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产生的自然基础

第一节　中国文化产生的自然基础

历史地理环境，是指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整个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一般说来，自然地理环境的构成因素有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海陆分布等，而人文地理环境的构成因素则有疆域、政区、民族、人口、城市、交通、农业、牧业等。

一、广阔的文化发展基地

中华大地地处全球最大陆地——亚洲大陆东部和全球最大海洋——太平洋西岸。其地理条件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疆域辽阔，腹里纵深，回旋天地开阔，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繁复多样，形成一种恢弘的地理环境。这是其他多数古老文明的发祥地难以比拟的。中国文化因而拥有一个较之其他古文化更为广阔的发展基地。

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是被称为中华民族、中国文化摇篮的黄河流域。这片七八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在古代曾是林茂草肥，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域。华夏先民在这里牧猎进而发展农耕业，奠定了文明的根基。对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等猿人化石的考古发现，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一百多万年前至几十万年前，已分散于东亚大陆的广大区间。长江乃至辽河流域，以及西南崇山峻岭间，也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样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些区域的总面积有五百万平方公里左右。

自殷商时代起，中国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此后，中华先民活动地域愈益扩展。殷商人最早居住在山东半岛，公元前14世纪，盘庚迁殷，居住中心移至黄河中游。周人崛起于陕甘高原，又在泾渭平原得到发展，并不断向东扩充，成为雄视中原的王族。楚人在长江流域发展了楚文化，使中国文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展。自春秋至战国大体形成三晋、齐、燕、秦、楚、越六大文化区，地理范围大约包括秦长城以南，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尚书·禹贡》把当时的版图划为九州，《吕氏春秋》更对九州有确切划分：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这“九州”便是自上古以来中华先民着力开发的地段，在同期文明古国中，领域辽阔，无与伦比。

秦汉以后，以上各区域文化融合而为汉文化，先民继续开疆拓土，实行民族交汇，形成地广人多的大帝国，又经唐、宋、元、明、清历代发展，终于奠定了今日中国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域，为中华民族及中国文化的滋生繁衍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二、完备的气候类型，繁复的地形、地貌和流域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三分之二，盆地和平原约占三分之一。山脉多东西走向，河流也因此多东西走向，自西向东构成了落差明显的阶梯（习惯上称“三大阶梯”）。

中国领土大部处于中纬度，北温带，气候温和适中，提供了较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所以，温带——暖温热带成为文明的发祥地和繁盛之区。正如黑格尔说：“历史的真正的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1]中国气候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季风气候明显，二是大陆型气候明显，三是气候类型多种多样。完备的气候类型为农业经济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基础。秦岭淮河以北成为以小麦、粟米为主要作物的旱地农业区，以南成为以稻米为主要作物的水田农业区。又由于降雨量的大势是东部充沛而西部稀少，这便使东部成为农耕区，西部成为畜牧区。“自然之富、物产之丰”的地理环境，是滋养、孕育中华文明的先决条件。

三、复杂的地理环境是中国文化多样化发展的空间条件

中国作为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政治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各地的文化发展也极不平衡，丰富多样，异彩纷呈。

早在晚周时代，环境的多样性就导致文化的多元状态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便是明证。东临沧海、山海兼备的齐鲁文化与处在“四塞之地”的秦文化大不相同，南方的楚文化与地居中原的三晋文化也不同，同在长江流域却又因上中下游地形地势之变化而各具特色，如巴蜀文化、楚文化与吴越文化。至于在干燥的西部发展起来的游牧文化与在湿润的东部发展起来的农耕文化更是大相径庭。

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衣食住行之不同而导致风俗习惯之差异，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经济、政治等因素，对学术文化的发展、学派的形成都产生出深刻而久远的客观影响，常常因地域而分野明显。这种由地区多样性导致的文化多元倾向，与文化“大一统”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文化的显著特点。即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