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社会学研究

四、性别社会学研究

自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一批女性主义的观点在欧美学术界兴起开始，追求性别平等的性别社会学研究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成为当代社会学研究中重要的一环。这一方面是归功于一大批学者在性别方面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正在全球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的推波助澜。当前，性别研究正在形成独立的理论范式、科学的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研究取向，它也与经济问题、种族问题、教育问题、家庭问题等各类研究相互融合，并创造出了日益丰硕的理论成果。

1.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大批女性主义社会学家逐渐涌现并开始对传统的社会学学术界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开始，几十年来女性主义理论已经摆脱了松散的形态，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其理论视角、方法论基础、学术立场均是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的颠覆与创新。在一些研究中，学者对于女性主义在近几年发展的状态、成果、前景及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回顾与评述。

在《交互分析:一项女性主义对于社会学的贡献》(Intersectional Analysis:A Contribution of Feminismto Sociology)一文中，作者Ann Dennis介绍了交互分析(intersectional analysis)这一女性主义所使用的独特的理论视角。⁽²⁰⁾交互分析理论认为产生女性受压迫状况的原因是多元的，它会受到诸多社会变量的影响，同时这些社会变量又是相互影响的，女性主义研究就是要在分析性别议题时将这些多重的社会变量均纳入其中，形成交互分析。作者指出，交互分析的产生伴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在女性主义兴起之初，女性主义社会学家主要站在向传统社会学挑战的控诉者地位，缺乏成熟的理论框架与理论阵地，没有形成一种主流的理论流派。而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女性主义的日益机构化与成熟化，一些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开始尝试更为复杂的性别研究，一些学者将性别问题与种族问题、阶层问题、年龄问题开始结合起来分析，认为这些变量存在着相互关联的关系，在这一阶段产生了一系列有关于此的研究，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这也标志着交互分析理论的产生。而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交互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学者们在分析时更为注重与社会情境相结合，不再限于构建普世理论，而是基于特定的时间与地点建立更为精细的理论。在交互理论运用方法上也日益娴熟，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很强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在社会学主流期刊上占据着越来越稳固的地位。当前，交互理论已经在美、英、加拿大等国广泛地流行，同时也正在日益为法、德等国的女性主义学术界所熟知。交互理论作为一种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在当前已经跨越了纯粹的性别问题，在对种族、移民、社会不平等等重要问题的研究中具有越来越强的解释力。

另外，在《女性主义的死胡同》(Dead End Feminism)一文中，作者Elisaveth Badinter看到的不仅仅是女性主义理论的长足发展，而是旨在对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某些错误的观点进行批判。⁽²¹⁾作者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往往将男性与女性的关系等同于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关系，女性被看做是缺乏保护的和无辜的，而男性则被看做是暴力的与专制的，这种偏激的观点使得女性主义无论在哲学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都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并正在逐渐失去年轻一代人的兴趣，如果继续这样，女性主义将走向一条死胡同。在书中，作者指出了当今女性主义一系列错误的观点，如死板地将男女关系看做是对抗性的关系;在针对女性暴力问题的分析上错误地使用数据;将女性的暴力问题简单地看做是对男性暴力的回应;总是将女性看做是男性的受害者，以及总是将女性看得与男性不一样。作者认为当代女性主义这种受害者情结将会阻碍女性获得更多的机会与公平，使得女性主义理论走向死胡同。而要解决上述问题，女性主义理论必须具有更为宽广的视野，摆脱女性的受害者假设，将男性与女性放在同等的地位进行研究。

2.性别与经济

男性与女性在经济方面的不平等一直是产生性别公平问题的核心原因，尽管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脑力劳动代替体力劳动，女性的经济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劳动雇佣、劳动收入、发展机会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性别歧视。而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性别不平等现象更为严重，因此，在经济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性别差异问题也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议题。

在《社会资本与女性企业家精神》(Social Capital in Female Entrepreneurship)一文中，作者Nalan Yetim试图通过对土耳其女性企业家的定量调查，探讨女性企业家的精神特质，并分析女性的企业家精神与其获取社会资本能力的关系。⁽²²⁾作者指出，以往对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往往大多局限于男性领域，将企业家精神等同于男性企业家的行为与性格特征。事实上，男性企业家与女性企业家在人格特质及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女性企业家在创业及营业过程中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与特殊性，因此，有必要对女性企业家精神及其相关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与研究。通过对概念的操作化，作者构建出一套测量女性企业家精神的指标体系，整个体系共有16个指标，内容涵盖女性企业家的个性、社会文化背景、性别特征、教育程度、专业素养、工作经验、年龄、推力因素(企业家在创业时主要是受内在因素如获取社会认可、获取自信心等推动)、拉力因素(企业家在创业时主要受外在因素如生活窘迫、承担家族压力等拉动)与移民状况等。研究指出，在影响女性企业家精神的诸多因素中，移民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移民过来的女性企业家比当地的女性企业家更倾向于利用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或信任关系来获取商业利益，她们往往具有较强的沟通力;而本地女企业家则拥有更强的个性，也就是说她们具有较高的人格特质。此外，该研究还检验了女性企业家精神与其获取社会资本能力的关系，其结论是衡量女性企业家精神中的诸多变量能够有效解释女性企业家的社会资本水平。一个中等年纪的、由外地移民过来的、拥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尤其是因推力而非拉力因素下海的女性企业家往往具有较高水平的社会资本。该研究最大的创新意义在于其对女性企业家精神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与操作化，构建出一套能够有效解释研究对象的指标体系，同时，文章还将女性企业家精神与女性社会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在其他西方或者东方文化背景的国家进行验证，同样还可以用这套方法去衡量男性的企业家精神。

而在《女性在非传统职业领域中的赋权:多哥妇女的经验研究》(Non-traditional Occupations，Empowerment and Women:A CaseStudy of TogoleseWomen)一文中，作者Ayele Lea Adubra通过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分析多哥女性在男性占据主导的职业领域的赋权状况，指出了在发展中国家男性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平等。⁽²³⁾研究发现，尽管多哥女性能够很容易获得上岗所需的技能，但她们在非传统职业领域的工作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这主要表现在政府缺乏足够的支持手段，政府对于女性就业的疏忽导致了女性的权益在由男性起支配地位的非传统职业领域很容易受到侵害。该文指出，维护女性在非传统职业领域的权益不仅有利于为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也有利于提升多哥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政府的政策应该更多地关注如何为非传统职业领域中的女性赋权，帮助她们发展。该文的观点对于那些女权主义者、妇女团体以及研究性别问题的学者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3.性别与家庭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及女权运动的发展，以往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关系在很多国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男性与女性在家庭关系中正在趋向日益的平等。这种性别关系的转变也对现代家庭结构、家庭收入、家庭关系以及家庭教育等因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将性别因素纳入对于现代家庭的研究当中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随着性别关系的日趋平等，双收入夫妇家庭成为现代家庭结构中的普遍形式，女性参加工作，为女性提供了独立的经济，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使得女性有更大的再发展的空间。在《双收入夫妇的出现:对荷兰的一个纵向研究》(The Emergence of Dual-Earner Couples: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Netherlands)一文中，作者Wouter van Gils与Gerbert Kraaykamp通过纵向研究发现，荷兰的双收入夫妇正在不断涌现，而且双收入夫妇数量的增加与群体、时代、教育等因素密切相关。⁽²⁴⁾研究发现，群体和时代的影响对全职夫妇的增长趋势有重要影响，年轻群体的家庭比年纪大群体的家庭更有可能夫妻二人都在外工作，例如，相对于在1977年的夫妇们，2002年的夫妇们更喜欢从事全职工作。同时，那些都在工作的夫妇往往教育水平都比较高，双收入夫妇家庭的平均教育程度要明显高于仅有丈夫工作的传统家庭。此外，双收入夫妇模式也对传统家庭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由于工作时间的增多，生儿育女对于家庭的负担在双收入夫妇中显得较为明显，因此他们在目前大多还没有养育孩子或是准备成为“丁克”家庭。但另一方面，双收入夫妇的增多也明显地表明妇女地位的提高，她们在家庭中开始具有越来越多的经济职能，也预示着传统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关系的解体。

性别关系的改变同样对于家庭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传统的性别角色理论，家长对于他们儿子的学习以及社会经济成就比对于女儿更为关心，因为男性一般被要求以后能够养家糊口，而女性则被认为找到一个美满的婚姻以及会持家务就够了，因此可以得出男生的学习成绩比女生的学习成绩的影响要大的传统推论，而随着男女经济及社会地位的日趋平等，这种推论是否有效则值得进一步分析。在《性别差异与社会经济背景:基于今年来的跨国研究数据》(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Recent Cross-national Evidence)一文中，作者Gary N.Marks就试图分析社会经济背景对学生学习成绩的作用机制是否会在男生和女生中产生差异。⁽²⁵⁾同时研究还根据“同性别社会联结模型”的理论分析学生的学习成绩是否更多地受到与他(她)相同性别的家长的社会经济背景影响。该研究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00年对全球范围内学生进行评估的项目数据，被调查者来源于32个国家的6000所学校，共计17200人。分析结果得出，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中，家庭的社会经济水平对子女学习成绩的作用机制并没有因子女的性别差异而产生不同，唯一的例外是比利时。此外，父亲的教育程度会更明显地影响他儿子的学习成绩的假设仅仅在三个国家成立，而母亲的教育程度会更明显地影响她女儿的学习成绩的假设则没有得到任何国家数据的验证。通过这项研究可以得出，由传统性别角色理论与“同性别社会联结模型”推论出的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的学习成绩的作用效果存在性别差异的假设仅仅得到了少数国家数据的验证，而在绝大多数国家上述假设是失效的。这项研究结论在客观上反映出性别在经济地位、社会期望上的日趋平等已经明显影响到了家庭教育模式，男性或女性在家庭教育方面所受到的重视正在日趋相同。当然，上述结论还需要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予以验证。

正如研究性别社会学的著名英国学者SylviaWalby在2008年接受《国际社会学》访谈时所指出的那样，随着时代的发展男女的性别关系的确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今社会在性别公平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性别关系研究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学术空间，但女性在就业、教育、公共政策决策、伦理等很多方面仍然面临着不公平的对待。⁽²⁶⁾实现性别平等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社会公平的前提条件，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而社会学研究在这其中无疑发挥着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性别社会学研究正在日益地科学化、多元化与实用化，这不仅可以对在全球愈演愈烈的女性运动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同时也对于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起步的中国性别与妇女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借鉴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