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实践消费生态化需要以发展生态生产力为基础。发展生态生产力的实质是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发展生态化、人文化的科学技术，践行可持续发展伦理，都是为发展生态生产力、实践消费生态化服务的。
一、正确看待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直接针对工业文明以来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为特征的线性经济而言的。这种线性经济属于物质单向流动的开环式经济，在经济活动中，人们通过生产和消费，大量消耗物质和能量，同时把废弃物随意排放到空气、土壤和水体中，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
循环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再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形态。它要求人类用生态学原理指导经济活动，按照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的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中。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就深刻认识到，地球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够承载的污染是有限的，从而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他指出，地球就像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如果人类的经济活动超过了地球的资源承载能力，这艘飞船和所搭载的人类都难免走向毁灭。因此，必须用新的“循环式经济”代替已有的“单程式经济”。在当时，鲍尔丁的经济思想还只是一种超前的理念，人们普遍关心的，仍然是污染物产生后如何减少其危害，即如何进行末端治理，并没有沿着他的思路深入进行探索。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不断深入人心，人们才逐渐形成共识:应当把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放在一起来思考。许多人都提出，为了避免地球和人类走向毁灭，发展经济应该走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相互促进的道路。知识经济的核心是加大研究和开发的力度，促进科技创新，提升技术水平，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科技支撑。循环经济则认为废弃物也是资源，其基本思路是变末端治理为过程治理，通过物质闭环流动和资源循环利用，减量使用资源，使废弃物资源化、无害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解决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了把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的负面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循环经济要求最大限度利用进入生产和消费系统的物质和能量，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为此，应当形成“自然资源→物质产品→再生资源”闭环流程。循环经济涉及四类行为主体:资源开发者、产品制造者、消费者、废弃物处理者。它要求不同行为主体之间形成网状联系，彼此之间交换的物质流在加总后，要远远大于这个闭环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同时还要求在生产和消费的各个领域，践行“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行为准则。由于在英语中这三个词都以字母R开头，所以又称“3R原则”。减量化或减物质化原则(reducing)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物质流量。再使用或反复利用原则(reusing)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在于拉长产品链，尽量把资源变成产品，减少废弃物，以及延长产品的使用时间。再循环或再生利用原则(recycling)属于输出端方法，意在通过把废弃物变成资源加以再利用，最终减少废弃物。
在3R原则中，减量化原则旨在从源头上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因而最为重要。它要求在生产中，通过重新设计制造工艺，降低产品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消耗的物质和能量，减少废弃物的排放。比如，性能优良的轻型轿车，标准就是既节约金属资源又节省能耗，还能降低尾气排放。要求在消费中，反对奢侈消费，引导人们购买适度包装、可反复使用、节能减排的产品。
再使用原则立足于尽量把资源变成产品，减少废弃物，再循环原则立足于把废弃物变成资源加以再利用，创意都很好，但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和减量化原则相冲突。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以当今人类所拥有的技术手段，可以说，已经可以将几乎所有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源都变成有用的产品，只要产品链拉得足够长;已经可以将所有的废弃物都加以回收利用，只要在能源消耗上花得起本钱。问题是，从根本上说，拉长产业链的过程和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的过程，都是能量转换的过程。能量转换的过程又必然是增熵的过程，即把可以做功的活能量转变为不能再做功的死能量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规模越大，时间越持久，人类所面临的能源危机就会越严重。第二，废弃物的再利用尽管可以减少向环境的排放，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有效途径，但不一定能减少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反而可能增加能源的压力。比如，塑料包装物的回收利用，就没有有效减少塑料废弃物，原因是，回收利用使获取它们变得更为方便，反而促进了塑料包装物的生产和使用。
为了减少废弃物，缓解环境危机，在当今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搞循环经济。可是，同样目标却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以消费主义为指导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再循环”的循环经济;一种是以消费生态化为指导的，真正落实减量化原则的循环经济。前一种循环经济模式坚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只是把以前的“大量废弃”改为现在的“大量再循环”，虽然实现了资源节约，改善了环境，却浪费了能源，助长了消费主义。从长远看，这种循环经济模式肯定是不能持久的。后一种循环经济模式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主旨，用可持续发展理念规范资源的循环利用，力求使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形成良性互动，既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又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前一种模式不可能实现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有机结合，必须用后一种模式取代它。
在发展循环经济时，用后一种模式取代前一种模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完成这个转变，必须在以下两个方面加大努力。
(1)模式必须在经济上具有可行性。虽然循环经济的主要内容是资源的循环利用，但其落脚点却是经济。它的顺利实施，必须满足经济活动“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不然就无法坚持。具体来说，循环经济无论采取何种模式，都必须在满足收益大于成本这一经济原则的基础上，在物质产品生产中将上一生产过程或工序所产生的废弃物，转变为下一生产过程或工序的投入品，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最终少产生或者不产生废弃物。“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再循环”的循环经济模式在一些发达国家比较容易推行，就是因为它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这就告诉我们，被利用过的资源或废弃物是否能够被重新利用，除了技术方面的原因，关键在于回收和使用它们的成本是否小于重新获得和使用新资源的成本，所花费的成本是否在经济承受能力之内。比如，我国大量关闭达不到一定规模的水泥厂、钢铁厂、造纸厂、电厂、化肥厂，不是因为缺乏治理污染的相应技术，而是对这些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满足不了规模经济的要求。如果要使各种排放物达标，这些企业将出现严重亏损，有的即使投入全部收入，也满足不了治理污染的要求，只好一关了之。再如，我国的传统农业基本上也是一种循环经济。粮食、秸秆在供人畜食用后，所产生的粪便都是当作肥料使用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废弃物。而且，农村人还经常到城镇收集粪便，给土地施肥。现在，前者正在减少，后者已经绝迹，有机肥已基本上被化肥取代。原因就是，现在再维持传统的做法，成本太高，很不划算。
要使循环经济在经济上具有可行性，首先，要进行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改变着生产过程中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会使原来不可利用的废弃物变为宝贵资源，从而促使原来满足不了循环经济要求的生产方式转化为循环经济模式。其次，要通过规模经济、产业集聚、分工协作等方式推进循环经济。[15]用规模经济推动循环经济，就是要充分发挥生产规模大的优势，降低单位收益技术改造的成本;发挥产业链长的优势，划分生产环节，使上一生产过程或工序的废弃物，成为下一生产过程或工序的原料。用产业集聚的方式推进循环经济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将那些排放相同废弃物但达不到规模经济要求的企业集中起来，并配备专业化的废弃物利用单位或者污染物治理单位，以达到区域内的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二是将排放可利用废弃物的企业和以这些废弃物为原料的企业在区域上集中起来，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分工协作可以推进循环经济的主要原因是，受技术、成本等方面的限制，在企业和区域内部，无论资源的循环利用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完全满足循环经济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可以通过建立专业化的、覆盖全社会的甚至是国际性的废弃物回收和加工利用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专业化程度越高，处理废弃物的单位成本就越低，变废为宝就越有利可图，就会推动更多废弃物进入循环再利用的过程。
(2)必须营造相应的社会氛围。要看到，能否实施循环经济，不仅取决于经济上的成本收益关系，而且取决于人类社会对循环经济的认识和采取的相应措施。如果社会的资源、环境、生态意识强，就会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加大对企业污染环境的惩罚力度，就会通过各种手段扶持资源再利用和清洁生产，从而加强循环经济的竞争力。资源、环境、生态意识强，还会促使人们在消费上倾向于选择绿色环保的产品，排斥那些以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生产出来的产品，从另一个方面推进循环经济。要营造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的社会氛围，必须从立法和思想教育等方面加以努力。
还要看到，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之间，人的当下生存与未来发展之间，从来就充满张力，存在着艰难博弈。只有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才会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和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愿意牺牲部分眼前经济利益去换取生态环境的改善，逐渐把可持续发展提上议事日程。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待提高，加上当时的生态环境总体上还比较好，因此，人们对经济发展的关注度高，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低，多数人不清楚发展经济同生态环境之间有什么关系，甚至部分有识之士也认为，以生态环境的牺牲换取经济发展，是极其自然的。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了，物质产品丰富了，资源短缺了，环境问题严重了，大多数人才恍然大悟，为了发展经济而浪费资源、破坏环境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划算的。这就告诉我们，政府和有识之士不能作公众的尾巴，在事关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必须超前谋划，引导舆论，营造相应社会氛围。
总之，循环经济的提出，反映了人们在看待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同资源、环境、生态、气候的关系上认识的不断进步。但是，笼统讲要发展循环经济也是片面的。由于循环经济所追求的节约资源、治理污染都与能量转换密切相关，如果不首先坚决贯彻减量化的原则，受能量转换和守恒这一根本规律的制约，循环经济的前途必然是不可持续的。要真正贯彻减量化的原则，循环经济必须走生态化的道路。为此，必须以生态自然观为指导，以科技生态化为手段，来利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发展生态生产力，实践消费生态化，从资源、环境和生态上，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二、发展低碳经济
循环经济主要关注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资源和污染问题，由于它可以通过采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再循环”模式和消费主义相结合，其前途不一定就是可持续的。低碳经济则主要关注与气候变暖密切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它紧紧抓住能量转换这个关键环节，指明废弃物的再利用也要消耗能源，强调核心要求应当是“节能减排”。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来说，低碳经济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可操作性上，比循环经济都又前进了一步。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发展的严峻挑战。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和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人类大规模开采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用于生产和生活。这不仅造成了光化学烟雾、酸雨等危害，更使沉积在地层中的碳被日益快速地转移到大气中，引发了温室效应。科学研究成果表明:全球地表平均温度近百年来(1905—2006年)升高了0.74摄氏度，如果不加以有效控制，预计到21世纪末，将再上升1.1—6.4摄氏度。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平均温度升高，主要是燃烧化石燃料和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的。[16]目前，在全球能源的消费结构中，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碳基能源的比重高达87%。因此，优化能源结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和阻止气候变暖，已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
研究还表明，每年，全球生态系统自净二氧化碳的能力只有30亿吨，还剩下大约200亿吨二氧化碳残存于大气层中。20世纪初，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还不到百万分之300，现已上升到百万分之390，如果想把全球气温的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不能超过百万分之450。要实现这一目标，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比1990年减少50%，工业国家则要减排80%。[17]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场新能源和新经济革命。发展低碳经济必须与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转变、生活方式的转变同步进行，关键是改善能源结构，下力气开发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或清洁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努力实现能源消费的生态化。
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最早正式出现在2003年英国政府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此后，“碳足迹”、“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消费”、“低碳生活方式”、“低碳城市”、“低碳社会”、“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思路都应运而生。2007年是全球高度关注气候变化和推动低碳经济的一年。3月，欧盟首脑会议决定，到2020年，欧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1990年减少20%～30%;4月，联合国安理会把气候变化列为涉及国际安全的辩论议题;9月，在联合国大会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都是重要议题;12月，规模空前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印尼召开，制定出2012年以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巴厘岛路线图》。2008年，世界环境日把主题定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2009年，又将主题确定为“地球需要你，团结起来应对气候变化”，都是希望国际社会重视并采取措施落实《巴厘岛路线图》，将发展低碳经济的共识真正贯彻到决策和行动中。2009年12月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28个国家的元首出席，旨在通过努力，为出台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代替两年后到期的《京都议定书》的国际协议奠定基础。这次会议成果有限，但类似努力至今仍在继续进行。
我国对发展低碳经济也非常重视，基本方略是通过节能减排，提高经济活动的生态效益，为延缓和阻止全球气候变暖做出自己的贡献。2007年也是我国政府高度关注气候变化和推动低碳经济的一年。4月，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召开了低碳经济和能源与环境政策研讨会，6月，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9月，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郑重提出4项建议，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中央财政全年安排235亿元用于支持节能减排。此后，有关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和措施研究、低碳科学技术研究都已全面展开。2011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18]
如果以人类的生产活动利用能源的方式作划分标准，可以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的模式划分为“原生态”的低碳经济、高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经济。这三种经济模式分别对应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也可以说，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变迁，是低碳经济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相对于“原生态”的低碳经济，现代意义上的低碳经济是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前提下，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社会和人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和生态能为发展提供持续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
现代低碳经济是人类对发展经济、增进福利、保护环境的相互关系进行辩证思考的产物。发展低碳经济旨在克服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高碳经济模式和过度消费、奢侈消费、超前消费的消费方式引发的种种灾难性后果，目的是既让当代人适度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成果，又为后代人留下充裕资源和广阔发展空间。
低碳经济包括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两个方面。在当今，发展低碳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需要通过观念更新、产业结构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消费方式创新，从多方面加以推动。其中，推行低碳能源战略是关键。一般来说，推行低碳能源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节能、提效和减排，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本身就节约了能源，同时也减少了污染物排放量;第二步是发展清洁能源;第三步是发展没有污染排放的可再生能源。
就实践消费生态化而言，低碳消费方式非常重要。消费方式是在一定生产力和一定生产关系下，消费者和消费资料相结合以满足需要的方式和方法，是消费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有机统一。低碳消费方式是低碳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态化的消费方式。它特别关注如何在实现气候目标的同时，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主张在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等约束条件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人类应当把有限资源用于满足基本需要，坚决反对奢侈浪费;强调生活质量包括环境质量，环境恶化就意味着生活质量在下降。可以说，低碳消费方式的实质是:面对全球性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以“低碳”为导向，积极在消费过程中实现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努力把提高当代人的生活质量、实现与后代人的代际公平、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有机结合起来，着力解决可持续发展这一时代难题。因此，在当今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低碳消费方式是一种更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方式。
从经济学上讲，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因此，广义的低碳消费方式应包括以下五个层次:一是“恒温消费”，消费过程中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最低。二是“经济消费”，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量要最小，最经济。三是“安全消费”，即消费结果对消费者健康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危害要最小。四是“可持续消费”，对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危害要最小。五是“新领域消费”，要鼓励开发新低碳技术，研发低碳产品，拓展新的消费领域，更重要的是，要推动经济转型，形成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扩大生产者的就业渠道，提高生产工具的能源效益，增加生产对象的新价值。[19]
和发展低碳经济一样，推行低碳消费方式也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其中，最主要的，一是政府大力倡导，二是企业积极承担主导作用，三是社会组织努力推动，四是公民广泛参与。
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践行低碳消费的最好办法，就是每个人都尽量减少自己的“碳足迹”。比如:用传统的发条式闹钟代替电子钟，每天大约可以减少48克二氧化碳排放量;用传统牙刷代替电动牙刷，可以减少48克二氧化碳排放量;用到附近公园慢跑代替在电动跑步机上锻炼，每45分钟可减少将近1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用洗衣机甩干衣服，而是让其自然晾干，可减少2.3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午餐休息时和下班后关闭电脑和显示器，可以将它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三分之一;改用节水型淋浴喷头，不仅节水，还可以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一半;等等。
三、发展生态化、人文化的科学技术
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说到底都属于生态经济。
生态经济立足于对经济、环境和社会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旨在既超越农业经济时代人类在经济活动中主动适应和被动服从自然环境，也超越工业经济时代人类在经济活动中主动改造和肆意破坏自然环境，强调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是有机整体，任何方面出了问题且积重难返，都会导致“自然—人—社会”这个复合生态系统不可持续，最终走向崩溃。
生态经济的理论表现是生态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是由生态学和经济学相互渗透、有机结合所形成的交叉学科。它以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与这类行为所引起的资源、环境、生态、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在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自然界的资源、能源并不是永不枯竭的，它承受人类经济活动的生态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它主张在经济活动中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同等重要，要求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不可偏废，呼吁人类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在追求以节约资源、能源和减少污染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效益中提高经济效益。生态经济学还以尊重人类和自然的内在价值为前提，把节约资源能源、保护自然环境、增进人类幸福，都看成是经济活动的根本内容，要求人类彻底抛弃可以征服自然的狂妄，彻底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抛弃”的高消耗、高污染经济增长模式，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
简而言之，生态经济就是将经济系统纳入生态系统中，主动适应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限制，进行物质循环、能量转化、信息传递和价值增值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主张经济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改善有机结合，以促进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形成良性循环为切入点，努力争取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因而是生态文明的经济表现。
发展生态化、人文化的科学技术是发展生态经济的重要条件。生态化、人文化的科学技术具有以下根本特征。
(1)主动回应对可持续发展的种种限制。可持续性源于生态学，主要是指生态系统应对各种干扰保持自身平衡的能力。后来被引申为支撑人类长期享受某一福利水平的生态条件。它提醒人们关注与经济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不可避免的那些限制，如资源、能源的限制，环境、生态的承载能力，等等。研究对可持续发展的种种限制，反思以往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和生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催生了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简称可持续性科学技术。可以说，可持续性科学技术针对的是对可持续发展的限制，是对限制的主动回应。
可持续性科学技术涉及的主要问题:一是如何把自然与社会的动态相互作用，包括作用中的时滞和惯性，更好纳入到现有综合研究地球系统、人文发展和可持续性的模型和概念框架中;二是环境和发展的长期趋势在如何影响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三是是什么因素在特定地方、特定生态类型和人类生活中决定着“自然—人—社会”这个复合生态系统的脆弱和弹性;四是科学上意义重大、能够提供有效警告的“限制”或“界限”能否被确定;五是何种激励结构能营造出相应社会能力，将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引向更为持续的轨道;六是当今的监测与环境状况和社会操作系统应如何被集成或扩展，并为向可持续转变的努力提供指导;七是当今各种相对独立的研究计划、监测、评价和政策活动应如何被集成，才能更好进入可适应管理和社会系统中。[20]
要正确把握可持续性科学技术，必须首先正确理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和内在机理。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可持续性的目标和现有状况的对比，二是向可持续性转变的过程，三是相应的配套方法和措施。其中，向可持续性转变的过程尤为重要。可持续性科学技术就是为制定目标、把握现状、促成转变服务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必须是内生式的，它的各组成部分和过程本身必须具有协调趋势、平衡机制和创新能力，能够应对一定的外部压力，实现动态平衡。可持续性科学技术是为上述协调、平衡和创新服务的。
可持续性科学技术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学科群，涉及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它应该具有以下主要功能:一是要完整准确地界定可持续发展。包括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内涵、指标、度量体系，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体系、方针、政策和措施。二是要在经济、社会和生态向度上服务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向度以区域开发、生产力布局、经济结构优化和实现供需平衡为主要内容，以科技进步的贡献率抵消或克服投资边际效益递减为基本手段;社会向度以社会发展、社会分配和利益均衡为基本内容，以经济效益与社会公正取得合理平衡为主要手段;生态向度以生态平衡、自然保护以及资源环境的永续利用为基本内容，以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取得合理平衡为基本手段”。[21]三是要包容可持续发展所涉及的一切理论和方法。可持续发展是解决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一种理念和行动，涉及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生态、气候等一系列要素，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多维结构的复杂系统。可持续性科学技术服务于可持续发展，也必然是系统集成的综合学科。
(2)突出科学技术的生态效益。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利用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大规模改造自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工业文明的历史，就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的历史，由于这种改造对自然界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产生了深刻影响，因而也是人类对自然界进行大规模生态扩张和深层生态介入的历史。这种扩张和介入，在观念层面上凭借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机械的自然观，在物质层面上凭借的是由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生态介入和扩张由观念变成现实的物质手段。
由于人类以往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主要关注的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懂得或者说忽视了人类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无视大规模改造自然所付出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代价，结果，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影响越来越大，形成了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另一方面，又引起了自然界对人类的强烈报复，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疏远和对立，产生了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反过来阻碍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在严峻的生存危机面前，人类已不得不深刻反思以往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反思以往的科学技术。
现在，人们已深切认识到，人类妄图征服自然是不可能的，出路只能是尊重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自然界和谐共处，共生共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应服从这一根本认识。以往的科学技术之所以会产生种种负面效应，根本原因不在于它们不够发达，改造自然的力度不够，而在于发展和使用它们的价值取向是片面的。要克服价值取向上的片面性，治理已经产生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走出生态危机，保证人类文明永续发展，就必须在突出科学技术生态效益的前提下，追求它们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突出科学技术的生态效益，就是要围绕解决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发展科学技术，对已有科学技术进行改造，以保护自然生态，保证人类文明永续发展。这可以通称为科学技术的生态化。
立足于当今世界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的现实状况，充分考虑应对生态危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科学技术生态化主要是指:一方面要围绕生态本身进一步开展科学研究，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深化对生态的认识。另一方面，要围绕解决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进行学科综合和技术集成。学科综合必然导致诸如环境化学、环境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人口学、环境法学、环境社会学、环境工程学等一系列交叉学科的产生，形成环境和生态学科群。技术集成主要是指以节约自然资源、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为目的，选择和改进已有技术，规范高新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等在使用中的价值取向，使它们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上形成合力。
(3)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在生态文明的视野下，人的全面发展就不仅仅意味着主体地位的确立，需要的全面满足，潜能的全面发挥，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高，还意味着全面创造保证上述要求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因此，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和谐，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尽管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但是却意味着矛盾双方是非对抗的、不平衡的、有差别的统一。
主张科学技术人文化，就是主张创新和使用科学技术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促进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和谐，来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创新和使用科学技术，要最大限度服务于社会的进步和稳定，有利于建立和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最大限度服务于节约资源能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有利于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最大限度服务于尊重人类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为人们热爱自然，享受生活，愉悦心身，提升境界，追求自我完善创造条件，从而有利于个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和谐。
科学技术生态化和人文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观念上看，它们都服务于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都讲究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都把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和谐当作目标系统;它们不仅本身都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而且两者的关系也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实现的过程看，要推动科学技术生态化和人文化并举，除了遵循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规律外，一要充分发挥制度创新的规范作用，用相应地经济制度和法律法规约束科学技术，促使它们朝生态化、人文化的方向发展。二是充分发挥科技伦理、经济伦理和生态伦理的规范作用。科技伦理从真善美相统一的高度，提升科技工作者的道德修养，推动科学技术朝着造福人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方向发展;经济伦理根据义利统一、公平与效益统一等原则，规范和调整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的行为;生态伦理以同时尊重人类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为出发点，提倡通过合理的生产和消费，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它们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可以为科学技术朝生态化、人文化方向发展提供引领和支持。
目前，尽管生态化、人文化的科学技术在总体上还不存在，但却存在着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强烈要求和发展趋势。马克思在展望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时曾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2]从上述论断中可以看出，到那时，人们在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物质变换时，一是“消耗最小的力量”，即对自然界的自主运作干扰最小。二是“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即符合人类自主活动是需要。因此，理想化的科学技术必然是自然界的外在尺度与人的内在尺度的统一，也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根本上说是生态化与人文化的统一。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有效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支持。
发展生态化、人文化的科学技术，不能忽视所面临的风险。
“风险”一般指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通常被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产生有害事件的概论和有害事件后果的乘积。科学技术的创新和使用从来就孕育着风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风险的来源不是基于无知的、鲁莽的行为，而是基于理性的规定、判断、分析、推论、区别、比较等认知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企望对自然的控制能够日趋完美。在今天看来，科技不仅具有正面作用，同样相伴而生的是它的负面危害。这种危害不是仅仅在今天刚刚产生，而是相伴科技而产生的，以前这些危险不是没有而是表现的数量相对较少，故而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或‘灾难’，而是一种相对可能的损失、亏损和伤害的起点，而在这个疆界消逝的科技全球化时代，风险也就必然全球化了。”[23]
发展生态化、人文化的科学技术，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降低科技创新和使用可能带来的风险。预防的重点是由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风险所引起的社会风险以及人类的生存风险。但这仅仅是主观愿望。要在实际上规避风险，必须切实贯彻“预防原则”。该原则20世纪80年代最早出现在德国有关生态问题的争论中，其要义有二:一是防患于未然。二是宁可相信风险会发生，也不心存侥幸。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英国等国还缺乏必须对酸雨和其他污染问题采取行动的充分证据，但这些欧洲国家还是开展了一系列预防酸雨等污染的活动，以避免可能造成的灾难。再如，对当今的气候变暖问题，大部分科学家的共识是，这是由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增加引起的，但也有科学家认为，这并不一定是由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增加引起的，还有科学家用数据说明，全球气温上升并没有使两极的冰盖融化加快，等等。尽管如此，采取行动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仍是当今人类社会的共识，因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坏处。
贯彻“预防原则”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好工作。
(1)做好科技创新和使用尤其是技术创新和使用的前景预见、成本核算、风险评估等工作。前景预见就是把握科学技术未来发展的趋势，包括基础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工程等各个领域的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对经济、社会、生态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便一开始就杜绝那些可能带来灭顶之灾的科学技术，在总体上校正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成本核算主要针对新技术的开发，考量的出发点不仅是企业内部的成本收益比较，还要充分考虑“企业成本的外部化”问题，要进行全面的成本核算，统筹考虑技术开发的企业成本、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风险评估主要针对新技术的应用。技术越发达，潜藏的风险就越大，其隐蔽性就越强，因此，必须对使用新技术已经和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包括经济、政治、国际、伦理、生态等风险进行全面监测和评估，与已经和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加以对照，确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以便做出合理决策。
(2)进行相应的社会控制。要实际规避科技创新和使用中可能带来的种种风险，还必须从法律法规制约、伦理道德规范、社会舆论监督、思想教育引导等角度，进行社会控制。进行社会控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科学技术本身只是人们实现价值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它们可以为不同价值目标服务。之所以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出现后不能及时加以消除，除了人类认识的非至上性使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它还正在给某些强势的利益集团带来利益。因此可以说，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某些人的私利、贪婪和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因此，要对科学技术进行社会控制，出路不是不发展科学技术，而是“把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把人们的思想认识调节得适应于科技发展所造成的形势，对科技发展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趋利避害”。[24]
四、践行可持续发展伦理
可持续发展伦理是对环境伦理学的批判继承。
环境伦理学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在人类滥用科学技术控制征服自然所造成的环境破坏超出了自然界自我修复的能力、生态危机发展到了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情况下，逐渐兴起的。其批判矛头直指西方传统伦理学，目的是通过论证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何以可能，冲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开辟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境界。
西方传统伦理学认为，伦理关系实质上是诸价值主体之间的关系。价值主体是价值的确定者。只有人才是价值主体，因为人的所有活动都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正因为人以自身为目的，所以它具有“内在价值”。自然界中其他事物，都是为人服务的，都是供人选择和改造的价值客体，所以仅具有“工具价值”。换句话说，西方传统伦理学基于每个人都具有内在价值，主张只有人与人之间才存在伦理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不存在伦理关系，只要有利于实现人的内在价值，无论怎样对待自然界都是天然合理的。这就是它的实质。
环境伦理学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证明了自然界为什么具有价值，阐发了这种价值的根本特征。
环境伦理学要想证明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伦理关系，就必须首先证明自然界具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对此，环境伦理学的回答是，自然界独立于人类的价值，就是其创造生命的价值，一切价值从根本上说，都是从自然界所具有的这种创造性中生发出来的。罗尔斯顿说:“自然系统的创造性是价值之母，大自然的所有创造物，只有在它们是自然创造性的实现的基础上，才是有价值的……凡存在自发创造的地方，就存在价值。”[25]自然界的“价值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能够创造出有利于有机体的差异，使生态系统丰富起来，变得更加美丽、多样化、和谐、复杂”。[26]正因为自然界具有创造生命的能力，所以，自然界中有价值的生命体，不仅极力通过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彼此相互依赖，相互竞争，使生命朝着多样化和精致化的方向进化，也使自然界的复杂性和创造性得到增强。环境伦理学认为，大自然创造生命的价值是一种系统效应，这就是大自然自身价值的根本特征。罗尔斯顿把它称为“系统价值”，以此来强调大自然所具有的创造生命的价值是不可分割的。他认为，尽管从生物个体的角度看，也许自然界充满着血腥，但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看，自然界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生命与物种，因此，大自然所具有的创造性的实质就是，维护和保持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美丽和稳定。罗尔斯顿还指出，大自然这个生态系统的价值是不依赖于人对它的评价的。他说:“在我们发现价值以前，价值就存在于大自然中很久了，它们的存在先于我们对它们的认识。”[27]也就是说，大自然这个生态系统追求自身的完整、美丽和稳定，是一个客观事实，是它固有的属性。
(2)阐明了在大自然这个生态系统中，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辩证关系。
环境伦理学认为，在大自然中，所有生物的个体和种，都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它们具有内在价值的根本理由，就是它们都努力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繁衍。这种内在价值是它们本身具有的，客观地呈现在人面前，不以人的利益和需要为转移。比如，一棵树，无论人们是否发现它，它都一如既往的生长;一个物种无论是否有人发现，它都一如既往的繁衍。工具价值是相对于内在价值而言的，是内在价值得以实现的工具和手段。也就是说，对生命来说，任何能满足其生存需求、有助其实现内在价值的东西，都具有工具价值的意义。环境伦理学进而指出，在大自然这个生态系统中，任何生命都既具有内在价值又具有工具价值，但是，不同物种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是不同的。罗尔斯顿认为，从内在价值的角度看，从大到小的排序是:人类、动物、植物、微生物，人的内在价值最大，微生物的内在价值最小。从工具价值的角度看，从大到小的排序正好相反。
环境伦理学还认为，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区分，并不适用于整个大自然这个生态系统。因为任何物种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都是在大自然中加以确定的。大自然所具有的是“系统价值”，即创造生命的价值，它包含着各种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但又不能归结为其中任何一种内在价值或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就是不断催生出新的物种，使自身变得更加生机勃勃。
(3)论证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伦理关系何以可能，阐明了人类对待自然界应坚持的原则。
环境伦理学认为，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传统伦理学是不完整的，因为它认为伦理关系只涉及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只有当人意识到所有生命都神圣的时候，完整的伦理学才有可能建立起来。环境伦理学在论证人与自然间的伦理关系何以可能时，主要突出了两点。一是人属于自然界。人是自然界生物圈的组成部分，人类的价值绝对不会大于自然界的价值。自然界绝对不是人想用就可以拿来、不用就可以抛开的工具。离开了自然界，就没有人的生命，人的内在价值就无法存在。二是所有生物个体、所有物种都具有内在价值，都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繁衍为目标。既然人属于自然界，是自然界所具有的系统价值的组成部分，既然自然界中其他物种同人一样也具有内在价值，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是可以成立的。人就应该敬重自然界，和其他生物平等相处，而不能把自然界和其他物种看成供自己征服和奴役的对象。
环境伦理学认为，现在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是由于人们过度的利己主义和盲目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造成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对自然界缺乏伦理关怀。要知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不但有把自然界中生物和非生物当作工具价值来使用的权利，更有维持整个自然界生态系统完整、美丽、稳定的义务。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者，而是它的守卫者。要看到，生态系统被破坏时，受到损害的，首先不是人类而是其他动植物。生态危机是否存在，不能以是否危及了人类的生存为唯一标准。人应当把实现自身的内在价值建立在尊重整个大自然的系统价值和其他生命的内在价值的基础上。人类的优越性并不体现在唯我独尊上，而是体现在他既能从自己的角度、也能从其他生命的角度来关注这个世界上。罗尔斯顿正是在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伦理关系的意义上说:“动物和植物只关心(维护)自己的生命、后代及同类，但人类却能以更为宽广的胸怀关怀(维护)所有的生命和非人类存在物。”[28]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环境伦理学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批判继承的产物。其继承主要表现在，它们在学理上都主张本身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之间才存在伦理关系。其超越主要表现在，环境伦理学依据生物进化论和系统科学，提出并论证了大自然具有系统价值，所有生命都具有内在价值，从而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所主张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二元对立，也比较准确地界定了人类在自然界这个价值系统中的地位。
但是，从学理上看，环境伦理学也包含着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可以或者说应该无所作为的思想，因为那样做，也无损于大自然这个生态系统的完整、美丽和稳定。这主要是因为，环境伦理学坚持的是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要克服环境伦理学的这种缺陷，就必须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之后，进一步超越生态中心主义。为此，就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来审视环境伦理，牢固树立以下观点，践行可持续发展伦理。
(1)人只有通过认识和改造自然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增加自然界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9]人类要生存发展，就必须从事生产活动，而要从事生产活动，就必须认识和改造自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界被认识改造的范围只会越来越大。但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必须保持在自然界自我修复能力的限度之内，超出此限度就会危及人类自身。这是因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30]保护环境和开发自然相结合的最高境界，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实现“人的内在尺度”与“其它物种的尺度”的有机统一。[31]这一境界不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也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为了实现保护环境与开发自然的辩证统一，可持续发展伦理学主张:人类在处理上述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时，必须把行使权利建立在履行义务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人类中心主义;同时又不能无所作为，放弃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生态中心主义。
还要看到，在任何时候，人类通过认识改造自然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促进自己的发展，并不一定都要以损害大自然为代价，如果处理得好，还可以增加大自然的客观价值。我国古代修建的都江堰工程就是最突出的范例。它既增进了人类的福利，也增进了大自然的完整、美丽和稳定。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2)用科技创新来推动可持续发展，用可持续发展理念来规范对科技成果的评价和选择。
可持续发展实质上是实现有控制、有选择的发展。它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第一，发展是必要的。只有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才能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改善人类的生活环境。发展是人类的共同要求和普遍权利。第二，结果要体现公平。在同代人中，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当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代际之间，前人的发展不能损害后人的发展机会。第三，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超出地球的生态和资源的承载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当代人必须与后代人共享地球上的有限资源。为此，对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应限制在再生速率的范围内;在使用不可再生资源时，要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以期在任何一种资源枯竭以前，都能找到新的可替代资源;应下力气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使之限制在生态系统能够自己消化的范围之内。第四，需要采取共同行动。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资源匮乏，落实这一理念，需要全世界不同国家超越一切差异，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代生态危机主要是由滥用科学技术引起的这一事实，已从反面提供了证明。在构建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过程中，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进行反思，对如何评价选择科技成果进行谋划是必要的。首先要看到，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因为离开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发展，人的潜能就无法有效发挥，人的健康生活就无法维系。以往滥用科技成果所造成的危害，也要靠运用新的科技成果来治理。其次要加强对科技成果的评价和选择。科学技术的本质是创新，这就意味着使用科技成果要冒一定的风险。惧怕风险，盲目地敬畏自然，不敢给自然界动手术，经济、社会和人就无法发展;无视风险，视自然界为征服对象而肆意妄为，就会破坏经济、社会和人发展的根基。关键是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把握合适的度。
在用可持续发展理念来规范对科技成果的评价和选择时，必须坚持以下三点。第一，要让广大公众了解科技成果。科技成果之所以会引发生态、资源和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广大公众对它们缺乏应有的了解。现代科学技术不仅表现为成果，而且是人的一种活动，并由相应的社会建制作支撑，包括知识、工具、技能、组织(如企业)、机构(制定规则和标准)以及象征(价值取向)等组成部分，背后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既有知识又有权力，可以向公众隐瞒实情，也可以误导政府的决策。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之举就是发展各种形式的教育事业，真正让公众了解科学技术，使他们能够在评价选择科技成果时充分行使权利。第二，实行战略环境评价。[32]所谓战略环境评价，就是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所产生的经济行为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在政策、规划等层次上预先进行评价。为了有效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加强对战略环境评价的理论和技术研究，相应的制度必须付诸实践。经济发展战略要由相应的科学技术做支撑，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环境评价，是评价选择科技成果的现实途径之一。
(3)为实现环境正义而进行不懈努力。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形成一种包括环境、经济和社会“底线”的发展观。现在，走可发展持续道路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由于各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富裕程度不同，再加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难以产生步调一致的行动;由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是环境的可持续支持，而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气候异常等问题给人类带来的损害，又是全球性的没有国界的，世界各国超越意识形态和发展阶段的差异，采取共同的行动又是绝对必须的。环境正义的呼声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的。
环境正义是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来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举措。环境正义的基本理念是公正和公平，即在不同国家、地区和群体之间公平地分配环境保护的成本和利益。在实践上，环境正义要求人们做到利益共享，风险平摊，平等地分配利益，公平地履行义务，受益者公正地回馈受害者。
在实践环境正义的过程中，坚持国际环境正义和国内环境正义，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际范围内的环境不正义，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全世界大约有10亿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他们只占全世界人口的1/6，却消耗了全球75%以上的资源和其他能源。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发达国家是工业废料、有毒物质、生活垃圾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全球产业大转移的步伐也在加快。由于资金和科技水平等方面的原因，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环境问题，发达国家反过来又借这些问题，向发展中国家频频发难，要求后者更多地承担治理环境的责任。在国际范围内，环境正义问题与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密切相关，发达国家有义务改变其国民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停止把环境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由于发达国家已经从污染全球环境的行为中获得了足够多的利益，也由于发达国家有着雄厚的资金和发达的技术，因此，它们在保护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生态污染、阻止气候变暖等方面，理应承担更多责任。
在国内环境正义上，必须走出谁污染谁治理的老路，把预防、保护放在首位。单纯进行治理，无法完全弥补已经发生的过错，而且会助长花钱买污染的思想。把预防、保护放在首位，就是要在降低环境污染总负荷的过程中，实现国内环境正义。除了强制那些污染环境的企业进行治理甚至关闭之外，还要通过财富的二次分配，集中财力物力，发展有利于推进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的高新技术;支持并奖励企业进行绿色化改造，提高企业对环境保护的贡献率;通过思想教育和政策调控，对弥漫于全国各阶层中“急于先富起来”的心理进行适当降温。
【注释】
[1]比较不同观点，解决共同问题——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专家要论［J］．决策与信息，2009(8，上):16～23．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36．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6．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7]阿玛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0～11．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4．
[9]喻名峰.论生态主义法律观念下的权利共同体范围的拓展［J］．新华文摘，2007，(23):26～27．
[10]毛如柏.我国的环境问题和环境立法［J］．新华文摘，2008，(17): 11～14．
[11]刘仁胜.德国生态治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新华文摘，2009，(1):144～145．
[12]王伟中.应对全球环境变化，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N］．学习时报，2008-06-16(5)．
[13]方祥生.“气候保护”背后的较量［N］．光明日报，2009-06-03(8)．
[14]强世功.“碳政治”:新型国际政治与中国的战略抉择［J］．中国经济，2009(9):70～82．
[15]柳杨青，杨文进.产业演进中的循环经济［J］．新华文摘，2009，(4):51～55．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N］．光明日报，2008-10-30(6)．
[17]方祥生.“气候保护”背后的较量［N］．光明日报，2009-06-03(8)．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1-03-17(1)．
[19]陈晓春，等.论低碳消费方式［N］．光明日报，2009-04-21(10)．
[20]明庆忠.从可持续发展思想走向可持续性科学［N］．光明日报，2007-11-29(9)．
[21]明庆忠.从可持续发展思想走向可持续性科学［N］．光明日报，2007-11-29(9)．
[2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6～927．
[23]参见薛晓源.生态风险的现象学展示［N］．学习时报，2009-03-09(6)．
[24]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罗马俱乐部的思想和活动［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287～288．
[25]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91．
[26]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03．
[27]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94．
[28]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64．
[2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9．
[3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6．
[3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8．
[32]潘岳.战略环评与可持续发展［N］．学习时报，2007-04-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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