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空巢老人2022年官方统计数据

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一个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视该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6.96%，基本达到了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标准。此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更加严峻。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2011)，比五普上升了1.91个百分点，达到了总数1.19亿左右的规模，而到2014年年末为1.38亿左右，占总人口的10.1%，首次在百分比上突破两位数(国家统计局官网，2015)。对于我国未来老龄化趋势的预测，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在中等或低生育水平及死亡水平假设下，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将于2050年达到3.3亿，届时将占总人口的24%以上(Zeng et al，2010；联合国人口司，2014)。因此，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摆在现在和今后的一个重要挑战。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我国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也冲击了原来稳定、平衡的代际关系。我国传统社会中，农业社会的产业特点决定了老人作为经验的掌握者拥有很大的威望，加之传统文化中的反哺观念以及对孝道的提倡，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普遍极高。老人在子女年幼时倾力抚养，而成年的子女特别是儿子对老人有赡养的义务，老人多个儿子中的某一个往往与老人同住，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照料老人，那些即使不与老人同住的子女也负有在经济上赡养老人的义务(Morgan et al，1983；Martin.Linda G.，1988；杨菊华等，2014)。因此，传统社会中老人得以赡养并代代相传，代际关系是平衡的(Myers et al，1982；张纯元，1983；王瑞迎等，1986)。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逐步改变了传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童欣，2005)，年青一代比父代更容易掌握和适应工业化的知识和技术，掌握更多的经济资源，子代逐渐取代亲代占据家庭“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与此相应的是价值观的转变。现代的人们越来越向往独立、自由的生活，孝道观念越来越淡薄(李鹏军，2008)，年青一代赡养老人的主动性越来越低。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城乡生存压力加大，在有限的资源下，资源更多的是流向子代而不是亲代，使本来就稀缺的家庭养老资源变得更加稀缺(石金群，2013)。其实，不仅是养老物质资源变得稀缺，养老的人力资源也变得更为稀缺。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日益开放，职业间和地区间的人才流动逐渐增强，就业压力和竞争日益加剧。在经济发展这个大背景下，大量中青年突破“父母在，不远游”的禁忌，远离家乡外出工作，在家庭赡养的人力提供上明显不足。不仅如此，由于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少儿抚养比不断下降(魏下海等，2012)；当今社会抚养子女的成本增加，很多年轻夫妻不愿多生育孩子，家庭养老的提供者明显减少(Gustafson et al，2014；Feng，XT et al，2014)；预计到2050年，我国无子女的老年人比例将超过10%(王广州，2014)。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家庭规模的缩小，代际间的居住模式也发生了变化(Cartier et al，1995；Zeng Yi et al，2003；曾毅等，2004)。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自我国人口普查以来，家庭规模都在不断地缩小，而家庭数在增加；空巢家庭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与成年子女同住的比例越来越低(曾毅等，2004；曲嘉瑶等，2011；张丽萍，2012；曲嘉瑶等，2013；周长洪，2013)。因此，我国现代的代际关系表现较之前有所失衡。

我国现代代际关系的失衡对老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首先，家庭权威结构由以前的“上下”型转变成“下上”型，因此，有的老人不但得不到赡养甚至被“啃老”或“榨老”(车茂娟，1990；肖群忠，2002；阎云翔，2006；李洋等，2013)，有的甚至被迫无奈自杀(陈柏峰，2009；王萍等b，2011；刘燕舞，2014)，严重威胁着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甚至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其次，在现代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影响下，许多家庭内部由过去的双向抚养模式变为单向抚养模式，子女不再对年老的父母负责，只对自己的后代负责，引发了对父母赡养功能的弱化，使主要依靠家庭/子女养老的老人在经济上更是捉襟见肘(晏月平等，2013)。有学者根据2010“六普”长表中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数据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口失能率随着年龄上升而快速上升(潘金洪等，2012)，随着家庭供养者的减少，可以预计，若无政府和社会其他部门的帮助，老年人的健康会越来越恶化。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后代对老人的生活照料过多不仅容易使老人意识到自己的衰老和无用，而且会产生一种“用进废退”效应，老年人越是养尊处优反而对其健康更不利(张文娟等，2005；宋璐等，2006)。最后，老人居住安排方式的变化使得老人的日常照料资源减少，对于失能老人大为不利。特别是家庭的空巢使独生子女的老年父母饱受精神空虚和心理孤寂的折磨，产生因健康恶化而带来的更多照料需求和医疗风险(于长乐等，2009)。但是也有研究指出，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子代或亲代有条件拥有自己独立的居住空间，从而使原本就不希望同住但限于经济条件无法另外买房的两代人有了分住的可能，降低了代际冲突，从而有利于老人的身心健康(魏章玲，1990；Unger，1993；John R.Logan et al，1999；穆光宗，2002)。

由此看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迁，代际关系在这一转型时期发生了变化，也由此给老年人的健康带来了影响。在当前对代际关系变化对老年人健康或死亡风险影响议题上，学者们意见不一。那么，代际关系对老年人健康或者死亡风险到底产生了正向还是负向的影响？另外，代际关系的面向众多，不同层面是否对老年人健康或死亡风险有着不同影响？其作用机制又如何？这些问题，将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