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区归属感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
单菁菁
社会学家普遍认为，社区归属感（community attachment）是影响社区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所谓社区归属感是指社区居民把自己归入某一地域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既有对自己社区身份的确认，也带有个体的感情色彩，主要包括对社区的投入、喜爱和依恋等情感。[1]我国正处在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而社区建设是推动其发展的基础工程之一，认真研究和准确把握居民的社区情感对推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居民的社区归属感
（一）研究检讨
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城市社区归属感的讨论主要存在两种意见。
一些学者认为随着我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加剧和个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传统的地域社区和社区情感正在受到严重挑战。王思斌在《体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分析》一文中指出“现代化是一个破坏传统社区的力量，它以经济理性和社会流动的力量冲击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共同体意识和情感性联系，并造成颠覆性后果。我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初始阶段，现代化进程对社区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2]张志浩在对我国社区建设若干问题的研究中指出，现代社区应有一种把全体成员联结在一起的力量，即所谓的“缘引力”。但“由于事不关己，少管闲事的价值观念的盛行，成员之间又缺乏沟通的客观环境”，我国城市居民普遍“缺乏对社区的责任感……社区中的缘引力尚处于十分幼弱的状态”。[3]黄玉捷也持同样看法，“今天的中国城市面临着一个世界性问题，那就是城市居民关系冷漠”。[4]
但也有部分学者反对这一观点。项飚在其《社区何为——对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研究》一文中指出，“社区是整体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大社会’的结构转化到人们行为之间的桥梁”，他认为“社区并不是在作为‘历史残留’而逐渐消失，……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和这个趋势结合在一起”。[5]潘允康、关颖在对天津城市居民的社区满意度和社区归属感进行抽样研究中发现，“现代化、工业化从根本上说不会削弱人们的社区意识和归属感，恰恰相反，构成社区质量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环境、教育、能源等因素的状况及其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区意识和归属感”。[6]丘海雄在关于中国香港和广州两地社区的比较研究中也指出，工业化、城市化并非是使社区生活趋于解体的必然因素，相反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其社区归属感也较高。[7]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一些传统社区在回应大社会一体化的进程时，其地方或社区共同体的特点和力量不但存在，有时甚至比以往还要更为明显、更为强大……”。[8]
上述研究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贡献，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目前有关城市社区归属感的研究仍多来自于对社会现象的直观感受，且大多是在研究其他问题时有所涉及或作为整体研究的一个方面，系统性、专门性的研究很少，研究力度和深度远远不够；其次，目前有关社区归属感的研究仍主要停留在理论阶段，与社区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甚少，远未达到实际应用的层面，而这也是本次研究的着力点和努力方向。
（二）量表设计
根据卡萨达（Kasarda）、贾诺威茨（Janowitz）和格尔森（Gerson）等人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进行测量:①居民是否感觉自己属于这个社区，愿意长久居住并且认同自己是其社区的居民。②居民是否对社区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并认为这些事情同自己息息相关。③当居民要迁出社区时，是否会对该社区感到留恋和依依不舍。[9]④居民是否愿意为社区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10]依据上述理论我们设计了以下量表:
1.您是否同意: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居民对自己社区的一种认同感，以及是否有意愿为社区发展作贡献的主人翁感。
2.您是否同意社区这种组织形式会更加有利于您的生活？
该问题意图检验我国社区建设自问世十余年来，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被人们接受和认同的程度。
3.如果条件许可，您希望长期住在本地吗？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人们的地域意识以及对自己所在社区的喜爱程度。
4.如果要搬家，您会对现在的社区感到留恋吗？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问题检视当代城市居民对地域社区的依恋感。
5.当您所在社区的集体利益受到损害时，您是否会参加社区居民为此发起的一些联合行动，如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问题或联名上书等？
这一问题主要是为了反映城市居民对自己社区事务的关心程度以及将自己归入某一地域人群利益共同体的归属感。
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均按正向态度分为肯定、比较肯定、一般、不太肯定和否定5个等级。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本调查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南郎社区、宣武区广外湾子社区和丰台大红门地区展开，采取等距随机抽样和入户调查的方式，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样本493份。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调查表
在回答“您是否同意: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这个问题时，有73.4%的城市居民表示同意，有23.4%的城市居民表示比较同意，也就是说共有96.8%的城市居民对此持认同态度。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它说明在今天的城市社会中绝大多数居民都认可地域社区的存在，并对之有不同程度的归属感和亲切感，愿意承担作为社区主人的责任与义务。
在回答“您是否同意社区这种组织形式会更加有利于您的生活？”这一问题时，有67.4%的城市居民表示同意，有27.4%的城市居民表示比较同意，也就是说总计有94.8%的城市居民对社区这种组织形式持肯定态度，换句话说，在“单位制”已经解体或正在解体的现行社会中，社区作为新的社会基本组织形态已经被城市居民所普遍接受。
在回答“如果条件许可，您希望长期住在本地吗？”这个问题时，有66.6%的城市居民表示希望长期居住在现在的地区（47.6%的城市居民非常希望、19%的城市居民比较希望留住在现在的地区），但也有22.8%的城市居民表示无所谓，另有10.6%的城市居民表示不太希望或不希望留在本地。从这个统计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由于现代城市社会中工作地与居住地的分离削弱了地域社区的核心地位以及居民搬迁频率的提高、居住流动性增加等原因，现代城市居民的地域观念从整体上说已经比传统社会“故土难离”的乡土观念要淡薄许多，搬家成为十分平常而容易的事情（约有31.2%的城市居民对搬离原有社区持无所谓态度或不存在留恋的感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地域文化对人们生活习惯、思维习惯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人们对所生活的土地由熟悉而亲切、由日久生情而恋恋不舍的自然感情，地域情结仍然渗透在相当多城市居民的意识深处。这点我们从人们对第4个问题的回答中也得到了印证，有68.8%的城市居民表示如果搬家会对现在的社区感到留恋，其中有16.8%的人表示会非常留恋以往的社区。这也是为什么拆迁居民总是希望回迁以及大多数人在购买新房时总是首先考虑原有居住地周围区域的原因。这也提醒我们，城市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必须充分考虑人们的地域情结，必须尊重那些老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纽带。
在回答“当您社区的集体利益受到损害时，您是否会参加社区居民为此发起的一些联合行动，如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问题或联名上书等？”时，有70.8%的城市居民对此持肯定态度（如一定会或可能会参加这类行动），有10.8%的人表示无所谓参加不参加，还有18.4%的人倾向于不参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居民对自己社区事务的关心程度，说明大部分城市居民都会在潜意识里将自己归入所属地域人群的利益共同体，并认为社区事务与自己息息相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区向心力的存在。
我们接着用5级量表赋值法对上述统计结果进行了数据处理，得出结果如图1所示。
图1城市居民的社区归属感
社区归属感的值域范围在1～5之间，分别代表着社区归属感由“弱”、“较弱”、“一般”、“较强”到“强”的5种不同强度水平。其中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及责任感均值为4.64，处于“较强”到“强”之间偏向于“强”的位置水平；对社区这种组织形态的认同程度均值为4.54，大致处于“较强”到“强”之间的中间位置水平；社区依恋感的均值为3.69，处于“一般”到“较强”之间偏向于“较强”的位置水平；社区喜爱及地域意识的均值为3.95，基本上接近“较强”的位置水平；对社区事务的关心程度及群体意识的平均分值为3.77，同样处于“一般”到“较强”之间偏向于“较强”的位置水平；最后，城市居民总体社区归属感的平均分值为4.12，处于“较强”水平。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社区归属感的强度分值均处于较高水平。这说明通过近些年来的社区建设，我国城市居民的社区意识和社区归属感正在不断加强。
二、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因素
（一）有关理论
影响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这些影响因素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力也不尽相同。从以往的研究成果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卡萨达和贾诺威茨认为，人们的社会地位与其社区归属感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11]格尔森等人认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社区归属感呈正相关关系，因为“经济地位影响居民本身在其社区的独立性以及参与其整个社区与地区活动的机会”。[12]斯廷纳（Stinner）和卢恩（Loon）的研究也表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给居民提供了不同的社会机会和社会关系，而社会机会和社会关系的不同将影响到人们的社区归属感。[13]高迪（Goudy）则指出，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可能比其他人更具有社区归属感，因为“较高的社会地位使居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所喜欢的社会关系，这种具有正面意义的选择，可以扩大人们在社会心理上的优越感，从而增加社区归属感”。[14]
二是居民在社区内的居住时间。卡萨达和贾诺威茨认为居住时间和社会关系对人们的社区归属感有较大影响，因为“新的居民融入他所居住的社区不是一个瞬间的过程，居民在社区内的迁入、迁出是建立那些亲情与友情关系以及更加广泛的人际关系的障碍……”他们的研究指出，人们在社区内居住的时间越长，建立的社会关系就越多，社区归属感就越强。[15]瑞格（Riger）等人认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其在这个社区居住的时间长短有很大关系，一般说来，人们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越长，对这个地方的感情往往也就越深。[16]多数社区研究者也认为，居民在社区中居住时间的长短与其社区归属感呈正相关关系。[17]
三是居民在社区内的社会关系。卡萨达和贾诺威茨认为居民在社区内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亲情、友情以及更广泛的人际关系有助于社区归属感的增加，“这些关系一旦建立就会增强人们的社区归属感。”[18]格尔森也认为，人们在社区内的社会关系，如是否与亲戚、朋友居住在同一个社区内、是否与邻居亲密往来等，会影响到这个人是否愿意居住或离开这个社区。[19]斯廷纳和卢恩认为，居民在社区内的社会关系是研究社区归属感的主要方面之一。[20]丘海雄通过对广州、香港地区两地居民的研究发现，居民在社区内的人际关系与其社区归属感有较高的正向相关关系。[21]
四是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卡萨达和贾诺威茨提出居民在社区组织中的成员资格以及对社区活动的参与程度是研究社区归属感的一个重要方面。[22]罗琪（Roach）和布赖恩（Brien）认为，人们对社区非正式活动的参与有助于增强他们的社区归属感。[23]斯廷纳和卢恩认为，个人在社区活动中的参与范围是研究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三个主要方面之一。[24]
五是居民的社区满意度。许多社会学家认为，居民对社区的满意程度与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卡萨达和贾诺威茨曾提出，如果社区的条件不能够满足居民的希望和要求，就会影响到居民是否愿意留在这个社区居住；[25]格尔森认为，社区环境和邻里关系等将会影响到居民对社区的满意程度，进而影响到他们是否愿意在此社区居住。[26]克里斯坦森（Christenson）认为，居民对社区服务设施的满意程度是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指示剂，他建议可以用生活质量来测量社区归属感。[27]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社区满意度是社区居民是否产生迁移愿望的中介变量。[28]我国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居民对社区的满意程度与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呈正相关关系，对社区的满意度越高，社区归属感越强。[29]
六是居民对社区进步的认知度。在这次调查问卷中我们设计了一个题目:您认为近十年来您所在的社区同以前相比有何变化？备选答案分为“好很多”、“好一些”、“差不多，没什么变化”、“不如从前”和“差很多”五种。这个问题的本意是想从居民主观感受的角度，对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成果做一个总的巡视。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人们对社区进步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到他们对社区未来的判断和信心，进而影响到他们对社区的喜爱程度、满意程度以及是否想要在此长久定居的愿望，二者之间似乎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上述理论，我们将社区居民的社会地位、在社区内的居住时间、对社区活动的参与程度、在社区内的社会关系、社区满意度以及对社区进步的认知度作为此次研究的自变量因素建立回归模型，见图2，探求其对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影响。为了测量方便，我们将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转化成为居民受教育程度和月实际收入两项指标，将居民在社区内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社区内互动频度和交往人数两项指标。
图2 社区归属感之影响因素
使用PRE测量法（proportionate reduction in error），我们对各影响因素与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的相关程度进行了测量，得出结果如下（见表2）:
表2 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注:*表示一端检定；**表示两端检定，未达显著度。
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在社区内居住时间的长短与其社区归属感的形成呈正相关关系，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1916，显著度达到0.005水平。这表明居民在社区内居住的时间越长，对这个社区的感情就越深，其社区归属感也就越强；反之，居民在社区内居住的时间越短，对这个社区的感情就越弱，也就越不容易形成较为强烈的社区归属感。但值得指出的是，居民在社区内居住时间的长短与居民社区归属感形成之间的相关系数并不高，二者只是弱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居住时间并不是影响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主要因素。
测量结果同时表明，居民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社区归属感之间的内在联系极弱（r=-0.0412），未达到任何可以接受的显著置信水平，因而对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形成缺乏解释力。也就是说，在目前我国的城市社会中，居民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社区归属感之间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城市居民在社区内社会关系的好坏与其社区归属感的形成呈正相关关系，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1957，显著度达到0.0005水平。即居民在社区里的社会交往越多，关系越广泛，与邻里间的关系越亲密，其对这个社区的感情也就越深，社区归属感就越强；反之，如果一个居民在社区内与左邻右舍基本上不交往，平时孤家寡人，遇到事情时也没有人帮忙，自然就会对这个社区少了一份感情上的牵挂。但是，居民在社区内的社会关系与其社区归属感之间的相关程度也不高，同样是弱相关关系，这说明社会关系也不是影响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主要因素。
根据调查结果，居民对社区活动的参与程度与其社区归属感之间也表现为正相关关系，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2223，显著度达到0.0005水平。也就是说，居民参与社区的活动越多，就越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同时也越容易在社区内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进而增强其社区归属感。反之，如果居民很少参与社区活动甚至完全置身事外，就很难说得上作为社区主人的责任感，同时也不利于其社区归属感的培养。同居住时间、社会关系这两个自变量一样，居民的社区参与也同样不是决定其社区归属感的主要因素，二者的相关程度虽然较前两个因素要略高一些，但仍属于弱相关范畴。
居民的社区满意度是我们此次测量的6个变量中对社区归属感影响最显著的一个因素，其皮尔逊相关系数高达0.6161，显著度达到0.0005水平。这说明在我国目前的城市社会中，居民的社区满意度与社区归属感是高度相关的，对社区整体状况的满意程度越高，其社区归属感越强；对社区整体状况的满意程度越低，其社区归属感越弱。换句话说，居民的社区满意度是影响居民社区归属感的最主要因素。
居民对社区进步的认知程度是我们此次测量中显著影响社区归属感的另一个因素，其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59，显著度达到0.0005水平。也就是说，居民对社区进步的认知程度与其社区归属感之间确实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居民对社区进步的认知程度越高，对社区的未来就越有信心，其社区归属感也就越强；反之，居民对社区进步的认知程度越低，就越容易产生不满和失望的情绪，其社区归属感也越弱。
根据上述测量结果，我们对图1的回归模型进行了修改（见图3）。
图3 社区满意度、社区进步认知度与社区归属感
根据修改后的回归模型，我们对所采集到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见表3）。
表3 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注:*F检定表明，该估算值在0.001的置信水平上是显著的。
根据回归模型及回归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构建出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回归方程:
经标准化后的回归方程是:
式中，Y代表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X1代表城市居民社区满意度，X2代表城市居民对社区进步的认知度。
根据标准回归方程（2）可以看出，X1和X2对Y都有较强的正向效果，即城市居民的社区满意度和对社区进步的认知度对他们社区归属感的形成和强度都有较强的正面作用。并且在X1和X2互相控制了对方的影响后，X1作用于Y的效果明显大于X2作用于Y的效果。也就是说，城市居民的社区满意度（X1）是影响其社区归属感（Y）的最重要和最基础的因素。
在研究城市居民社区满意度和社区进步认知度对其社区归属感的相对影响力的同时，我们发现这两个变量因素之间也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测量表明，二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5348）。换句话说，城市居民的社区满意能够促进其对社区进步的认知，而对社区进步的认知又会对其社区满意度产生一个相当大的增量效果，这两个因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实际上，无论是社区满意度还是对社区进步的认知度，都是基于城市居民对社区整体环境的主观认识。如果说，社区满意度反映的是城市居民对社区环境的现实满意程度，那么对社区进步的认知度除了对现实满意度有一个增量效应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人们对社区未来的预期满意度，这二者在事实上共同构成了城市居民对社区的综合满意度。这样，我们对社区满意度和社区归属感内在联系的认识就前进了一步，其回归模型也由图3的模式变成了图4的模式。
图4 城市居民社区满意度与社区归属感的内在联系
我们把社区满意度和对社区进步的认知度作为城市居民综合社区满意度指标来研究它们对社区归属感的共同作用力。研究结果表明，这二者对社区归属感的共同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其复相关系数为0.6889，决定系数为0.4746，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城市居民的综合社区满意度指标来测算他们的社区归属感，能够削减47.46%的误差。根据多因分析，其因子贡献力分别为:
X1的贡献=B1×ry1
X2的贡献=B2×ry2
式中，X1代表城市居民的社区满意度，X2代表城市居民对社区进步的认知度，B1、B2分别为X1、X2的标准回归系数，ry1、ry2分别为X1、X2与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Y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根据上述公式可以计算得出，城市居民的社区满意度和社区进步认知度对其社区归属感的贡献度分别为25.94%和21.52%。
（三）简短的小结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城市居民的综合社区满意度与其社区归属感之间高度正相关，前者指标对后者情况有较强的解释力，可以削减48%左右的预测误差。也就是说，城市居民的综合社区满意度指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其社区归属感的整体状况。
2.城市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建立在他们社区生活满足感的基础上，但又高于这种满足感。因为社区归属感不仅来自于他们在当前社区生活中的现实满意度，还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对社区未来的预期满意度。
3.社区质量和社区进步是形成人们社区满意的根本原因，也是增强人们社区归属感的最终力量。
三、从社区归属感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我们今天的城市社区建设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作者的研究表明，在社会转型、“单位制”日趋解体的今天，在持续十余年社区建设的努力下，社区作为中国城市社会中一种新的社会基本组织形态，已经逐渐被广大市民所普遍认同和接受。同一些学者的悲观看法不同，传统的地域社区和社区情感并未走向衰败乃至消亡，人们对所居住的社区依然怀有较强烈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包括人们对地域社区的喜爱、认同、依恋、责任感以及地方意识和群体意识等。只是在现代都市人广阔而多元的生活世界中，地域社区的核心作用已经大大下降，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自然远不如在传统社会中那样彰显和突出，因而常常被人们忽略和误解，但这并不能否定社区归属感的真实存在。事实上，我们今天的社区正在日益成为人们和庞大、复杂的城市社会相联系的关系纽带，成为人们融入城市社会的一个切点，成为中国城市社会再组织和城市居民再社会化的工具与载体。
社区的主体是人，社区的精髓是人，社区的发展也是为了人。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克拉曾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我国政府在论及社区建设的有关文件中，也把“以人为本、服务居民”作为社区建设的首要原则，强调要“坚持以不断满足社区居民的社会需求，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为宗旨，把服务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30]既然社区的一切发展均是为了人的发展，我们就应当给人以充分的尊重。改变我们以往惯有的政府视角，更多地从居民角度、从居民的社区情感角度出发去研究和建设社区。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许多在西方国家中直接影响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因素，如居民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在社区内居住时间的长短、社会关系的好坏、对社区活动的参与程度等，都不是影响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主要因素。在我国影响居民社区归属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城市居民的社区满意度，换句话说，城市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直接来自于他们从社区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满足感，这对他们社区归属感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社区质量和社区进步是形成人们社区满意的根本原因，也是增强人们社区归属感的最终力量。因此，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最核心的问题是要通过对社区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整体建设，促进社区发展与进步，努力提高居民的社区生活质量，不断提升人们在社区生活中的满足感，这才是我们今天社区建设与发展的首要目标和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1.王思斌:《体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5期。
2.张志浩:《关于社区建设若干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4期。
3.黄玉捷:《社区整合:社会整合的重要方面》，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1997年第6期。
4.项飚:《社区何为——对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研究》，《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6期。
5.潘允康、关颖:《社区归属感与社区满意度》，《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3期。
6.丘海雄:《社区归属感——香港与广州的个案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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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董遵圻:《试论社区发展的策略及其制度化过程》，《社会学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10.Goudy，Willis J.“Community Attachment in a Rural Region.”，Rural Sociology，55，1990.
11.Gerson，Kathleen，“Attachment to Place.”，in Fischer Claude S.，Networks and Places. The Free Press， 1977.
12.Stinner，William F. and Loon，Mollie Van，“Community Size，Individual Social Position，and Community Attachment.”Rural Sociology，55，1990.
13.Riger，Stephanie and Lavrakas，Paul J.，“Community ties：patterns of attachment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urban neighborhoods.”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9（1）：55-66，1981.
14.Kasarda，John and Janowitz，Morris，“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39，1974.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6期）
【注释】
[1]吴铎、丘士杰、李业甫等社会学卷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
[2]王思斌:《体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5期。
[3]张志浩:《关于社区建设若干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4期。
[4]黄玉捷:《社区整合:社会整合的重要方面》，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1997年第6期。
[5]项飚:《社区何为——对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研究》，《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6期。
[6]潘允康、关颖:《社区归属感与社区满意度》，《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3期。
[7]丘海雄:《社区归属感——香港与广州的个案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8]王铭铭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书中表达过类似观点，引自冯钢的《现代社区何以可能》一文。
[9]参见Kasarda，John and Janowitz，Morris，“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39，1974；Goudy，Willis J.“Community Attachment in a Rural Region.”，Rural Sociology，55，1990.
[10]Gerson，Kathleen，“Attachment to Place”，in Fischer Claude S.，Networks and Places. The Free Press，1977.
[11]参见Kasarda，John and Janowitz，Morris，“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39，1974.
[12]参见Gerson，Kathleen，“Attachment to Place.”，in Fischer Claude S.，Networks and Places. The Free Press，1977.
[13]参见Stinner，William F. and Loon，Mollie Van，“Community Size，Individual Social Position，and Community Attachment.”Rural Sociology，55，1990.
[14]参见Goudy，Willis J.“Community Attachment in a Rural Region.”，Rural Sociology，55，1990.
[15]参见Kasarda，John and Janowitz，Morris，“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39，1974.
[16]参见Riger，Stephanie and Lavrakas，Paul J.，“Community ties: patterns of attachment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urban neighborhoods.”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9（1）：55-66，1981.
[17]参见Gerson，Kathleen，“Attachment to Place.”，in Fischer Claude S.，Networks and Places. The Free Press，1977；Goudy，Willis J.“Community Attachment in a Rural Region.”，Rural Sociology， 55，1990；Stinner，William F. and Loon，Mollie Van，“Community Size，Individual Social Position， and Community Attachment.”Rural Sociology，55，1990.
[18]参见Kasarda，John and Janowitz，Morris，“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39，1974.
[19]参见Gerson，Kathleen，“Attachment to Place.”，in Fischer Claude S.，Networks and Places. The Free Press，1977.
[20]参见Stinner，William F. and Loon，Mollie Van，“Community Size，Individual Social Position，and Community Attachment.”Rural Sociology，55，1990.
[21]参见丘海雄:《社区归属感——香港与广州的个案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22]参见Kasarda，John and Janowitz，Morris，“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39，1974.
[23]转引自丘海雄:《社区归属感——香港与广州的个案研究》。
[24]参见Stinner，William F. and Loon，Mollie Van，“Community Size，Individual Social Position，and Community Attachment.”Rural Sociology，55，1990.
[25]参见Kasarda，John and Janowitz，Morris，Ibid.
[26]参见Gerson，Kathleen，“Attachment to Place.”，in Fischer Claude S.，Networks and Places. The Free Press，1977.
[27]参见Christenson，James A.，“Urbanism and Community Sentiment：Extending Wirth’s Model.”，Social Science Quarterly，60，1979.
[28]参见Speare，Alden Jr.，“Home ownership，life cycle stage，and residential mobility.”Demography，7:450-458，1970；Bach，Robert L. and Smith，Joel，“Community satisfaction，expectations of moving，and migration.”Demography，14（2），1977.
[29]参见董遵圻:《试论社区发展的策略及其制度化过程》，《社会学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丘海雄:《社区归属感——香港与广州的个案研究》。
[30]《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2000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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