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创新

继承与创新——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一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到性经验予以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从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对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道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以后继续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在这个探索过程中，由于受当时复杂的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个时期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追求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的第一标准；第二，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整个社会的进步；第三，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问题上严重混淆了“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的本质区别；第四，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把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第五，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片面地、过分地夸大了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作用；第六，在整个探索过程中，从1957年开始越来越严重地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

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时候，邓小平同志作为毛泽东伟大事业的继承者，首先提出了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化大革命”所体现的“左”倾错误理应画上一个句号。然而事实相反，一整套“左”的思想和理论在中国共产党内仍居于支配地位，这种情况下，依然坚持“左”倾错误的势力和要求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力量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和斗争。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拨乱反正。这种要求，当时集中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要求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再次打倒的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二是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昭雪、平反历年来的冤假错案和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等问题上，却存在着严重分歧。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在全会的闭幕词中，邓小平同志说：“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1977年冬，一千多名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央高级干部探讨“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当时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明确指出，总结经验教训应当遵循两条原则：一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二要以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从此，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支持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中华大地上展开了。1978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随后，邓小平同志又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了。”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这场历时两年之久的争论所作的科学结论。

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个人迷信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哲学上重新武装了全党，在实践中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邓小平同志又及时指出：“我们破除了林彪和‘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这个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由于在思想理论上纠正了“左”的错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就比较顺利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个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又及时提醒全党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毛泽东同志到邓小平同志，实际上是一个继承、丰富、发展和深化的过程。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理论贡献同毛泽东思想既有继承和历史联系的一面，同时又有新的重大的突破和创新。

就改革开放而言，毛泽东同志虽然提出向外国学习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采取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因而没有明确地确立对外开放的方针。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的悲剧就在于：他尽管很早就提出要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并规划了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最终也没有能够找到一条适当的途径来实现他规划的宏伟蓝图，因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长期在进退维谷的境地，有时甚至是在自我创造和自我否定的困难中辗转。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再度提出改革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改革的含义与深刻程度同毛泽东同志时代的认识相比已经大大提高了。邓小平同志所讲的改革是建立在正确分析基本国情，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前提下的，是正确地总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自己建设经验的条件下得到的全新结论。它包含了许多丰富的内容，并含有极大的紧迫性和尖锐性。这正如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开始的1978年就指出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又一次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说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已经是经过升华之后，在新的实践和新的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新命题。这个命题既是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改革的构想和天才论断的继承，又是在新的条件下认识升华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

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集中全党智慧和经验的创造，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14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程，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的过程。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根本要求的。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精辟论述的：“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