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正义实现

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9]生产力的发展包括两个方面，量的规定性和质的规定性。量的规定性体现为生产力的水平，即为生产发展的现实程度;质的规定性体现为生产力的性质，取决于生产的技术性质，主要是劳动资料的性质。因此，经济发展对正义实现的影响可分成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正义实现的影响，二是生产力的性质对正义实现的影响。

1．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正义实现的影响

从宏观的历史视野来看，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正义实现的程度。正义的实现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非主观建构的结果，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正义也就实现到什么程度。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都只能提出这个阶段的正义要求，任何超出生产力发展阶段而提出的正义要求都难以实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中，也体现在某一历史的截面上。就特定国家而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正义的实现。

第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能够带来物质资源的充裕，而物质资源的充裕有助于减少社会冲突。正义源于人类社会合作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主要归结为经济的矛盾，即源于资源的稀缺。正因为如此，需要一套共同认可的价值准则来解决这些矛盾。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给人以希望，就在于人类能够告别丛林法则，使个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但正义决非单单依赖于人的意志就可以实现，人的意志总是反映着现实并受现实的制约，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源的充裕状况却在本质上影响着正义的产生和实现。休谟认为在资源极端贫乏的情况下人类正义难以形成，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任何的妥协都意味着自己生命的中止，从而也使自己的妥协失去了意义。在生与死面前，正义是没有说服力的。反过来，如果物质资源极端充裕，达到了按需分配的程度，人类再也不会因为资源的稀缺而相互争斗，在这种情况下，正义也就不必要了。这两种情况当前很少存在，但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物质资源的差异也是不争的事实。在物质资源相对贫乏的社会，人们之间的矛盾更具有根本性质，这样相互妥协的空间也就更小，任何的妥协都意味着对根本利益的放弃。而在物质资源相对充裕的社会，由于每个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满足，相互之间的矛盾也就不具有根本性质。“通过消除极度的贫困和改善生活水准，经济增长有利于减少社会和政治冲突。当经济冲突出现的时候，经济增长可为互惠的解决方案提供资源，以使双方都有所收获。”^[10]这样相互妥协的空间也就比较大，人们能以更从容的态度来处理双方的矛盾，即使妥协也不会对己方造成根本的伤害。

第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公民素质的提高，从而为国家正义的实现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公民素质的养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水平的高低。“如果大多数公民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文化和知识，也不广泛地接受一些共同的价值准则，稳定而民主的社会不可能存在。教育对文化知识和价值准则这两个方面，均会做出贡献……我的孩子受到的教育由于能促进一个稳定和民主的社会而有助于你的福利。”^[11]显然，没有经济发展作为保障，公民也难以受到良好的教育。经济增长能够“提供给个人、团体和政府更多的剩余资源以支持教育，这样可以培养一个有修养的、有知识的市民阶层”^[12]。

第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治体系的稳定，从而为正义实现提供有效的政治保障。政治体系的稳定能够为正义实现提供稳固的制度基础，从而增强正义实现的稳定性。政治体系的稳定不仅仅源自于政治体系的民主化，还源自于政治体系的经济绩效。如果没有持续的经济发展作保障，人们也难以建立起对民主政治的信仰，从而使民主政治发生合法性危机。正因为如此，利普塞特才认为一个民主国家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合法性，还取决于经济发展。^[13]同时，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中产阶级的形成，而庞大且稳定的中产阶级有助于政治体系的稳定。民主体制“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就是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的存在”^[14]。“中间阶层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间阶层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15]

2．生产力性质对正义实现的影响

生产力性质主要取决于劳动资料的性质。劳动资料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所运用的物质资料和物质条件，它是区分社会经济时代的客观依据。“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资料生产。”^[16]生产力性质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它对正义实现有着根本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直接影响，而是通过生产关系而产生的间接影响。生产力性质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生产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7]生产关系直接制约着正义观念的产生和正义实现的程度。“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8]从历史上看，生产力性质的变革推动了经济关系的变革，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正义实现深度和广度的提高。无论从个人权利还是公共权力安排来看，都体现了这一过程。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实现了人身依附到土地依附的转变，实现了个人权利的第一次扩张。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完成了土地依附向资本依附的转变，实现了个人权利的第二次扩张。从公共权力安排上讲，实现了阶级之内公共权力的开放性;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财产公有制的确立使个人摆脱了财产依附性，从而使个人权利的全面实现成为可能。从公共权力安排上看，不仅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而且实现了公共权力对多数人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