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概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概述

张问敏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共产党一直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尤其在近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起了先导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是怎样传播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尚待挖掘整理。对此，本文暂作一粗疏的探索，以求教于广大读者。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入

在我国报刊、书籍中，最早提到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时间，人们已推到1899年，即1899年2～5月《万国公报》第121～124期连载的，由企德（英）著，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的《大同学》，其中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并涉及《资本论》第1卷第24章《资本原始积累》中的部分内容。但就其主要内容来看，只是涉及社会主义思想的所谓“安民学说”，还不能称之为正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更不能认为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始点是1903年，即由上海广智书局光绪29年正月25日（1903年2月22日）发行的（日）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近世社会主义》一书。该书在介绍社会主义的各个流派时，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著作《资本论》。书中称赞《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为研服膺之经典”。该书通过劳动二重性的分析，介绍了劳动价值理论；说明了资本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分析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等等。从上述内容看，《近世社会主义》初步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原理。而在此之前，未见到比它更加系统、详细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把该书出版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始点，是可行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系统传播，是在十月革命直接影响下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其特点是:

1.人们从单独地、偶然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变成有组织地学习和研究。如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倡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全国各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组也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

2.由零星地在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变成有计划地出版原著。如1921年9月，李达根据中共“一大”关于宣传的决议，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共产主义丛书14种，其他9种，虽然未能全部出齐，但也出版了一批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重要著作。另外，据粗略统计，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20年间，共出版马恩列斯著作152种，其中大部分是经济学或与经济学有关的著作。

3.由点滴介绍《资本论》，变成计划出版《资本论》原著。如1921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的青年学生，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开始翻译《资本论》第1卷。该译本虽未出版，但它却是系统翻译《资本论》的始点。自此以后相继出版了:陈启修（陈豹隐）译《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即第1篇1～3章（上海昆仑书店1930年版）；潘冬舟译《资本论》第1卷第2、3分册，即第2～4篇（北平东亚书店1932年和1933年分别出版）；王慎明（王思华）、侯外庐译《资本论》第1卷上册（北平国际学社1932年版），上中下册合订本署名王枢（侯外庐）、右铭（王思华）（世界名著译社1936年版）；吴半农译、千家驹校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以上都是《资本论》第1卷的译本，1～3卷全书是1938年由郭大力、王亚南合译，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系统传播，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3卷（即《资本论》第4卷）出版，历经30余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著作在我国大致已全部翻译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传播告一段落。从而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始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首先是由一批共产主义者以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创立了中国近代社会形态的理论，并逐渐发展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一）1919～1929年萌芽阶段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传播，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觉醒。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武器，分析了旧中国生产关系的特点。如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认为:“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80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事实上变为他们的殖民地了。”“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这些分析实际上已概括出中国社会是殖民地与封建制度的混合体。再如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分析了生产关系中不同集团的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但是，在这个阶段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并不多，而且在动乱的年月人们还没有条件深入研究和思考中国的经济理论问题。所以，尽管有上述观点和分析，却不系统也不深入，只能说处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萌芽阶段。

（二）1930～1938年开始形成阶段

2.提出了撰写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如陈豹隐说:“我们知道无论学什么科学，必然要拿它和中国关联起来，才合乎目的。所以我们应当以中国人的资格，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经济学说与外国经济学说之间的区别和关联，并指出现今中国经济学的发达程度及以后的发展倾向。”这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经济学说”是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心声。他们为完成这个夙愿，把汗水洒向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组成部分，使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在所有经济学家共同努力下逐渐形成。事实上，前述编译等著作正是这种“心声”的实践结果。另外，王亚南也就是在这个“心声”的激励下，完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他说:“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为了要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有所贡献”，所以“应随时莫忘记，我们是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中国人从事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和要求，是与欧美大部分学者不同的，他们依据各自社会实况与要求，所得出的结论，或者所矫造的结论，不但不能应用于我们的现实经济，甚至是妨碍我们理解世界经济乃至中国经济之特质的障碍”。那么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而且“特别注意其论断或结论在中国社会经济上的应用。此外，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这些内容在《中国经济原论》中都得到了反映。所以，提出撰写以分析中国社会形态为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形成的标志。

3.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与各种思潮论战中形成和发展。20世纪30年代的论战主要有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对农村改良主义批判等。在这些论战中，明确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以及如何解放农村生产力问题。

（1）中国社会性质论战。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阵营发生分化，各政治派别都想通过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征，即经济的性质是什么，来制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必须正视旧中国社会中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种力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它们的作用下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是什么性质，以及革命的对象、性质是什么。这样，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也便相应产生了。以王学文、潘东周、刘梦云（张闻天）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用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批判了形而上学的资本主义社会论。虽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提出，却未进行充分论证。而在这次论战中，王学文等全面分析了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城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农村的半封建生产关系，以及旧中国商业资本的性质等问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论证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际上是通过社会形态的论战，探索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撰写了总论。

（2）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这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继续，但争论的范围除农村社会性质之外，还有农村经济研究的对象问题。在这场争论中，以《中国农村》杂志为阵地的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论证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半封建性质，批驳了“资本主义已占优势”的观点。另外，还研究了农村经济学的对象，说明农村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它研究的是一定生产力水平下的生产关系。并批判了农村经济学只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只研究生产力的错误。所以这场论战不仅探讨了农村生产关系的性质，而且还解决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

（3）对农村改良主义的批判。旧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双重压榨下已濒临破产。中国农村向何处去，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出现了不同的主张和做法:一是主张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在农村继续进行土地革命。二是主张改良主义，实行“乡村建设”、“平民教育”、“土地村公有”等做法。以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批判了改良主义的主张，论证了解放生产力必须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这就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农村生产关系指明了发展方向。

总之，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领域中已开始出现，只不过尚未构成完整的体系，还有待于把它们充实和连贯起来。

（三）1939～1949年完成阶段

在20世纪30年代，已出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但经济运行的特质、规律性，尚未深入系统探索。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人们失去了进行正常研究、探索的条件。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1946～1949年才最终完成。其具体标志是:

1.有明确的研究对象。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性质论战论证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生产关系。如王亚南曾说，他40年代撰写《中国经济原论》的“主要目的，是企图把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整体作为对象，来揭露其内部的矛盾及其向着毁灭之路迈进的辩证发展规律”。

2.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的统治压榨下，各种经济成分不能按固有的规律发展，而发生变态。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才能掌握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关系的发展规律。王亚南撰写《中国经济原论》时，具体运用了三种方法:一是比较法。即通过对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相互比较，来揭示旧中国经济关系的内在规律性和运行特征。二是全面的综合研究法。即通过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交往中，来揭示中国经济的本质和特点。三是用发展的观点。研究各种生产关系的特征及前途。通过运用三种方法，全面认识了各种生产关系。

3.说明旧中国特有的经济运行规律性。比如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等等的分析，得出中国经济运行的特征既不同于封建经济的特点，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既不能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也不能完全退回到封建社会，只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坑中越陷越深。

4.明确地提出了旧中国生产关系的演变趋势。旧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不仅说明各种生产关系的特征，而且揭示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封建势力是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变革生产关系（即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走向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5.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通过对上述的对象、方法、经济特征、生产关系演变趋势四个标志的说明，在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基本形成，但不是最终完成。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部完整的理论体系，各个组成部分都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所以，必须把各个标志“集合”在一部著作里，才能显现出它的完整形象。这种“集合”的代表作在40年代中期产生了，即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该书1946年由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1947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再版。新中国成立后由三联书店发行第三、四版。1954年日译本改书名为《半殖民地经济论》。1957年人民出版社印第五版时，书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内容与第一、二版比较，变动较大，但并未失其原貌。书中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运动规律，反驳了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结论，摆脱了20世纪30年代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那种生硬地照抄照搬外国理论的做法，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消化吸收后，再用以说明中国的经济关系。当然，书中也有不足之外，即虽然能使读者得出必须反帝反封建的结论，却没有明确地指出生产关系的变革方向。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概述

广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包括研究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称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通常是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但从形成和内容来看，又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

（一）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理论基础

中国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一是列宁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

1.民生主义。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解释民生主义的内涵时说:“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这两条也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为此毛泽东说:“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走‘少数人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当然，新民主主义并不就是民生主义。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实现并不是目的，仅仅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具体形式。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虽然在孙中山看来，实行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民生主义实质上是企图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而这一条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2.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建立，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完成的。具体说，就是列宁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这一理论提出，在过渡时期的经济中既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也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还列举了五种经济成分:“①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②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③私人资本主义。④国家资本主义。⑤社会主义。”这就告诉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经过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阶段，然后再到达社会主义。不仅如此，列宁还提出:由于经济落后而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绕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走向社会主义。这些理论都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

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开始形成时，就有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理论。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关系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出现了。如1928年湘赣边区和1929年兴国县都颁布了《土地法》和进行了土地改革，并存在着国营、合作社、私人经济三种经济成分。关于这些方面的理论概括，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但是，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在革命根据地，在战争环境下它很不稳定。同时这些生产关系是建立在很低的生产力水平上，不能称为典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关系。再有，所谓“理论”，并未经过充分论证说明。所以，尚不足以称为始点。可以称之为真正始点的时间，是1940年，即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为标志。在此之前，未见到对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具体勾画和描绘。而该文则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分析。它不仅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途，也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三）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阶段

从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到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都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阶段。这是由于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个过渡时期，生产关系在不断地变化，从而这个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也不断地充实新的理论。这个形成阶段的主要内容是:

1.毛泽东在吸收前人研究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相继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等一系列著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许多理论。如:①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明确了在五种生产关系中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以保障整个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明确了它的过渡性，其前途是社会主义。③提出了正确处理新民主主义阶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社会化大生产与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落后的小生产的矛盾。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小生产实行现代化和集体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发表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8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等著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提出了具体政策、方法。所有这些，都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2.出版了一批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后，有些经济学家便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探索，并在1949年前后有一大批著作问世。如:①许涤新的《中国经济的道路》（生活书店1946年版），该书说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化的必然性，以及根据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内容，介绍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各项财经政策。后来该书经过修订，以《新民主主义经济论》的书名由中外出版社1949年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又扩充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学专著，即《广义政治经济学》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出版）。该书可称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②沈志远著《经济学研习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形成条件、构成、性质等内容。③王亚南著《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中华书局1949年版），着重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必然导致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诞生。该书实际是《中国经济原论》的续篇。④秋枫著《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商榷》（北极出版社1949年版），这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但它有一个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思路，即把新民主主义经济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之上，强调平等竞争。另外，把新民主主义经济看成很长的历史时期，为了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应强调发展生产力，其后才是生产关系变革。这些见解并没有被理论界接受。其他著作不再一一列举。就绝大多数著作来看，基本上是阐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各项经济政策，并相应地加进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说明其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致使这类著作大同小异，缺乏独到的理论见解。

3.尚未形成完善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是由于当时对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的认识尚有片面性，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也带有片面性。比如:①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上，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甚至有的著作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要求生产力更进一步去适应它，生产关系不断地使生产力向前迈进。这种生产关系拉着生产力跑的生产关系不断革命论，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反映。②在过渡时期的时限上，不承认长期性而强调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不能使新民主主义经济得到真正的发展，也使概括这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成立。③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问题上，把计划与价值规律对立起来，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运行中，国营企业间被调拨的物资失去了商品的实质，国营工业的生产规模与基本建设，并不受价值法则的调节，而是为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法则的国家计划所规定的。价值法则受到限制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斗争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受到限制和改造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这种实践和理论上的局限性，在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不可能没有反映。

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述

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渊源于苏联，过去40多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实际上就是传播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修正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

（一）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的，但其最核心的内容很早已经形成。如关于存在着全民和农村集体两种公有制，在公有制内部不存在商品关系，在全国实行统制型计划经济等等，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时便开始传播，在中国人的著作中也有过专门的介绍。所以，这些核心内容中国人知道的最早，其影响也最深。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完成以前，有两篇反映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著作传入中国: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3年第7、8期合刊）的编辑部文章，《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中译文见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初学读本》《附录》，张仲实译，新华书店1949年版）。二是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在《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了两个最著名的观点:一是认为20世纪30年代否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规律是错误的，但社会主义存在的经济规律是经人们改造的规律；二是认为20世纪30年代否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作用的观点是错误的，但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是变形的改造过的。同时还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也提出了一些著名的观点:一是认为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人们不能去制定规律、创造规律和改造规律；二是提出了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问题；三是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特种商品生产，它的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而国营企业生产的产品和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四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没有调节作用，但对生产有影响作用，在个人消费的商品交换领域等起调节作用；五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六是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是完全适合的，生产力也会走到生产关系的前面，通过调整达到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七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等问题。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同时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1954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该书于1955年在中国翻译出版，1959年在中国发行了第3版，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告一段落。

（二）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以后，一方面被视为经典理论而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苏联的理论有许多不适合中国国情，甚至有些是错误的，从而发展苏联的经济理论便提上了日程。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若干经济政策按中国国情进行修正，以及对某些基本理论提出疑问。比如，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的经验为戒鉴，提出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要引以为戒”。他在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上，看到苏联、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多，货币不稳定”，从而提出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看到“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提出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上，提出“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主张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显然，这些相对于苏联的经济理论来说，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再如，我国理论界针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也提出了疑问，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是什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超前”，是不是规律；在政治经济学中要不要研究生产力；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是什么；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社会主义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不是起调节作用；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是什么关系；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在统一计划下国营企业的责、权、利关系是什么等等。所有这些疑问，不仅点出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片面性，而且一般也都作出了较正确的答案。

二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理论界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奠定了基础。比如提出了如下一些重要理论问题:

1.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问题。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一个经济模式，即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所建立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宏观政策环境等的总和。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只有全民和集体两种公有制，为了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以产品经济论为基础，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来调节经济运行。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采用了这一模式。实践证明它是一种僵化的、缺乏效率的经济模式。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不是单一经济模式的理论，推动了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探索，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指引了方向。

多年来，我国理论界对商品生产问题、价值规律问题、计划与市场问题、所有制问题等的讨论，都涉及对传统模式的批判。尤其是近1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更是对传统模式的最大冲击。所以，社会主义不是单一经济模式的理论，是对以斯大林模式为基础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面修正。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人们从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标志不仅看公有化的程度，更重要的是看生产力水平。邓小平曾经说:“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从生产力水平来看，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这样，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已不能概括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重新修订。

3.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社会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是我国理论界讨论时间最长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这是由于它所涉及的内容，并不是概念之争，而是牵涉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否带有商品属性的问题。通过30年的讨论，人们终于在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观点上，取得了共识。这样，也必然要进一步承认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而且应该分离。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这些都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论的发展，也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修正。另外，承认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必然要承认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中的调节作用。从而打破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谓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理论。再有，承认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必然打破苏联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社会主义企业间无竞争的理论，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活力。

（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逐渐形成中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理论界不仅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一系列理论质疑，而且有人开始撰写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形成写书出书高潮。但就其内容来看，除了阐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农轻重关系等外，基本上是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上，解释当时的经济政策，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政策上升为理论，理论建树不多。但这里也有些带有自己见解的著作，如孙冶方主持编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论》。该书有三大特点:①书的指导思想是强调时间节约的首要的经济规律（即价值规律），书的主线是:“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②指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克服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念”。所谓唯心论，就是指上层建筑决定论或唯意志论，如强调创造和改造规律，把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说成是矛盾，用群众路线和政治挂帅来代替客观经济规律等等。所谓形而上学，就是指把社会主义经济甚至未来共产主义经济看成是实物经济，即没有抽象劳动、价值、价格和货币等概念的自然经济。③强调克服“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如过分强调不断革命论，忽视革命发展阶段论。孙冶方的这部著作和整个经济思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但由于孙冶方的某些理论观点并不彻底，如他认为价值是计划价值，而不是通过市场的商品价值；价值规律是产品价值规律，而不是商品价值规律；他反对把商品货币关系引到全民所有制内部等等。所以他的著作还不能称为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超过150本，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所谓“南方本”、“北方本”。在这些著作中，虽然对苏联的教科书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终归是80年代初期以前的理论概括，不足以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部理论。就是近十年来的理论，也如薛暮桥所概括的，“还不能算是理论经济学，至多是向理论经济学迈出一小步”。因为许多问题“讲的都是对党的基本政策的探讨，甚至是对工作中出了偏差所采取的对策的探讨”。也就是说，目前尚无一本有完整体系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另外，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也正在进行中，也难以出现完整体系的著作。从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处于形成阶段。

以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发展的主要线索。从90年的发展史中，可以发现两条最基本的经验:一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不断地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才能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二是作为党纲理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要坚持对“左”的、右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才能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原载《经济研究》199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