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流动
一、社会流动的含义
社会流动是指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系统中的地位升降变化，由较低的社会地位等级转变到较高的地位等级被称为上升社会流动，反之，由较高的社会地位等级转变到较低的地位等级则称为下降社会流动。社会流动研究的目的是要解释个人是如何被分配到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当中去的，即社会分层系统是如何运作的。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分层体系中社会位置的变动过程。
社会流动是与社会分层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它们是对同一种社会现象所作的两种角度不同的分析。社会分层是从静态的角度来描述社会垂直结构的性质、方向和速度等问题;社会流动则从动态角度描述社会分层结构分化的时空范围、方向和速度等。对于社会流动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它是与社会分层的研究同时进行的。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在1927年出版了《社会流动》一书，他认为社会流动是两个集团之间的人口交换，即一个集团的成员转入另一个集团。他强调对社会流动的定量研究，侧重研究了流动的数量、方向和地区分布等问题。社会流动不同于一般的人口流动，如人口地理位置的迁移、各种原因引起的移民和人口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数量的增减等。人口流动只是人口在地域空间上的移动，而只有当人口流动引起人们社会地位或职业角色变化时才具备社会流动的意义。社会流动与人才流动也有区别。人才流动是一种社会流动，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流动都是人才流动。人才流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流动:其主体是特殊的社会成员——人才;通常表现为一种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的空间流动。社会流动体现在三个方面:①个体或群体从一个阶级转变为另一阶级;②某一个体或群体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变动;③个体或群体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变动。
二、社会流动的类型
根据社会流动的方向、参照基点、原因和对象，可以把它相应地划分为四种类型。
1.水平流动与垂直流动
根据社会流动的方向，可以把它划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或者说是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垂直流动是指人们在同一分层结构中不同层次之间的纵向流动，它包括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两种情况。垂直流动的意义在于:第一，能够调动人们的工作性，鼓励人们努力工作，为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以获得较好的社会奖赏和较高的社会地位。第二，有利于维持和提高社会管理层的质量。垂直社会流动机制，保证社会管理层的人才有更广泛的选择范围，也有利于淘汰不合格的社会管理者。第三，有利于形成一种开放的社会分层结构，促进社会分层结构的合理化。
水平流动是指人们在同一社会层次上的横向流动，其突出特点在于:人们在流动前和流动后，经济收入、政治地位、社会声望等方面的状况基本上没有变化，如地理位置的流动，在财产、权力和声望相似的两个位置的职业流动等。水平流动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人才的合理配置，使社会人才结构和人才分布更趋合理化，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种人才的积极性，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避免人才积压和人才浪费，提高整个社会的人才使用效率。
前工业社会至18世纪早期水平流动现象远远大于垂直流动;工业革命之后，工人阶级出现而成为无产阶级与享有特权的有产阶级形成对立，中间阶级介乎在两者之间成为垂直流动的载体。一些研究指出:上层和下层存在相当程度的阶级封闭。中间阶级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他们的垂直流动是社会整合的指示器。
2.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
根据衡量流动的不同参照基点可以把社会流动区分为代内流动(参照基点一般是个人的初职)和代际流动(参照基点一般是父母与本人在同一年龄时的职业或其他地位)。
代内流动也叫一生中的流动，指个人在自身的一生中所经历的社会地位的变化。代内流动通常以职业地位作为社会地位特征，以个人最初的职业为参照基点，以最后的职业地位作为终点，比较处于这两个时点之间的职业变动，从中找出变化的原因和规律。研究代内流动的意义在于:第一，通过代内流动的方向、比率和速度，反映社会经济变迁的程度和社会分化的方向、速度和规模。社会经济发展越快，提供的变换职业机会和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就越多，代内流动也就越是向上流动，流动速度越快，流动规模越大。第二，代内流动可以反映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代内流动率越高，越能说明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因此，代内流动率成为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代际流动也叫异代流动，指同一家庭中两代人之间的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变化。代际流动通常也是以职业地位为标准的，以父母与子女在同一年龄时的职业或其他地位作为比较的基点，考察第二代人与第一代人相比其社会地位的变动情况，从中找出变动的原因和规律。研究代际流动的意义在于:第一，代际流动可以反映社会变迁和社会进步的程度。代际流动缺乏，说明社会变迁非常缓慢，代际流动较大说明社会变迁速度较快;如果代际流动表现为向上流动，说明社会在发展，如果代际流动表现为向下流动，说明社会在衰退。第二，代际流动可以反映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动状况。代际流动表现为向上流动，说明社会分层结构质量在提高和优化;代际流动表现为向下流动，说明社会分层结构质量在下降。因此，代际流动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描述指标，对于如何通过发展经济来提高教育水平、强化流动机会、提高代际流动率，具有指导意义。
3.自由流动和结构性流动
根据流动原因和形式可以将社会流动区分为自由流动(也称非结构性流动)与结构性流动。自由流动是由于个人原因所造成的地位变化，结构性流动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造成的个人地位变化。
结构性流动指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引起的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如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等的变化都可能引起人们社会地位的流动。结构性流动的特点是大规模、快速度和急剧性的社会流动。结构性流动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由于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动，创造出大批的新职业和新职位，并由此引起社会的结构性流动。经济发展不断提供更高的社会地位，淘汰声望较低的职业，因而具有积极作用。
自由流动，指在社会基本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个人原因所造成的社会流动。研究这种流动主要考察个人的主观条件、流动欲望以及社会背景对个人流动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流动并非不相关，而是密切联系的。结构性流动可能又是向上流动和代际流动，向上流动也可能是自由流动和代际流动，如此等等。
4.个体流动和群体流动
根据流动的对象分为个体流动与群体流动。通常有关的社会流动研究只在个体层面上展开，即通过考察个体由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的流动，透视整个群体结构的动态变化格局。原因是现实中群体性社会流动总是个体性社会流动的叠加;任何一种群体流动都是个体选择的结果。
三、社会流动机制及影响因素
(一)社会流动机制
所谓社会流动机制，指的是决定人们在其社会中获得一定地位和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背景、条件、动力和路径的某种组合作用。而所谓社会流动的一般规则，则是对一些在历史上长期地、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获得地位和实现流动的社会流动机制的理论概括。
在社会学上，社会流动的一般规则有两个基本类型，即先赋性规则与后致性规则。一般认为，这两类规则总是基于不同的基本社会、经济、政治构造，而且其中总有一种规则会更多地与一定时期的某种基本社会、经济、政治构造相适应，从而成为一种最主要的社会流动机制，支配着社会成员地位流动，包括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27]
按照现代化理论的逻辑，先赋性规则往往以传统的农业主导的社会、经济、政治构造为基础;在这种规则作用下，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实现地位流动的机会，被与生俱来的那些社会属性(如性别、出身及血统、种族等)所规定;相应地，一个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地位流动的机会结构就具有明显的社会封闭性，即特定的社会地位只能由特定社会阶级成员获得和占有(如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龙生龙、凤生凤”的地位传承现象)，其他阶级的成员即使有能力也没有机会进入上层社会(如种姓制度起决定作用的传统印度社会，就是这种社会的一个典型)。后致性规则更多地依赖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构造，在这种规则下，个人获得其社会地位和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更多地决定于他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如此，一个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地位流动机会结构就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即一个社会中的任何一种社会地位都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不具有特定的社会阶级阶层归属，任何有能力的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该地位，反之，没有能力或不努力者，就可能在竞争中被淘汰到较低的社会地位上去。因此，先赋性规则被视为传统社会的主要社会流动规则，而后致性规则被视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社会流动规则。[28]
再生产的机制和统治的机制也是形成共同的继承性流动模式的重要机制。所谓“再生产机制”是指那些被置于社会不平等体系中的社会集团，特别是那些具有垄断位置和某种社会优势的社会集团，基于维护、扩大、延续自己地位和利益的需要，使用各种方式使得自身社会位置能够持续保存并在代际内不断传递下去的机制。这种继承性模式存在的内在动力，来自于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利益。无论是生产资料、社会权力、社会机会，还是其他各种社会资源，一旦在社会中形成了不平等的占有和分配结构，就构成了占据这些位置的社会集团的既有利益。维护、扩大和延续这些既有利益的内在动力，推动着这些社会集团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再生产自身。
任何一个在社会分层系统中居于一定位置，特别是居于垄断位置和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由于维护、扩大和延续自身位置和利益的需要，都会通过其他各种社会形式再生产社会分层系统本身，从而表现出一种强烈和顽固的“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倾向。对此作出经典分析的当属马克斯·韦伯。韦伯在讨论社会行为概念时指出，一种社会关系如果可能为参加者开拓满足内在和外在利益的机会，那么，有关利益者的共同体在面对其他积极的或消极的竞争者时，不管是根据目的还是根据结果，也不管是通过团结一致的行为还是通过利益的平衡，都会导致垄断特定利益的倾向。社会分层系统本身即是一个权力关系的结构。社会集团再生产社会分层秩序的方式，是在一个权力结构中进行的。或者说，各种社会封闭的方式，是以分层系统的权力关系为基础的。那些在社会分层系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运用自己在权力上的优势地位，使得社会分层结构再生产的各种方式得以维持，社会分层的秩序得以稳定地延续。[29]
统治的机制是指在资源相对稀缺和利益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再生产的逻辑或各种垄断、封闭和排斥的机制之所以能够持续下去，是因为那些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不仅将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作为直接的“暴力”或“强力”来使用，更为重要的是其权力转变为一种特殊情况——“统治”，[30]即维持整个社会分层系统及其再生产的统治秩序。统治权力的制度化和合法化对于社会分层秩序的再生产还具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即它们为以继承性为主导的社会流动模式提供了有限流动的空间。一方面它们使得社会分层秩序的再生产更加稳定、更少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它们也限定了统治权力的作用范围，使一些跨越边界的流动或短距离流动成为可能，社会分层秩序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弹性。
较之30年前，我国当前的社会流动大大增加了，一方面是个人社会流动的增加，另一方面是群体或阶层的流动增加，社会流动机制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社会流动主要是通过国家政策性安排实现的，这种安排是与个人的家庭出身、城乡户口、单位制、所有制等先赋性或类似于先赋性的制度安排紧密相连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多，为人们的社会流动创造了机会。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农民带来转变职业、增加收入、提高地位的机遇。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市场力量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流动机制逐渐趋向市场化。过去人们就业习惯于国家安排，现在则主要通过市场自主择业。现在就业“不找市长，找市场”。大批农民进入城镇、工厂经商务工，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出现并且不断壮大，成为我国新时期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个人社会流动中自致性因素逐渐增多，而先赋性因素逐渐减少。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中国近30年经济稳定发展的动力之一。
社会流动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一般而言，社会流动是否合理，主要看量和质两个方面。从量的角度看，社会流动并非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适量为好。所谓适量，就是说社会流动只有在特定阈限范围内才是好的，其最低阈限为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最高阈限是不能超过社会承受力。社会流动必然导致各种社会地位上的具体成员的变动，并可能是导致整个社会地位的配置结构的变更。一旦这种变更超过了社会的承受力，就会起破坏作用。如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流量、流速、流向超过了城市工业化的发展水平和程度，那么这种流动就会起各种消极作用。
从质的角度看，一种社会流动是否合理，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并符合现代社会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所谓有利于社会发展，就是社会流动的方向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相一致。通过社会流动，能够促进人才的合理分布，促进人才向国家所需要的地方集中。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能仅靠人们的自觉，更要靠国家的政策引导。所谓符合机会均等原则，主要包括:第一，任何流动机会都应向所有合乎条件的人开放，而不能只向一部分人开放;第二，任何社会地位的条件应是建立在人们的后天基础之上，而不能建立在先天基础上，即人们通过后天努力是可以得到的。显然，所谓机会均等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它默认人的自然天赋差别和人的能力差别，因此，实现这一原则的结果必然是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存在。
总之，社会流动应该是以社会职位空缺为导向、以自致性原则为根据、以机会平等为前提，同时对弱者进行必要的保护。合理的社会流动可以缓解由于分层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竞争，推进社会发展。在现代社会，社会流动应该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因为市场是承认个人能力和个人努力的，也就是说，市场机制既为社会流动提供平台，也为之提供渠道，这种渠道就是职业。
(二)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
由于在现代社会中，职业地位对于个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很多时候都把职业地位作为个人社会地位的综合性象征，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如下。
1.社会因素是引起社会流动的根本原因
①新技术的发明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流动最根本的社会原因。如果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的产业结构等各方面都较为稳定，社会流动自然稀少;如果新技术发明被运用到生产中，将会带动生产力迅速发展，产业结构分化加速，从而使社会流动大规模展开。工业革命便是最好的证明。美国社会学家莫尔就曾经专门概括了工业化引起职业变动的趋势，指出了随着经济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农业部门的人员减少、工人队伍壮大，而技术工人、工程师、组织管理人才等各类专业人员成为社会的紧缺人才，其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从而使社会流动的各种类型都异常活跃。[31]
②制度性因素的变化，如就业的制度。影响和制约社会流动的制度性因素主要指社会分层体系分化组合的原则与社会继替的规则。社会分层体系分化与组合的原则，主要有封闭性与开放性、固定性与自由性的区别。如果社会通行的是封闭性和固定性的分化组合原则，那么社会成员的流动就会固定在同一等级内，而缺乏社会流动;如果社会通行的是开放性和自由性的分化组合原则，那么，社会成员在不同地位之间的流动就会增多，社会流动则较为活跃。社会继替规则是指在分层体系结构不变的条件下社会位置的空缺和填补的原则和规范。它主要有世袭规则和自致规则两种形式。世袭规则使社会流动性较弱，而自致规则则为社会流动提供了较多的机会。
③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包括职业声望观。因为价值观影响或引导着人们的社会选择与行动，也影响着人们对不同职业的一种主观评价。一般来说，被社会价值观所普遍崇尚的东西，如财富、权力、知识与声望等，则会受到人们的广泛推崇，从而引起社会的流动。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自然就会影响社会流动。
④战争、民族矛盾等因素。战争、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等事件都会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环境，甚至使他们沦落为生活困苦的难民，为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大量难民纷纷出逃，不仅出现人口的迁移，而且其谋生的职业、社会地位也随之变化，从而引起一定规模的社会流动。
⑤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这是引发社会结构性流动的重要原因。社会革命是对社会整体结构的巨大调整，它能直接引起阶级关系、阶级地位的巨大变化，从而引发社会结构性流动。社会改革则调整了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与产业结构，其结果不仅引起职业门类与职业地位的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在经济收入、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引发大规模的社会结构性流动。
2.自然环境的变化也是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
自然环境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重大的自然变故，如地震、海啸、洪水等，都会使某一地区内的人口大规模迁移、外流，寻找新的谋生方式，从而使其职业和社会地位发生变化。二是较为缓慢的自然生态的变化。一般来说，小的生态变化虽然不会引起社会流动，但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后，其变化则会影响到流动。如关中地区由于受到西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沙尘暴的影响，最终使该地区人口逐渐向长江三角洲迁移、流动，并逐渐适应新环境而开始新的职业活动。
3.人口密度与自然增长率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人口的生存需要一定的自然资源，因而人口状况与其所处的资源条件关系密切。一般来说，人口密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从而引起人口的向外或向内流动。而影响人口的密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过高或过低，会引起该地区人口密度的过高或过低，产生人口的压力与吸引力，导致社会人口的流动，当这种人口流动伴随着职业与社会地位的变化时，就成为一种社会流动。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并不直接取决于资源的优劣多寡，而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4.个人因素也是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
个人因素包括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如个体的生理、心理、知识能力与人格特点等因素对社会流动也有一定的影响。[32]
(三)社会流动的功能
合理的社会流动在促进社会良性运行方面的协调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有利于形成开放、动态的分层结构，以取代封闭、固定式分层结构，有助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断调整个人与社会分层结构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分层现象(事实不平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增加社会成员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机会(机会均等)，促进社会平等的发展。社会分层现象是一种制度化和结构性的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一定程度的固定和封闭是这种结构的必然要求，但这种社会分层结构可以通过社会流动机制加以调节，使它具有开放性。社会流动率越高，流动幅度越大，流动所需要的时间越短，社会分层结构就越开放。社会分层结构越开放，社会地位与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越不固定，就能为社会成员改变社会地位提供更加普遍的平等的机会。
②有助于拓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接触界面，增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了解与相互联系，加强社会整合，缓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社会分层是在社会分工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差别。这种社会差别是产生社会隔阂和社会冲突的根源。这种根源在社会分工条件下是不可能消除的，所以必须发展出另一种社会机制来缓解或抵消它的消极影响，以免社会冲突的激化。社会流动正是这种社会机制。它通过社会成员的流动来不断调整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使各阶层的人员处于不断变换的过程之中，从而可以减弱分层集团意识，增加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有助于缓解社会差别造成的冲突。
③社会流动能够有效地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开拓进取精神，给社会系统注入活力，从而推动实现高水平的社会良性运行。由于较高的社会地位成为对有能力的人的一种奖赏，从而能够有效地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促使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给社会系统注入强大的活力，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四、中国特色的社会流动
古代中国是一个长期封闭的农业社会，封建的生产方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安土重迁的价值观念，以安居乐业、“士者恒士，农者恒农”为其理想目标，对社会流动采取排斥态度。“新贵”、“暴发户”、“破落户”、“外来户”等都是对流动者多少带有些贬义的称呼，而真正发生的社会流动很少。自科举制度实行以来，接受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庶民向上流动的一种重要途径。人口流动主要是由自然环境和战乱引起的。此外还有一些流动主要是由垦荒戍边而引起的。在封建社会末期，还出现了从华北向东北的流动以及从闽粤向东南亚各国的流动。[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分层最突出的特征是身份制的制度体系，社会分化程度比较低，社会流动也较为缓慢，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满足城市建设需要而引发的一次规模较大的结构性流动之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职业阶层间的垂直流动和职业内部的水平流动都受到严格的控制，流动率较低。主要表现在:其一，干部、工人与农民三大阶层之间界限比较分明，相互之间的流动较少;其二，社会成员在同一阶层内的流动也较少，社会流动率极低;其三，整个社会形成了封闭、固定的社会分层体系。1979年以后，中国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实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制，政府部门的部分权力下放，一部分地区放宽了农村与城镇间人口流动的限制，结果，社会流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展开。[34]
(一)影响中国社会流动的因素
人们发生何种的社会流动，大致有着三个层面的因素影响:宏观层面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国家的制度安排;中观层面依赖于工作单位和家庭等社会生产单位和社会化组织供给的社会资源;微观层面取决于个人后天的努力。从社会研究的视角来看，前两者因素属于先赋因素，即个人能力之外的原因;后者属于自致因素，即个人努力的结果。考察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历程，可以发现上述的因素交织错落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升降的际遇。[35]
1.制度因素对个人社会流动及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户籍制度是对人们社会流动影响最为明显也是历时最长的宏观性因素，它不仅制造着国民福利待遇的区别，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限制了社会成员的发展机会。对职业流动而言，非农户口者自其出生起就比出生于农村的那些人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较好的工作，并升迁到较高的社会阶层，而出生于农村的社会成员，其命运就被国家制度限定在乡村务农。对教育资源而言，城镇与乡村人口无论在义务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机会获得和教育条件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别。户籍制度还具有代际遗传性，父母的户口身份一旦确定，也就基本规定了子女的命运途径。我们的研究资料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对应于其他限制性制度的废除及削弱，户籍制度成为计划时代唯一的制度遗留，它对人们职业地位的影响作用反而更为凸显了。家庭阶级出身也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影响社会流动的主要宏观因素。阶级划分，是中国革命打碎旧世界社会等级、创建新社会的政治秩序的必然产物，但是阶级在经济上被消灭以后，仍然在政治上被赋予了“敌”与“我”的标签。
2.社会组织对个人社会流动及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产生的单位制是计划时代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单位所有制性质决定着人们来自工作组织的获益，单位行政级别也影响着人们的福利水平，我们的研究显示:首先，对于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历程而言，进入好的单位就等于获得好的社会职业地位;其次，好单位也为个人进一步的地位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最后，单位资源带有一定的代际遗传性，从业于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父母亲都想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子女安排或调动进入全民所有制单位。改革开放前的单位顶替制度便是如此。因此，父母受益于好的单位部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下一代能获得好的单位地位。
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础的社会化单元，也同样承担着向下一代提供社会地位资源的功能。社会流动研究最为关注的是父代的各类资源，如职业、教育、权力、单位等对子女社会地位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首先，子女的教育程度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显示着来自父亲的影响:父亲职业地位与教育水平越高就越有可能激励和安排子女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其次，家庭对单位制资源的利用可以影响子女职业和单位地位的获得，主要体现在:好单位的父亲更有可能将子女安排到好的工作岗位;最后，家庭的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也会传递给子女。
3.个人自身因素对社会流动及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们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影响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个人的后天努力仍然至关重要，体现在个人拥有的教育资本和政治资本——不管是体现个人能力和素质的“受教育程度”，还是体现政治忠诚的“党员身份”——的重要性，一般也都大于上述的那些先赋性要素，但具体分析其作用的大小和历史性的变化，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文化大革命”前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资本的作用大于教育资本;改革开放之后，教育资本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作用则日益提升。
党员身份是重要的制度基础，是党在整个中国社会中极其重要的地位。入党常常是对个人政治忠诚和业绩的褒奖，一旦获得党员资格，就会变成进一步流动的资源，这在关键的身份提升中极为重要，比如工人提干，从一般部门进入机要部门，从副职提拔为正职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政治挂帅的时代，这种政治资本要比教育资本更有用。
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诸因素的考察，可以归纳出以下特点:第一，个人的后致性因素始终是支撑人们社会地位提升的基础性动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里，无论有何种宏观结构和制度上的变化，个人的后天努力——在计划体制下表现为积极要求政治上的进步，在市场化时代表现为要求努力成才——都会在这些制度规定下，体现个人能力，拓展发展空间。第二，制度性安排与代际传承作为先赋性因素交织地影响着人们的地位获得，西方社会中宏观的制度结构和家庭传承作为两个独立的成分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而在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下，制度是以家庭的代际继承关系为媒介，影响几代人的命运。户籍制度、阶级成分、单位制这些重要的制度因素，都通过家庭来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命运。第三，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流动的开放性影响因素增强。那些标志着社会区隔的重大制度和政策，诸如阶级成分、单位制、城乡二元体制，在1978年以后，或者退出历史舞台，或者逐渐式微。在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上，个人的教育程度和先赋性要素的作用力产生了明显的消长转化。这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对个人才能的重视以及相应的绩效回报，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传统计划经济所塑造的那种社会结构已被调整，体制外已造就了相当规模的新型流动渠道，现在，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越来越少地依赖政府、单位等既有资源，而更多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来决定自己的事业的局面，这一切都使我们作出这样的断言: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程度正逐步提高。
(二)中国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
中国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设置和政策安排，包括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运行体制以及重工业优先的资源配置模式等，一直对经济结构的变化有着深度的干预。其结果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结构的变化未能起到推动就业空间扩张和职业结构转变的作用。例如，中国的经济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即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到1956年，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在50%以上，超过了农业产值所占比重，但是，整个社会的就业空间和职业结构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状况，直到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发生变化。60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个人甚至阶级阶层的社会位置和社会流动机会。制度与政策安排的作用，大到可以直接消灭一个或几个社会阶级阶层，或者催生出一个或几个阶级阶层。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消灭了个体手工业者、个体工商业者和资本家这三个阶级或阶层，也消灭了雇佣工人;而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相关制度安排，则重新造就了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阶层和雇工群体。当然，制度和政策安排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并不总是表现为这种直接的有意干预，有时候会表现为间接的影响。例如，由于制度和政策安排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和问题，可能被一些有条件的人或集团利用来谋取其最大利益。[36]
②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是社会流动的根本动力。传统农业社会，科学技术落后，产业结构单一，社会分工和职业简单，是一种封闭式的社会，社会流动缓慢，甚至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只从事一种职业。生于斯，死于斯。由于工业革命引发的工业化及其以后的一次又一次的科学技术革命，彻底改变了这种僵化、停滞的局面。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劳动力和人才的合理配置，为人们职业的选择广开途径，社会流动日趋频繁，个人的价值更容易得到实现。
③城镇化是社会流动的又一强大动力。由工业化催发的城镇化，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集聚城镇，第三产业得以大发展，不但为城里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将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参加市政建设和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作。农民进入城镇工作是改变其身份地位的转折点。
④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是社会流动的巨大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但没过几年，农村推行合作化，继后又成立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过早的农业集体化束缚了农民手脚，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生活提高不快，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处在温饱线以下。农民长期封闭在农村里种地，一代传一代，身份地位难以改变。“文化大革命”后，农民从实际出发，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生产效率极大提高，骤然间农村出现了大批剩余劳动力。农民一方面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自行消化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自行进城寻找就业门路。后者一度成为“民工潮”，汹涌澎湃，冲击着一切不适宜的旧体制和旧观念。国家因势利导，使农民在城镇里就业，他们已经成为城镇的建设大军和服务队伍。这样，农村经济体制的这次重大改革，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推动农民走出家园，采取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的形式实现了非农化，改变了农民的命运，农民富裕起来了。[37]
(三)中国社会流动的特点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却经历了五次结构性的社会大流动。在1978年前，阶层、群体、家庭、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由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政策的变化所影响所决定，上下升降，起伏不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的社会流动才逐渐显现出类似工业化国家常有的社会流动轨迹。
改革前与改革后，我国经历了两个社会流动模式:政治主宰型社会流动模式和经济诱致型模式。1978年改革以前，由于个人社会地位的升降、阶层的兴衰，全系于国家、政府、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变化。所以，这个时期的社会流动，可称为政治主宰型的社会流动模式。
政治主宰型社会流动模式表现为:不论是在流动的具体表现形式还是在流动机制上，政治标准、政治价值、政治身份、政治手段、政治改造、政治运动等所有与政治有关的因素起决定性的影响。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改造运动，不但依据的是政治标准(如政治忠诚、出身的政治身份等)，而且采取的也是政治手段。在这样的运动中，既有整个阶层因不符合政治要求而被取缔，出现整个阶层的全体成员整体性地改变社会经济地位，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因所谓的政治立场问题而在瞬息之间成为人民的敌对分子和异己分子，当然也有人因站对了政治立场而在一夜之间青云直上，实现了长距离的社会流动。
1978年改革以后，中国的社会流动表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改革，使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改变及其社会结构的分化，使后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机制的影响逐渐扩大，社会流动渠道多元化，能力主义原则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的作用日益显著;同时，国家制度性政策安排对个人、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获得仍具有相当大的作用。现代社会流动机制及其现代社会流动模式正在逐步形成。
②城乡之间的流动大大增加。改革开放政策，不仅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城市中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与产业部门，而且促进了各种经济形式的经济效益的明显提高，这就促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及城市，以临时工、合同工等名义加入了工人的队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进城从事工商业者达数千万人，虽然其中很多人并没获得和城市居民相同的身份，但经济收入却大为改善。同时，城市中很多专门的人才也流向农村，他们通过民间交流、技术咨询、挂钩协作以及直接进入农村承包土地等形式进入乡镇企业参与从事农业生产，促使城乡之间的流动大为增加。
③城市中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明显增加。随着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随着劳动制度的改革与人们价值观的改变，我国专业技术人才与城市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明显增加，从全民所有制单位流向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从行政机关流向经济部门，成为社会职业流动的重要特点。随着城市社会分层体系的分化，曾经作为整个社会领导阶级的工人阶层的地位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此外，随着农村乡镇企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村人口不仅在经济收入上出现很大改观，而且所从事的行业也出现较大分化，阶层之间的流动明显增加，但明显低于城市。
④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都有明显增加，并出现不断上升趋势。在过去，一个人从事一种职业往往是一辈子都从事这种职业，并且还存在着接班现象，使父代和子代从事同样的职业。而改革开放后，一个人终身从事一种职业的现象大大减少，代内的垂直向上流动成为人们选择和调动工作的普遍现象。干部制度的改革也打破了干部终身制和只上不下的现象，从而使代内流动成为普遍现象。与此同时，代际流动也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并主要是呈现向上流动的趋势，较为突出的是农民的后代转化为工人、知识分子。
⑤结构性流动逐步增加并呈现日趋合理的局面。改革前，我国结构性流动非常缓慢，而改革后不仅流动速度大大加快，而且出现合理的趋势。以产业结构的流动为例，改革前，我国从事第一产业(农林牧副渔业)的劳动力在所有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始终保持在80%左右，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仅仅是11%，不仅相互之间的流动少，而且极不利于社会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发展。而改革开放后，大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社会成员转移到第三产业中，产业结构的这种调整不仅使产业间的流动速度加快，而且使我国迅速走上了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⑥我国职业结构正在发生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的高级化变迁趋势，这带动了我国社会等级位序的整体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职业结构高级化是工业化国家普遍发生的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一般特征。在此是指社会结构中，高层次职业的数量逐渐增加，在职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形成了“向上流动的潮流”。1978年以来，中国职业结构也呈现渐趋高级化的流动。2000年同1992年相比，在职业结构的总量中，低层次职业(生产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比重下降了8.17个百分点;而中层职业的比重则增加了7.2个百分点。未来8～10年，中国的职业高级化水平将有一个飞跃式的提高，社会中间阶层也将有一个跳跃式的扩大，职业趋向高级化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现象，说明我国绝大多数人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还是受益于经济发展，只是受益多少和快慢不同而已。
⑦当前中国社会流动仍然受制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带有明显的转型特点，还没有形成一个合理、公平、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发达国家在其发展历史过程中只经历着社会转型，而不存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问题，其社会流动也只体现了社会转型的特点和规律，如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乃至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这样的转型。但是，体制转轨是中国改革后发生并还在继续进行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与社会转型一样，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关键行业的计划垄断、城乡二元体制、体制内外分割等计划体制仍在影响着社会的合理、公正流动。1980年以来，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出多进少;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社会各阶层的边界正在明晰化。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这些倾向对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和社会阶层机构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复习思考题
1.移民的类型有哪些?
2.世界上的移民运动主要体现在哪几个阶段?
3.中国城乡移民有几个阶段?
4.有关移民的理论主要有哪几种?
5.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6.社会流动具有哪些功能?
7.中国的社会流动具有哪些特点?
【注释】
[1]吴前进:《当代移民的本土性与全球化》，《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8期。
[2]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
[3]《大美百科全书》，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年第19卷第61页。
[4]陈孔立:《有关移民与移民社会的理论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5]迈克尔·M.塞尼:《移民·重建·发展》，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7页。
[6]陈孔立:《有关移民与移民社会的理论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48页。
[7]李春玲:《城乡移民与社会流动》，《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8]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04～509页。
[9]李明欢:《2 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10]傅义强:《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述略》，《世界民族》，2007年第3期。
[11]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12]Oded Stark，1984，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A Review Articl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4:pp.251-259;转引自徐州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http:// ayzx.xznu.edu.cn/onews.asp?id=130.
[13]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14]Michael Piore，1979，Birds of Passage:Migrant Labor in Industrial Socie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转引自徐州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http://ayzx.xznu.edu.cn/onews.asp?id=130.
[15]赵敏:《国际人口迁移理论评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4期。
[16]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17]周聿峨，阮征宇:《当代国际移民理论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18]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页;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0页。
[19]Douglas S.Massey，2003，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转引自徐州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http://ayzx.xznu.edu.cn/onews.asp? id=130.
[20]陈勇:《当今永久性国际人口迁移现状及其特点》，《人口与经济》，2000年第2期。
[21]丘立本:《国际移民趋势、学术前沿动向与华侨华人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22]陈勇:《当今永久性国际人口迁移现状及其特点》，《人口与经济》，2000年第2期。
[23]陈勇:《当今永久性国际人口迁移现状及其特点》，《人口与经济》，2000年第2期。
[24]李春玲:《城乡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25]李春玲:《城乡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26]潘泽泉:《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27]张宛丽:《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机制探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8期。
[28]李路路:《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29]李路路:《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30]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31]李炜:《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8期。
[32]李炜:《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8期。
[33]王春光:《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及其政策含义》，《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8期。
[34]王春光:《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及其政策含义》，《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8期。
[35]李炜:《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8期。
[36]张宛丽:《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机制探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8期。
[37]张宛丽:《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机制探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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