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与建设(—年)

二、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与建设(1930—1949年)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步入学科基本建设和系统研究的阶段，社会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进入了成长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中国社会学家借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并作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尝试。社会学的研究向着方法的科学化、问题的具体化的方向发展，社会调查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分支社会学的研究逐步展开。中国社会学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中国社会学趋向成熟。

社会学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社会科学，它的显著标志就是各高等学校专业和课程设置的日趋完备，学术团体的成立和学术刊物的出版以及大量社会学著作的问世。1930年，中国社会学界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社。20世纪30年代，我国出版了20种普通社会学著作，其中一半为国内学者著作。较有影响的有孙本文主编《社会学大纲》(1931)、应成一的《社会学原理》(1933)、简贯三的《理论社会学》(1935)和孙本文的《社会学原理》(1935)等。1938年，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颁布大学课程设置时，规定社会学为文、理、法、师四个学院的社会科学类共同的必修课之一。1940年国民政府又成立了社会学部。此间，《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界》相继出版发行。到1948年，设立社会学系的大学已达21所。

1937年至1949年，中国的社会学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学者云集我国西南边陲，他们在那里培养人才，进行农村建设试验，开展战时社会服务，深入不同类型的社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对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开展了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也为社会学的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1月，中国社会学社召开第六届年会，主题为“中国社会学之建设”，会上，赵承信宣读了《社区研究与社会学之建设》一文，建议将实地研究作为中国社会学建设的途径。随后，陈达提出“国内各大学积极推行社区研究”的倡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拥护。吴文藻主张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进行社区研究，并认为这种做法与中国国情最为吻合，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吴景超明确把社区当做社会研究的对象之一。费孝通通过实地研究出版了《江村经济》(1938)、《乡土中国》(1948)和《乡土重建》(1948)。孙本文在1948年出版《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具体阐明了社会学中国化应从事的工作。少数民族研究代表作是林耀华的《凉山夷家》(1947)。

在此期间，社会学界还以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参与了涉及中国社会改造等一系列的实践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是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认为，要医治中国社会的“病症”，平民教育是基础。梁漱溟则认为，中国只有靠乡村建设才能求得发展。两者的共同点在于试图在不触动旧的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面貌问题。

回顾社会学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界的前辈们为建立中国社会学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对中国实际的调查，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讨，都为建立中国社会学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和宝贵的经验。当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们还不可能对中国实际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调查研究，因此尚未建立起真正的中国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