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科学发展观开创发展新局面

树立科学发展观开创发展新局面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决定》还第一次出现了“五个统筹”的提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这是中共执政50多年来在国家发展观上的历史性突破，是我们发展观的本质性的跃进，也是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结晶和升华。其意义不亚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不适应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从此党的工作中心重新回到了经济建设。

20多年持之以恒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人创造了堪称“奇迹”的经济增长。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是10.1%，仅次于非洲资源型国家博茨瓦纳；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则名列榜首，为10.7%。

在一个规模如此之大的国家，保持了如此之快和如此之久的经济增长，中国最近25年的经济奇迹在世界经济史上恐怕只有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和二战之后的日本可堪媲美。

增长给中国人带来的福利是毋庸赘言的，2002年中国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2476元，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物价因素，分别是1978年的5.3倍和4.7倍。

但是，中国也为增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世界银行2000年底公布的数据看，我国自然资源损失（包括能源耗竭损失、二氧化碳污染损失、矿产耗竭损失、森林耗竭损失等）占GDP的比重惊人，20世纪70年代初，占GDP的6%～7%，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一损失达到峰值，高达GDP的30%。

经历了25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是世界上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就业压力最大的国家之一，又是世界上教育投资严重不足的国家之一。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才果断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战略决策。

怎样才能把中央的科学战略决策落到实处呢？

一、在发展过程中要始终注意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当代中国的发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应当说，强调中国的发展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现代化发展一般趋势与中国特色的统一，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是，从中国发展的实际来看，如何才能处理好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却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很多矛盾和冲突实际上也正是来源于此。比如说，把握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趋势，推动中国更加开放地走向世界，就意味着接轨国际惯例或者说接受普遍性的东西，但是如果放弃了特殊性或者说中国特色，导致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受损，那么这种普遍化的过程就走向了反面；反过来说，解决我们面临的人口问题和就业压力，推动中国的发展能够走向更加充分地体现社会公平，就意味着要在产业布局上更加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如果放弃了普遍性或者说错失了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导致国家和民族在发展上的竞争力下降，那么这种特殊化的过程也同样可能是走向反面。因此，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们走出绝对普遍主义和绝对特殊主义的偏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发展，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要体现社会发展与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要求。

二、在发展过程中要始终注意突出造福人民这个发展的终极目的

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2004年“社会蓝皮书”中有一连串沉重的数字：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上升。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持续拉大，1995年是2.72∶1，2003年扩大为3.2∶1。2000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8年，我国仍有9%的成人是文盲。

这组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经济发展了，还有不少人、尤其是农民没有很好地享受到发展的成果；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不协调，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等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在我们过去的发展道路上，不少地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不少时候是为了发展而发展，甚至牺牲了一些百姓利益。在“为了什么发展”这个问题上，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确实陷入盲区，忘记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让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最充分的实现和满足。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指出，单纯追求GDP的增长不是真正的发展。一个地方GDP增长再快，却大量增加“三无（无土地、无岗位、无保障）”农民，怎么能叫发展呢？如果我们不注重“三农”问题，不注重农民的收入问题和生活状况问题，很可能最后会落到所谓“有增长、无发展，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成果”的拉美陷阱”里头去。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就是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通过发展经济，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才是我们发展的科学态度。唯有如此，才能让城市和农村中生活困难的群众过上小康生活，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积累下来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开创发展新局面。

三、在发展过程中要始终注意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但是，也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我国每年沙化土地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我国人均耕地近2亩，2003年减少到1.43亩，在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最近几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

资源浪费大、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日益凸显，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拼资源换增长，牺牲生态环境来维持经济发展的思路和模式已走到尽头，生态恶化、资源面临枯竭已经形成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雷区。科学发展观提出正是时候，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紧迫性。由于我国生态环境本来就具有先天脆弱性，如土地的人口载荷量接近饱和、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等，因此，如果不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发展的基本思路，在愈来愈恶化的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面前，我们的发展将走进死胡同。因此，树立科学发展，就是要求在发展中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中央确立的科学发展观，及时提出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路并赋予了具体的内容。它的贯彻落实，必将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繁荣发展的碧水蓝天。

四、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坚决铲除冒称政绩的“政疾”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干部在“发展”问题上产生了误区，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以速度为中心”，把经济发展简单化为GDP决定一切。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怪现象——上级对下级的考核指标，主要以GDP为主，甚至成为领导干部升迁去留的唯一标准，出现了群众痛斥的“数字”出政绩现象：

就盲目攀比来说，前一阵子刮的兴建城镇广场风，连穷乡僻壤也吹得一阵紧似一阵。你有，我也要有；你大，我比你还要大。某市的一个镇，经济不富裕，人口只有15万，却搞了个占地100多亩的广场。由于财政紧张，一些被征土地的农民得不到足额补偿款，以致形成一道奇特景观：一边是号称“××最大”的豪华城市广场，一边则是农户透风漏雨的低矮草舍。某县一个年财政收入仅有600万元左右的镇，竟也要学别人造一个万人体育场。这样不从实际出发的盲目跟风，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是给当地人民造福，而是造祸。

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在一些只为炫耀自己“政绩”的官员手中，更是花样百出。地处山区的某市属欠发达地区，为了显示“政绩”，在市郊搞了两个“示范村”，让全村农民都住小别墅，以示过上了小康的生活。可是农民住进别墅，缺少配套的生活条件，不仅没有过上好生活，却因建别墅而深陷债务的泥坑，以致一些孩子因此辍学，农民叫苦不迭。如此“形象工程”，虚而不实，实际上是扰民工程、害民工程。

至于虚报浮夸、统计注水，更是一些官员为了显示“政绩”常用的手法。大贪官王怀忠于“九五”期间在阜阳当政，阜阳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4.7%，上报的数字却高达22%。贫困的阜阳被吹成全安徽发展得最好的地区。王怀忠靠这种虚假政绩爬了上去，却使阜阳人民遭了大殃。这种虚夸不实的“吹仕”，在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期，曾造成了一段饥馑的岁月，这样的历史教训值得深刻记取。

而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为了立竿见影地显出自己的能耐，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不惜损害长远利益，用GDP来“一俊遮百丑”的事，就更多了。因此，中央特别强调要协调发展。

那些盲目攀比、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虚报浮夸、急功近利的“政绩”，都是纸糊的桂冠，一戳就破，有的不戳也破。它非但无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无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而且会破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阻碍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这样的“政绩”，实际上是误国害民的“政疾”，应当坚决予以铲除。

铲除冒称政绩的“政疾”，除了要克服私心，弘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外，就是要清除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要像温总理指出的那样，让各项工作、各种政绩，都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一定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政绩的灵魂和指南，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创造政绩的重要内容，把积极进取精神同科学求实态度结合起来作为实现政绩的重要途径。

要坚决铲除和根治冒称政绩的“政疾”，除了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外，更重要的是要从机制上防范权力的滥用。比如，应改革现行的纪检领导体制，将目前的双重领导体制中的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改为以上级纪检机关领导为主，以保证纪委监督权力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对“一把手”监督重点应放在选人用人上。“一把手”任用要走民主渠道，引入公开、民主、竞争的机制，防止公示走过场。应实行“一把手”推荐责任制和党委讨论票决制，并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选人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办法，强化对“一把手”选人用人权力的责任追究。同时纪检部门要经常关注和高度重视来自民间的声音。大贪官王怀忠“九五”期间在阜阳任职时的胡作非为就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当地群众给他起的外号是“五三亿”“王坏种”，当地民间流传着“只要反腐不放松，一定抓住王怀忠”的顺口溜。然而王怀忠还是升了。假如，我们的纪检机关当时就高度重视民间的声音，王怀忠大概就不会胡作非为七年之久。又比如，应改革以往干部考核中以GDP为主的指标考核体系，将这一体系改为：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情况、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情况、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改善情况、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效能进步状况四个新的指标。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