越来越频繁，创作者可以根据播出实际情况对节目内容做出适当调整，体现个人驾驭和掌控能力，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话语权。对播音主持创作者“减压”“放权”是人性化的体现，使创作回归到以人为本的道路上，遵循新闻和艺术创作规律，体现出了对创作者最大程度的信任与尊重，充满人文关怀。

受众是播音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传播的直接对象，受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播音主持创作活动。播音创作初期，播音工作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稿件文本和创作者本身上，集中在突出宣传目的上，对受众的把握则比较笼统。当时人民广播的主要受众集中在农村、山区、部队，相对来讲，这部分人文化水平有限，他们有着单纯的思想和坚定的信仰，比较能接受直接、实在的方式。播音员作为政府的宣传员，在创作上呈现自上至下，“一对众”“宣告”的语言形态，声音洪亮、语调高昂。对于政治性、政策性较强的内容，这种方式比较适合，但所有内容都带“宣告”的味道，时间长了则容易造成“高高在上”“说教意味较浓”的感觉，很多人把这称为居高临下的“新华腔”。改革开放以后，西方传播学理论开始深刻影响我国的广播电视传播，其中大量的关于受众的理论对播音主持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创作者开始更多地关注受众，不仅在物质方面，也涉及受众心理、精神、文化需求层面，对受众的把握更深入、更具体。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受众文化水平全面提高，自我意识觉醒，他们越来越关注自身，不仅仅满足于“被告知”，而且对信息的背景、内涵以及传播方式等都有新的需求，人们有了求新求快、求真求实、求知求教、求奇求异以及其他个性需求，在接受上更倾向于朴实、自然、轻松的方式，追求自我表达，追求意境美。播音主持创作者深切感受和认识到了这种变化，在传播内容上更加丰富完善，在传播方式上创新变革，逐渐呈现出了面对面、“一对一”“讲述”的语言形态，声音高低婉转、虚实结合，重细腻的内心情感表达，重信息本身的传播，包括播报、采访、评述等多种语言样态，既接地气又不失美感，始终坚持“三贴近”原则，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创作方法是艺术地认识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方式，新的时期、新的机遇，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逐步深入，人的个体价值和主体意识得到不断的确立，人的原动力、创造力进一步显现，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由技而进乎道”，播音主持创作以技巧层面为基础，逐渐上升到哲学、美学层面，具有了美学观照的情怀，这其中对“人”的认识和尊重得到了最大的展现，进而充满技巧的魅力、情感的魅力、人格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