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发展时期(世纪年代—世纪年代)

三、多元化发展时期(20世纪30年代—20世纪80年代)

西方社会学在迪尔凯姆、韦伯等人的推动之下形成的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三大传统，为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如何整合各种不同取向的社会学，使之融合成一个更具综合性和更具解释力的社会学体系，成为许多后继社会学家们追求的目标。“二战”后，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就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但未获成功，所幸的是帕森斯在综合西欧早期古典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个后来被称为“结构功能主义”的宏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并形成了“独霸天下”的局面。其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批判，以这些批评为基础，一大批反帕森斯主义或非帕森斯主义的理论从不同的理论立场出发，产生了社会冲突论、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论和本土方法论等几大理论体系，形成了西方社会学史上的一个“群雄割据”时代。这一时期社会学理论的中心已从欧洲转移到美国^[6]。

(一)结构功能论

结构功能论鼎盛于20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和默顿，他们都提出了各自的功能分析概念框架，为这一学派的形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在批判和继承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对以往的行动理论作出了高度的综合，并发展出了自己的社会行动理论。他认为，任何行动单元都可以分解为以下要素:(1)行动者，是指作为行动主体的个人;(2)目标，行动者所要达到的目的;(3)情境，是目标实现的环境因素，它又分为两个方面，行动的条件和手段，其中前者是行动者不能控制、难以改变的，而后者是行动者可控制的;(4)规范，指行动者在确立目标、选择手段、克服障碍时所遵循的社会标准。

帕森斯认为，行动者在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中，会面临五个方面的抉择，这些可供抉择的五对范畴被成为“模式变量”:(1)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抉择涉及互动过程中特定行动标准的适用范围;(2)扩散性与专一性，这一抉择涉及互动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宽窄和清晰程度;(3)情感性与中立性，这一抉择要解决的是互动关系中是否包含着感情因素;(4)先赋性与自获性，这一抉择涉及行动者之间作为相互对待基础的识别标准的性质;(5)私利性与公益性，这一抉择涉及互动中优先考虑的是哪一方的利益。行动者在进入某种社会关系时，会预先通过社会化过程将价值规范内化在行动者的人格系统中，即了解在各种角色关系中社会文化对这五对变量的影响，以便根据具体情境调整自己的主观取向。

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认为，任何行动系统都是由这一系统必须满足的功能要求决定的。他提出了适应、达鹄、整合、维模这四个基本范畴来概括这些功能要求，并认为这四项要求是任何行动系统(包括社会系统)都必须满足的:(1)适应(Adaptation)，是指系统必然同环境产生一定关系，为了能够存在下去，系统必须拥有从外部环境中获取所需资源的手段，或者说，系统必须具有通过操纵某些手段来控制环境状态的能力;(2)达鹄(Goal attainment)，任何行动系统都具有目标导向，系统必须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目标次序和调动系统内部的能量以集中实现系统目标;(3)整合(Integration)，任何行动系统都由各个部分组成，为了使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有效的发挥效能，必须将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使各个部分之间协调一致，不致出现游离、脱节和断裂;(4)维模(Latency)，是指在系统运行过程暂时中断或互动中止期间，原有的运行模式必须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以保证系统重新开始运行时能照常恢复互动关系。

在论述社会行动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帕森斯发展出了一个后来被称为“结构功能主义”的宏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一开始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美国乃至西方社会学界取得了近乎霸主的地位，但很快便受到了人们的激烈批评，批评者认为该理论具有如下特征或者缺陷:(1)过于抽象，缺乏经验基础;(2)过于注重社会过程中客观的层面，忽视其主观的层面;(3)注重宏观分析，缺乏微观分析基础;(4)过于强调社会的一致和稳定，忽视强制与冲突;(5)对现实过于乐观，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等。

帕森斯的学生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2003)是结构功能主论的另一个杰出代表。他针对帕森斯理论体系过于抽象、宏大、缺乏经验基础等缺点，提出了中层理论、完善了功能分析范式，确立了结构分析方法，通过对传统功能分析方法的反思和批评，从而将结构功能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鉴于帕森斯功能论过于抽象、缺乏操作性的特点，默顿提出了易为大多数人接受的中层理论。中层理论是指“介于抽象的综合性理论同具体的经验型命题两者之间的一种理论”^[7]，这一理论的主要特点有:(1)主要用于指导经验研究;(2)只涉及有限的社会现象;(3)可以融入社会学理论体系中;(4)区分了微观与宏观社会学问题;(5)中层理论是理论研究工作的直接延续;(6)中层理论可以指明未知的方面，或需进一步研究的方面。

默顿通过对早期功能分析三个假设(功能统一性、功能普遍性、功能不可或缺性)的批评，发展出了一套精确的、可操作性的功能分析范式，主要包括功能归属、主观意向、客观结果、功能指向、功能需要、功能实现机制、功能选择等分析视角。此外，默顿还详细阐释了功能分析范式的步骤:(1)明确所研究项目;(2)对项目的客观后果进行分析;(3)说明项目和客观后果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4)认识项目客观后果的多重性;(5)对项目的后果进行功能评价;(6)界定客观后果所涉及的群体范围和系统范围;(7)认清不同社会结构中发挥相同作用的不同事项，并解释这种功能替代过程。

(二)社会冲突论

社会冲突论是在批判和吸收马克思、韦伯和齐美尔等人社会冲突思想的基础上，加以修正和发展而形成的重要理论流派。该理论明确针对结构功能主义过于强调均衡、稳定、一致，忽视社会中的强制与冲突现象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特征是强调社会结构的强制性，认为“社会冲突和变迁是社会的常态，不应将之视为社会的病态，并且社会冲突对于社会的巩固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8]。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科塞和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是社会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

米尔斯(Charles Mright Mills，1916—1962)关心的中心问题是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及其各种统治形式和社会动态情况。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和《权利精英》等书中，他以社会冲突论为指导，对现代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权力机构作出了深入的描述和分析，指出所谓“权力均衡”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西方社会的一个神话，社会中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有着范围广泛的共同利益，他们相互合作，共同维护他们的统治和既得利益，普通大众则被剥夺了公共事务的影响力，被迫依附于统治集团。

默顿的学生科塞(Lewis Coser，1913—2003)认为社会冲突有三个根源:结构性根源、物质性根源和非物质性根源^[9]。结构性根源是指由于社会系统的各个部门的整合与适应程度不一致，社会系统不可避免地伴随出现紧张、失调和利益冲突现象;物质性根源是指由于人们争夺社会地位、权力和资源而导致的冲突;非物质性根源是指由人们价值观和信仰的不一致而导致的冲突。科塞把社会冲突按不同属性划分为现实冲突与非现实冲突、紧密关系中的冲突、内群体冲突与外群体冲突、意识形态下的冲突。科塞承认冲突是社会的常态，但他反对达伦多夫那种认为冲突只破坏稳定、导致社会变迁的看法，认为冲突与社会整合、稳定并不矛盾，甚至还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他主要从群体内和群体外分析了冲突的积极功能。此外，科塞指出为了化解社会冲突的消极作用，每一个社会都应该有自己的安全阀制度，这一点对僵化的社会尤为必要。

达伦多夫(Ralf G.Dahrendorf，1929—2009)认为，社会冲突与变迁是普遍存在的，每一社会都是建立在某些成员被另一些成员压制的基础之上。他认为，社会冲突的根源是根据统治与服从之间的权威关系来划分而成的特定社会的阶级结构，特定阶级结构中权力的分配不均和对社会角色的强制性安排是社会冲突的两个主要起因。他从韦伯的分层思想得到启发，认为划分阶级的依据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而是要看是否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从潜在利益的“准群体”向显在利益的“显群体”转化是社会冲突形成的条件，社会冲突的程度可以从冲突的强度与烈度两个方面来衡量。社会冲突能促进社会的变迁，冲突的调节则维护着现存的社会结构。

(三)符号互动论

符号互动论是一种反实证主义的主观社会学，这一理论流派的出现是作为对帕森斯理论注重社会客观层面、忽视主观层面这一缺陷的反动。符号互动理论是以库利、托马斯、米德等人的思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Herbert Blumer，1900—1987)是其公认的创始人。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社会现象与社会行为只有通过人际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才能得到解释，而人际互动是以运用符号以解释和确定相互间行为的意义为媒介的，因此，社会是个人借助符号互动的产物。符号互动理论倾向于从“社会唯名论”的立场来看社会，主张人们之间的符号沟通过程是社会过程的基础与实质，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都是人们之间符号互动的产物。

在《符号互动论:观点与方法》一书中，布鲁默比较全面地归纳了符号互动理论的思想，论述了符号互动理论的基本理论预设，阐述了符号互动理论对人与社会关系的看法，从而为符号互动理论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布鲁默认为，社会是人际间符号互动的结果，人们之间总是会对他人的行为作出自己的解释和定义，并以此为依据而进行互动。人类对于某一客体所采取的行动主要是根据他们对客体所赋予的意义，这种意义产生于人们的互动之中。事物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解释过程中可以随时加以修改的。

布鲁默的学生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对人们之间日常的符号互动过程进行了一系列更为深入、具体的研究。戈夫曼认为，社会好比一个大舞台，人们的社会行为就是社会表演。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按一定的常规程序(即剧本)扮演自己的多种角色，并试图通过言行、表情、姿态等表现以使他人对自己产生所希望的印象(即印象管理);为了实现印象管理，人们还会运用一些手段(外部设施和个人的装扮)装点门面。人们表演的区域有前台(人们进行表演的地方)和后台(为前台表演做准备不让观众看到的地方)之分;表演根据不同的目的可以分为“误导的表演”和“神秘的表演”。正是由于戈夫曼使用了一套研究戏剧的术语来描绘和分析人们的互动过程，因此他的理论也被称为“拟剧理论”。

(四)社会交换论

社会交换论是针对帕森斯理论注重宏观分析缺乏微观理论基础、注重结构忽视个人的缺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理论认为，分析、理解人际间大多数行为的最佳方法是将行为当做一种有形或无形的商品和服务来交换。社会交换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和布劳。

霍曼斯(George Caspar Homans，1910—1989)认为，制度、组织和社会都可以归结为个人的行动，因而必须用有关个人行为的命题来解释它们。霍曼斯把人的行为归结为“对利益的追求”和“对惩罚的逃避”，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看成是一种计算得失的交换行为。他为交换论的发展构造了行动、互动、情感、刺激、报酬、成本、投资和利润等基本概念，提出了人类行为的六大基本命题:即成功命题、刺激命题、价值命题、剥夺满足命题、攻击赞同命题和理性命题，并认为这些关于个人之间交换行为的命题同样能够对社会制度进行解释。此外，霍曼斯还就社会交换中的公平性问题作了探讨，认为报酬的公平与否是相对的，行动者的公平感取决于行动者过去的经验和行动者所认同的比较群体。

布劳(Peter Michael Blau，1918—2002)在很多方面修正和发展了霍曼斯的交换理论。首先，布劳指出，虽然大部分人类行为是出于对交换的考虑，但并不是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交换行为。社会交换与经济交换有着严格的区分，行为变为交换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某行为的最终目标只有通过与他人互动才能达到;二是该行为必须采取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因此，他将社会交换定义为:当别人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发生、当别人不再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停止的行动^[10]。其次，布劳认为霍曼斯式理论只适合于解释人际互动关系的小群体。在布劳看来，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的社会交换是不同的，他认为，宏观社会过程虽然产生于微观社会交换过程，但它一经产生就获得了一种突生性、自主性，它有着独立于它所产生过程的自己的规则。接着，布劳在霍曼斯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宏观社会结构中的交换与权力。布劳认为，微观与宏观社会交换的过程都经历“吸引—竞争—分化—整合”四个阶段，但在宏观结构中交换过程变得更为复杂。具体表现在:一是交换主体由个人扩展到群体和社会组织;二是交换性质由直接扩展到间接;三是交换从先于创造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过程变为受制度和结构制约的过程。

总之，布劳对从微观到宏观的不同层次上的社会交换过程、它们不同的特征以及相互关系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且试图说明宏观的、复杂的社会结构与过程是怎样逐步从微观的、简单的人际关系与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出来，期待以此来填补社会学中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之间的鸿沟^[11]。

(五)本土方法论

本土方法论(又称“民俗方法论”、“常人方法论”)是以强调社会生活中的主观层面为特征的一个社会学流派。与符号互动论不同，本土方法论更多的是以舒茨的“现象社会学”理论为基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被认为是这一学说的创始人。

舒茨(Alfred Schutz，1899—1959)反对实证主义社会学把“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等同并按照自然科学模式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过程的做法。他关注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观因素，认为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实证主义所说的“社会事实”，而是社会事实的意义。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现象学所说的“生活世界”，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理解生活世界的“主题间性”。他主张社会学应置身于生活世界中，对互为主体性的人们的微观互动过程进行研究，从而认识社会的结构、变化及性质。

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1917—)认为，所谓“本土方法”指的是社会成员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构造和解释他们的社会世界并对其赋予意义与秩序时所使用的方法及程序。该理论的研究目标是找出人们在日常面对面互动过程中的主观意义，致力于揭示行动者相互交谈时所掩盖的未曾言说、无法提及的、潜在的社会现实^[12]。本土方法论者反对社会秩序有其自己的客观现实性，认为社会现实与迪尔凯姆所表述的社会事实的客观实在不同，社会秩序完全是互动参与者赋予周围环境的;社会秩序只是看上去存在，而它之所以看上去存在，只是由于人们对社会的主观感受^[13]。加芬克尔把社会看做是互动中个人的主观意识所创造了的和正在创造着的世界，只强调社会进程中的主观因素，排除客观与理性因素。社会成员为创造这种秩序感所使用的方法论的核心，是用解释和理解的方法对常识性行动和情景过程进行说明。

多元化发展时期的西方社会学，是以帕森斯对先前各派社会学取向的尝试性综合为起点，最后却以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分化为终点。在这一发展阶段，先前的分歧不仅没有消除，反倒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分歧与对立，如抽象分析与经验研究、宏观与微观、冲突与均衡等。社会学的更加分化，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学研究的繁荣，加深了人们对社会过程各个侧面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也将社会学带入了新的困境。社会学大大小小的各个流派各执一端，互不沟通，将社会图景分裂为互不连贯的许多碎块，既阻碍了人们对人类社会的完整认识，也阻碍了社会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实现不同社会学流派之间的沟通和综合，似乎显得比以前更为紧迫。正是对这种新的综合的期盼，将我们带到了社会学发展的当前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