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_知行集

毛泽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辉煌胜利，他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和开拓者。在艰辛的探索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卓越的思想、方针和构想。他的探索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及其理论的形成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而且也为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成为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毛泽东的艰辛探索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致力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又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领导全党成功地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1956年年底，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此时，毛泽东又适时地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像社会主义改造一样，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的任务。为此，他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一）毛泽东探索的三个发展阶段。

从1956年至1976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达20年。这20年，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如何把马列主义同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寻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20年。这20年的艰辛探索，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探索阶段。

从1953年开始，我国在恢复经济的同时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由于缺乏经验，当时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毛泽东是党内最早察觉苏联模式弊端的人。1955年年底，他就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小范围内，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思想。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就更加明确了。他在同年4月《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就是我们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和我们党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开始。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展示了一大批探索的新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它是对斯大林曾经提出的“阶级斗争越往后越尖锐”观点的重大突破，也是对《论十大关系》的重大发展。正是根据对主要矛盾的分析，党的八大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正确决策。

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了两类矛盾的理论，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个讲话是党的八大正确方针的继续和发展，标志着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第二阶段，从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是毛泽东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探索阶段。

在这一时期的探索过程中，毛泽东的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交错向前发展。他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初步总结了他所认识到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对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实践反映在理论上，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出现的动摇和对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的修改。1958年的“大跃进”是一次不成功的探索，给国家政治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损失。从1958年冬至1959年上半年，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出的“左”倾错误。在第二次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承认，人民公社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在公社所有制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在纠“左”过程中，毛泽东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能超越阶段；要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不能搞无偿调拨，剥削农民。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重新掀起高潮，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更大的危害。沉重的代价，使毛泽东和全党清醒起来。从1960年冬开始，毛泽东和党中央又着手纠正“左”的错误。1961年年初，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并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会后，毛泽东直接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调查。他主持起草了《农业六十条》，对人民公社中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等过“左”的做法作了纠正。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调整措施，从而使生产力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但由于根本指导思想没有端正，他对错误的纠正是不彻底的和有反复的。并且，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争论不断升级，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认识也日益偏离正确轨道，他的主要注意力也日益转到阶级斗争方面。1963年他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1966年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就中断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探索。

第三阶段，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成功探索阶段。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坚持社会主义的一场“大试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在进行探索，但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不成功的探索。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在主导方面是错误的，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但也有过一些较为积极的、零散的思想闪光。

（二）毛泽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

毛泽东在以上三个阶段的探索实践中，形成了许多极其珍贵的闪光思想和极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为后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1.提出并倡导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词古已有之，在我国汉唐时期指的是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但使之上升为一个哲学命题并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则是毛泽东的伟大创举。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就大力倡导“实事求是”，并赢得了新民学会中“实践家”的美称。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兴国调查》等一些早期著作中都闪耀着“实事求是”的光芒。延安整风时期所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更从哲学的高度赋予“实事求是”以新的内容。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是对“实事求是”作的全新阐述，使“实事求是”成为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完整的科学命题。

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不仅身体力行坚持实事求是，而且还丰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命题，使之上升为党的思想路线。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毛泽东认真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在1928年8月至1930年5月，初步形成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30年5月，毛泽东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时，它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并提到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一条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一条是从本本出发的保守主义思想路线。文章特别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认为中国革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1937年7~8月，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论文既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作了哲学升华，又清算了党内“左”、右倾错误。“两论”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思想方法的原则界限，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奠定了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仍然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无论在探索开始时期，还是在纠正探索失误、总结经验教训时期，毛泽东都认真地进行了一系列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活动，把调查与研究统一于探索的实际过程中，例如，被誉为“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的《论十大关系》，就是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对经济建设所进行的一次时间比较长、内容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他后来在谈到其思想形成过程时所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10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在经过对失误的反思之后，毛泽东在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特别强调了端正思想路线、开展调查研究的问题，并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在随后的广州会议上，他又指出：“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以后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通过正确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初步认识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性质特点，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进一步认识中国建设的客观规律，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正确可靠地依据。

可惜的是，毛泽东在1958年以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逐渐脱离了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上了弯路。但是他提出并倡导的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邓小平理论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2.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会不会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在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一般社会基本矛盾规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某些方面有所预测，例如关于未来社会生产关系中所有制状况、分配状况都有过原则论述。斯大林在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他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合的。毛泽东则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并将这一学说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

第一，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的理论概括。

早在《矛盾论》一书中，毛泽东就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1956年，毛泽东在他主持起草和多次修改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批评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有矛盾存在的观点。指出，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的。毛泽东说：“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在种种不同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这里，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存在的长期性。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则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根据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源泉的观点，在多次讲话中明确回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第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做了初步研究。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他认为生产关系不完善的方面是有资本家定息的存在，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的存在，合作社所有制的具体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等。上层建筑不完善的方面是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尽管这些具体分析并不完全正确，但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则是正确的。

第三，毛泽东从与资本主义对比的角度，原则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解决的办法。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则是另一回事，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指出：“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

第四，提出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来研究经济问题。毛泽东在1958年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他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是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又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经济问题”，这一观点虽然是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弊病提出来的，但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的认识。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又不是简单重复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而是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一理论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内涵、性质、特点及其解决的途径，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前进方向，为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开拓了思路。

3.提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两阶段”论。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一个新课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只有极其原则的阐述。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都只是提到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第二阶段，而对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将会经历哪些发展阶段，由于当时历史发展尚未提出这一任务，在马列经典著作中没有也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没有深入分析苏联的具体国情，而是简单搬用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论述，认为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就是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开始之时。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就简单地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毛泽东则在认真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为后人的理论与实践开启了大门。

（1）提出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确立，但还没建成的观点。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提出，“要建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他在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七届六次中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就是10个五年计划到15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一年。因此，毛泽东对当时的中国国情和发展状况的分析比较实际，认为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建立，但还没有建成。在当年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但尚未完成，不要说已经完成了。”他在1957年2月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的“建立”与“建成”这两个概念，反映了我国当时社会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和还处在“建立”到“建成”的转变阶段的两个基本特点。在上述的讲话中，他反复指出，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对此，毛泽东认为，要花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为“建成”打下基础，并经过10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来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指出，从现在起，“只有经过10年至15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1962年，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

（2）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的观点。毛泽东的“两阶段”思想早在50年代前期就已经萌发了。1956年11月底，他在会见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就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可分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等。1958年，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又指出，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

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论断，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经过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后，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毛泽东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还要求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他要求干部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年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成了三个读书小组，并请了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和薛暮桥参加。他们边读边议，逐章逐节讨论。在这一段读书期间，毛泽东比较集中地谈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他首先从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谈起，他说：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了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在毛泽东看来，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但这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他指出，社会主义的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都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思想，并认为建设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比建设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所需时间更长。他的这一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我们党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来源之一，他对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4.提出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是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来但没能坚持实践下去的一个重要思想。从理论上说，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明确的，早在党的七大他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他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他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在这里，毛泽东已明确地把是否有利于发展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作为检验一个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好坏的根本尺度。正是基于这一论断，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党的工作中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从革命战争逐步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其他工作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在根本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农村，“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为我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创造了条件。此后，毛泽东为实现这一转移做了一系列努力。1956年9月，他在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中，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国“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团结全国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同年3月，他在天津讲话时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同自然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他还指出，在这个世纪的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40多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1958年12月，他在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时还说道：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新的革命是对地球和自然界的革命。在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之后，1959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拉丁美洲十七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还说：“过去的10年，革命同建设同时进行，头8年我们的精力放在革命，放在扫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2年，我们的全部精力放在建设。今后10年或20年内，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即使是在把主要注意力转向抓阶级斗争之后。”1963年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关于10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仍然在强调：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毛泽东在理论上是非常明确的。

毛泽东还曾结合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来阐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问题。他说：“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他指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要迅速超过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体现制度的优越性。他还警告全党，如果我们的生产水平上不去，经济上不去，我们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这些精辟的论述表明，毛泽东在认识这些问题时，始终是以生产力是社会最终决定力量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依据的。

然而，不幸的是，毛泽东提出的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集中精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思想，在进入60年代后，逐渐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所代替。但是，他早期探索过程中所形成的这些正确思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形成，无疑是起了理论奠基和先导的作用。

5.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设想并进行了初步尝试。新中国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一直困扰着毛泽东，苏共二十大以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暴露出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弊端。但是，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建立什么样的新体制呢？毛泽东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成为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体制。为此，他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了若干设想并进行了初步尝试。

（1）提出了社会主义也要搞商品经济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揭示其发展的历史趋势时，曾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做过一些原则的设想。他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商品货币关系将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生产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将被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列宁虽然承认了商品经济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但仍然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紧密联系起来。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虽然承认社会主义时期不能完全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仍然把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商品经济问题也曾经进行过长期的理论思考，尽管他的思考也始终未能突破计划经济的羁绊，但却提出和阐发了一系列正确思想。这反映了毛泽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进行的艰辛努力。

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专门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逐章逐节地学习和讨论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此外，他还学习了许多经济学著作。通过学习，毛泽东认识到，斯大林关于商品经济存在条件的阐述是不完整的。他指出：“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他强调：“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相反，只要两种所有制没有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就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也不可能废除。”他多次尖锐地批评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立即实行产品调拨的“左”的观点，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毛泽东还针对有些同志对商品经济的重要性认识不清，怕发展商品经济会产生资本主义的思想顾虑，明确指出：“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提出：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商品生产，要看商品生产与什么经济条件相联系。与资本主义相联系，那它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那它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因此，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

基于以上思想，毛泽东认为中国很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他提出，中国原来的商品生产很不发达，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很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人民公社应该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一方面发展直接满足公社和社员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另一方面又要发展为国家和其他公社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也可换回公社生产和社员生活所需要的物品。

（2）初步探索了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路子。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决定社会性质及其变革的基本问题。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公有制必然代替私有制的历史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他设想未来社会能够建立起单一的社会所有制。列宁、斯大林则根据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存在全民和集体两种形式的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也正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思想，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然而，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单一公有制经济的经济结构，是否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就提了出来。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有益的探索。

1956年9月，陈云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附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以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陈云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并被党的八大所采纳。这是在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和市场问题上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尝试。党的八大批准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还指出：应在适当的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党的八大以后，自由市场明显活跃，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毛泽东对这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的出现表示了肯定。在约见黄炎培、陈叔同时，他表示：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华侨投资，100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把这称为“新经济政策”。

（3）对改革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毛泽东对原有经济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地方、企业没有自主权的问题极不满意。在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整体经济体制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都没有”，“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对于企业，他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毛泽东主张给企业一些自主权，使它成为“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他还概括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原则，提出坚持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根据毛泽东的构想，党的八大作出了相应的决策：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划分企业、事业、计划和财政的管理范围，适当扩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管理权限。同时规定，保证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辖、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权力。经毛泽东提出又被党的八大所接受的这一思想相当重要，实际上是提出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问题。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设想的经济体制模式，虽然其深度和广度都不能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相比较，甚至50年代末以后在此问题上还出现了重大失误。但是，它对于当时那种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以高度集权、纯而又纯、政企不分为特征的苏联传统体制模式来说，却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

6.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和“一国两制”的思想萌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妥善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成为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前的新课题。毛泽东为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同样进行了艰辛的努力。

关于香港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就明确宣布香港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不承认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但是，从我国长远利益考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适时制定出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政策，认为香港是我国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1959年，当中苏关系尚未完全破裂前，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指示：“目前香港对我们有利，最好暂不收回香港，我们不要仓促行动。”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政府要放弃香港，而是更加强调“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并且表明，我们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关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方案，毛泽东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经历了从武力解放到和平解放的历史性转变的思想过程。从1949年至1955年，我党一直强调一定要解放台湾，其主要方式是通过武力，即以战争方式来实现解放台湾。但是，由于我们缺乏海军和海陆两栖作战经验，再加上美国政府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未能实现解放台湾的愿望。1955年年初毛泽东开始考虑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年4月，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毛泽东指示：“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此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强调，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并且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台湾那里还有一些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同年4月，毛泽东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和“来去自由”的政策。1958年，我国政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再次提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大陆与台湾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1958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原国民党记者曹聚仁时，对台湾回归祖国问题又提出了许多重要原则。他说：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他表示“蒋介石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丰富他的一套”，“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军，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这些思想后来被周恩来归纳概括为“一纲四目”，即台湾必须回归祖国（一纲）；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四目）。毛泽东提出并为周恩来所概括的“一纲四目”，后来成为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思想萌芽。

二、毛泽东没能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因探析

1972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斯诺的谈话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这句话既形象的说明了我们国家走过的道路，也反映了毛泽东生前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曲折历程。

像历史上的许多伟大人物一样，毛泽东是一位对中国历史命运有着巨大影响的政治巨人。从开国大典的那一时刻起，毛泽东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的地位，也决定了他在后来的探索中所具有的影响和作用。但是，毛泽东又是一个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普通人，有着中国人所特有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作为领袖，他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杰出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使他在探索中往往有着超人的见解，起着领航的作用，而他的见解又往往为众人所拥戴，成为党的领导集体的意见；作为普通人，他既不是神，也不是完人，而是有优点也有缺点、有正确也有错误、有成功也有失误的有血有肉的人。毛泽东本人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生而知之的天才，他多次讲到，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学习毛泽东》的讲演中也曾经讲过，“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的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的‘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中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发展”。他强调，只有从这样的历史角度，才能认识毛泽东，更好地学习毛泽东。周恩来的这番话，同样也应是我们今天研究、评价毛泽东探索的依据和准则。就是说，我们在研究、评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时，首先要把毛泽东当做人而不是当做神来看待，然后再把他的探索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认识程度上去考察，从社会历史背景和认识根源上分析毛泽东没能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客观原因，才能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一）毛泽东的探索走向失误的客观历史背景。

1957年年初，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卡尔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毛泽东的这段话，实际上点明了他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时的社会历史背景。

1.中苏关系的恶化，引起了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担忧，从而影响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探索。从国际上看，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在报告中，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违背集体领导原则，树立个人崇拜，同时，揭露了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在国内进行大规模逮捕、镇压的所谓“罪行”。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把他的《秘密报告》先后传达到党内外，6月30日，苏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接着，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军事、历史、教育等领域，逐步开展了对“个人迷信”的批判。

苏共二十大及其以后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苏联，有的人热烈拥护，有的强烈反对。而帝国主义者则幸灾乐祸，借机掀起一股反共逆流。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不知所措，纷纷“失望”退党。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动荡不安。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10月，匈牙利爆发“十月革命”。

苏共二十大和相继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丑化斯大林，是错误的。因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开始以苏联的错误为借鉴，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经验，一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会议的讨论，4月5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文章，对于当时引起人们思想混乱的一些原则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文章对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时，也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斯大林在苏联内外政策方面所犯的一些严重错误。在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12月29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又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也第一次对“修正主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可以说，正是由于苏联东欧局势的变化，使毛泽东产生了对“修正主义”的担忧。到了1963年中苏论战开始，中苏关系彻底恶化，毛泽东头脑中关于“修正主义”的担心也就越来越强烈。他提出的“警惕党内的修正主义”“警惕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观点成为他日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之一。

2.没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代主题的变化，使毛泽东始终没能把注意力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每个时代都具有自己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特定时代的历史规定性，它是区别于其他时代的主要标志。把握时代特征的变化，对于加深认识时代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对于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是一个基本前提。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一直处于剧烈的动荡状态。这首先表现为战争与革命交织并整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极为尖锐，出现了激烈的对抗、冲突、危机和动荡。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不断出现，工人运动和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蒙受了空前的灾难和惨重的牺牲。战争也引起了革命。世界无产阶级充分利用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和历史性机遇，实现了社会主义在一国的突破以及在多国的发展。世界出现了两种制度并存的格局，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开始了长期的较量和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在这种时代环境下建立起来并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恐慌，它们把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视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威胁，处心积虑地要“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削弱或消灭社会主义势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就开始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和军事威胁，接连发动了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美国还直接出兵武装干涉台湾，支持蒋介石集团窜犯中国内地，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苏联也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可以说，战争的乌云一直笼罩着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种环境下，毛泽东作出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判断，并开始了“变战争为革命”的战略思考。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毛泽东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在经济建设上，强调“山、散、洞”，搞三线建设。在政治上，强调“狠抓阶级斗争”“反帝防修”。应该说，毛泽东在当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还是比较正确的。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较量，资本主义世界逐步感到用军事手段压倒和搞垮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现实，而且长时间的扩军备战，也会导致国内人民的不满。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前后那样，通过“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斗争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胜利成果的条件也难以再现了，用战争解决两种社会制度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不可能了。因此，进入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话逐渐增多，联系和交往也逐步扩大，由军事抗争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出现明显的缓和。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间两种社会制度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由先前主要取决于军事实力开始向取决于综合国力方面转变，军事力量的作用相对降低了，而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强弱，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命运、一个民族兴衰的根本性因素。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和竞争由争夺军事优势演变为争夺综合国力的优势，时代主题已经开始了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变。遗憾的是，此时的毛泽东没能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尽管他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并于1971年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但是他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判断上。这就影响到他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的制定，使他始终没能把注意力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3.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使毛泽东对国内社会矛盾原本正确的分析发生了变化。1956年的中国，同样是个“多事之秋”。当时，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这种变化，许多人一时还不能适应，甚至许多党员和干部对这种大变化也感到非常陌生，思想工作方法很难与之相适应。再加上前几年各项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造成的不良影响，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变得十分突出，以至于屡屡发生群众闹事事件。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1956年的第一季度6起，第二季度19起，第三季度20起，第四季度41起，呈上升趋势。

应该讲，尽管当时国内出现了许多不安定的因素，毛泽东对此问题的认识还是非常清醒的。他认为，国内之所以屡屡发生群众闹事事件，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党员干部脱离了群众、思想工作方法简单以及官僚主义现象严重造成的。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为此，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毛泽东还提出，“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全党进行整风的决定。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形势，毛泽东希望通过开门整风、内外夹攻的方式，来帮助党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达到提高觉悟、改进工作的目的；希望通过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进一步深入，事物的发展超出了毛泽东设想的范围。在整风中，一些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所提出的批评，不仅针对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有些还涉及社会主义制度，涉及党的执政地位。如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观点，民盟副主席罗隆基提出的“平反委员会”的观点，《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提出的“党天下”的观点，民盟中央候补委员陈桂新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大主义（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的观点，这些观点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虑。尤其是提出这些观点中的许多人，历史上都曾有过走“第三条道路”的一面，尽管这些人后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也作出过许多贡献，但不管怎样，走“第三条道路”的这段历史，却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担心这些没有改造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会重新打出“第三条道路”的旗帜，跟共产党争夺执政地位。而更令毛泽东震惊的是，许多党内的领导干部也开始和这些错误言论遥相呼应，对党的一些方针、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这就使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对社会矛盾的分析发生了变化。在他看来，历史上曾主张过走“第三条道路”的势力，在开门整风中死灰复燃了，而且他们还得到了党内具有“修正主义”思想或者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党员干部的配合行动。这样，党内党外的右派们对这条道路的鼓吹就不再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政治斗争问题了。毛泽东后来说道：“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这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的成分有没有呢？有，但是我看政治斗争占主要成分。”

由于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的影响，毛泽东在整风运动后期对知识分子和党内状况都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严重估计。再加上苏联东欧局势变化的影响，使得毛泽东头脑中重新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夸大了敌对势力进攻的严重性，否定了自己过去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国内社会矛盾的正确判断，也使他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转入了迷途。

（二）毛泽东探索走向失误的主观因素。

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长期性缺乏清醒的认识，主观臆造和追求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毛泽东探索走向失误的主观因素。

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家，毛泽东曾经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的观点，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借鉴。然而，可惜的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长期性、阶段性的认识并不是始终清醒的。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迫切希望能够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超英赶美，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从而战胜资本主义，以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这一强烈的愿望一旦和骄傲的情绪相结合，就必然头脑发热，从而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

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都不同程度地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出现了一种轻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思想倾向，加上当时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使毛泽东更加看重阶级斗争，产生了急于求成、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毛泽东忽视了基本国情和客观经济规律，以为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起来，从而尽快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左”的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头脑中的空想成分越来越多，他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经济规律而萌发的超越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毛泽东追求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急于将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改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内，毛泽东还是较为清醒的。他曾经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可以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他批评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太早，认为在我国这样的政策可以搞得时间更长一些。1956年12月，他同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时还指出：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有困难，社会有需要，可以考虑私人开大厂，可以雇工、订条约，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没收，开设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这样定息也有出路，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在他看来，在总体上消灭资本主义之后，可以搞一部分资本主义。但是“左”的思想发展起来之后，他的认识发生了急剧变化。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不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被取消，而且连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也被取消了，集体所有制经济急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虽然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起，毛泽东不断地批评各级干部中存在的急于过渡的倾向，但仍然认为农村人民公社是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毛泽东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继续认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再次表明了要尽早地将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意图。这是当时“左”的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源之一。

2.急于改变按劳分配政策，实行名为共产主义实为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农村人民公社兴起后，供给制风靡全国，毛泽东很欣赏这种分配制度。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反复号召废除工资制，重新采用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他指出，人活着只搞自己的饭吃就与动物没有什么两样，“不搞点（东西）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他认为，工资制“是向资本主义让步”，“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他还指出，有些人认为平均主义产生懒汉，但事实上却是等级制产生懒汉。他认为过去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是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他说：“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他认为，在对自然界的斗争中，实行供给制决不会降低人们的积极性和责任感。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尽管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劝告，停止推行恢复军事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计划，但对于人民公社的吃饭不要钱、看病不要钱等“七包”“十包”的供给制或半供给制仍然十分推崇，他很欣赏三国时代张鲁的原始共产主义政策，并在会议期间多次谈到张鲁的“置义舍”“吃饭不要钱”来为人民公社推行的平均主义制度作历史论证。直到国民经济进入全面困难时期，1961年6月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时，毛泽东才不得不取消供给制，将加入公共食堂的方式改为自愿选择。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越来越陷于贫困境地。

3.不切实际地单纯强调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基本上否定了物质激励的积极作用。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这种倾向比较明显。1958年8月，他在北戴河会议讲话中批评工资制、批评资产阶级权利等问题时，一再强调战争年代的牺牲精神，要求现在的人们也应像战争年代一样，不讲代价。他认为，要加班费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按钟点计算报酬不能算道德高尚。他不同意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重赏重罚制度，认为这是片面强调物质刺激。他称赞人民公社搞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要求各级党委对在实际生活中增长的“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大加推广。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继续强调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继续批评苏联教科书讲的物质刺激会使生产增加的观点，认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等等。毛泽东的批评夸大了物质激励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不当而产生的消极影响，实际上否认了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这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国大多数人民的道德文化素质，是极不适应的。

4.轻视中国落后的客观实际，试图实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穷过渡”。继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之后，随着“左”的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在一段时间内不大讲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了。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提出，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要100年，可以50年，个别行业可以试行一些办法和实验，也可以考虑先由一个省进入共产主义。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鼓舞下，许多市县开始制订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有些县甚至制订了2年、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这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也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面对中国当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认为这是好事，越穷越好过渡。他在1958年4月写道：“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从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起，毛泽东虽然带头降温、煞风，批评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过来，因而对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仍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只要几年就可以实现，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是从按劳取酬到“按需分配”，人民公社则是实现这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在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讨论了什么时候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认为即使我们先进入，也要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我们在10年之后可能进入。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完全改变了他在1957年反右斗争以前对我国国情的比较正确的分析和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的正确认识，不仅是要超越社会主义的某个阶段，而且是要超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尽管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公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人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强调要“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但那时实际上已深深陷入超越阶段的空想论，坐在“不断革命”的列车上刹不住车了。

（三）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偏差。

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经提出过一系列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作为那个时代的人，他对某些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认识，不可能达到今天的高度，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偏差。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即使毛泽东曾经提出了一些正确的观点，由于他在理论认识上的不坚定，在实践中也没能坚持下去，最终使他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向了迷途。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认识上的偏差，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虽然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提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两阶段论”，但最终却走向了“大过渡”理论。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探索，历时20余年，一直延续到他逝世。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探索呈现出正确与错误相互交织、并最终走向迷误的特点。

在1956年前后，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但很不完善，需要经过长期的奋斗才能建成的正确论断。到了“大跃进”期间，受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又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可以加速建成、甚至可以提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空想思想。如1958年8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宣布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弊端的显露，1959年前后，在纠“左”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科学命题，并认为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时期。但到了60年代初，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判断上，又陷入了“大过渡”的误区之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提出了研究“过渡时期”的问题。他提出：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才对，要好好研究。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就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过渡时期已经结束，而毛泽东则注意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只是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而不能说它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发展有一个从建立到建成的过程。这是毛泽东比斯大林的高明之处。但是毛泽东面对着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命题时，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过渡时期，实际上是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列宁区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曾明确把过渡时期限制为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毛泽东误认为过渡时期是到社会主义建成即实现共产主义之时止，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看成是过渡时期。因此，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就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1963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其实，这种观点恰恰是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误解）这样，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最终走进了混淆历史阶段的“大过渡”的误区，他把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混为一谈，把整个社会主义都看作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理论上的这种错误认识，必然导致了把阶级斗争当做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这是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2.由于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认识不清，从而导致了在工作重心转移问题上的动摇和反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确定了每个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毛泽东为了明确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做了大量的调查，并研究了苏联历史转折关头的经验，从而得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结论。他在他主持起草的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应当说，毛泽东的这个认识是非常清醒的。可惜的是，当国际国内出现大的政治风波时，他却对这一正确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从1957年开始，由于对国际上波匈事件和国内的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看得过于严重，毛泽东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1957年6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个看法开始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随后，在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重提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他抓住八大关于主要矛盾在提法上的缺陷，否定了八大的正确论断，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但是，尽管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但他对经济建设问题仍然很重视，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了农业问题，讲了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问题，也讲了学习科学技术和培养庞大的技术队伍的重要性问题。此后不久，在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又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可见，他的思想一直处于摇摆中，对主要矛盾的看法可以说处于二元重点论之中。一方面理论上承认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明确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且宣布我国社会还有“两个剥削阶级”。另一方面，他仍然把党的工作重心确定为经济建设。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种二元重点论的观点是很不协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根据社会主要矛盾来确定主要任务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应当是统一的。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二元重点论的观点，导致他不能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因而也就无法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种二元论的思想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阶级斗争“左”倾思想的发展，到了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便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元论所代替。经济建设不仅没有被放在工作重点的位置上，反而遭受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运动的严重破坏。

3.虽然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但始终没有冲出产品计划经济的樊笼。苏共二十大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暴露出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弊端。毛泽东对此有所察觉。他开始思考如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体制，并提出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但是，由于受传统理论的影响，毛泽东始终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他的一系列改革思想，也始终没有超出这些框框的束缚。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他们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提出了许多设想，创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公有制社会里，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取代商品经济的是社会直接组织生产和分配的产品经济。斯大林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虽然承认社会主义有商品生产，但却未能从根本上摆脱产品经济的模式。他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性质问题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产品经济。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及斯大林的观点，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他认为，实行计划经济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重要条件。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说：“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长远计划，人们看一看它的内容就知道了。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显然，毛泽东把计划经济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认为实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所独有的特征。1957年他又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过程中，毛泽东虽然提出了许多构想，形成了一些有突破意义的新思路，也模糊地触及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但从总体上看并没有突破产品经济的传统模式，有些改革的指导思想还只是出于完善这种模式的目的。例如，那时进行的中央向地方分权改革，主要是围绕着各级行政管理部门经济权限的划分进行的，还没有把搞活企业放在首位，也没有着重转向用经济手段来调节和管理经济，因而这种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产品计划经济的框架，只不过是产品经济体制内部的某种调整或变动而已。那时确认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模式，虽然也引进了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某些机制，但其主旨是在健全、完善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改变其僵硬性，使其具有一定的多样性、灵活性，也并非从根本上要改变计划经济，而是要搞一种略为宽松的计划经济而已。那时，对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的固有观念——即认为只有它们才是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几乎是没人怀疑的，它始终主导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到了六七十年代，随着毛泽东“左”的思想的发展，阶级斗争扩大化不断升级，他那不成熟的、含有矛盾的商品经济理论，不仅没能沿着曾有过的正确思路继续前行，反而是过多地看到、甚至夸大了商品经济的消极作用。以至到1974年他明确提出，对“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样，就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等当成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把社会上小商品生产、自由市场的存在，看成资本主义的苗子。这样，他对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尝试，也就只能以步入迷途而告终。

社会主义实践是一场伟大的探索。列宁曾经把社会主义实践比作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罕至的高山，而不是宽广、笔直、平坦的涅瓦大街。既然搞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试验的过程，就存在着发展和成功、失误和失败两种可能性。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作为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核心，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孜孜以求，艰辛探索。尽管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的探索最终没能成功，但却为同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邓小平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并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开启了大门。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