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发展

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发展

一、秦汉：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完成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的一统帝国——秦朝。政治的统一为文化的一统创造了必需的外部条件，而文化的一统又反过来促进、巩固政治的统一。秦一统天下，雷厉风行扫荡“田畴异亩，车塗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24]的“异”之种种，建立统一文化，实行“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增进了帝国版图内各区域人民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文化心理上的共同性，促进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

统一文化的同时，秦汉统治者致力于思想学术上的统一。战国后期，诸子们已开始尝试用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秦统一天下后，更执著于“别黑白而定一尊”。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下令“焚书”，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随后，不满秦始皇专制、暴戾的方士因逃亡被缉，“坑之咸阳”^[25]。“焚书坑儒”开了历史上君主思想专制的恶例。

西汉王朝，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前提下，汉武帝任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董仲舒援引“春秋大一统”之精义，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鼓吹黜百家，尊儒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避之学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6]他以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指针，高举“崇儒更化”的旗帜，寻找到了与地主制经济、宗法专制君主政体比较吻合的文化形态，对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影响历久至深。

经过汉武帝、董仲舒的鼓吹、改造，儒学取得了“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其表现方式是儒学的经学化。“经”的内容，最初仅限于孔子删定的“六经”——《诗经》、《书经》、《易经》、《礼经》、《乐经》、《春秋经》。汉武帝时，《乐经》已亡佚，故尊称“五经”，武帝只取“五经博士”，并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士子想做官，唯有攻经路径可走，使传经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经学。武帝以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成为儒家经学的一统天下。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将教育、考试、选官三者结合起来，是武帝时代的大创造。孔子“学而优则仕”的主张，自此以后便作为正式的文官制度确立起来。从汉代至清，经学一直居于官学正统地位。

二、魏晋南北朝：文化的自觉时代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社会苦痛、政治混乱的悲剧时代。然而，战乱与割据却打破了一元化的专制政治与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局面，使魏晋南北朝成为“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人们思维空前活跃，从不同角度去寻求和确定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求得“人自身的不断解放”。

1．玄学兴起

经学的失落，礼教的危机，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儒学的信仰危机。“有晋中兴，玄风独振。”^[27]对人生意义的探求，把魏晋思想引向玄学。

玄学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贵无”，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它是与两汉儒学大不相同的学术思潮。两汉儒学着眼于实实在在的王道秩序与名教秩序的建构，玄学却以关注个体生命，探求理想人格为中心课题。两汉儒学热衷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魏晋玄学却从汉代的宇宙论转向思辨深邃的本体论。

玄学从产生之日便具有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想的“纯”哲学意味。一股力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思辨新风注入中国传统哲学的躯体，使它产生出勃勃生机。理想思辨空前活跃，使魏晋学术富于谈玄析理的特色，也充分显示出一种理性美、智慧美、内涵美。如魏晋时期文学批评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都具有前代少有的理论系统性和深刻的美学内涵。

玄学的哲学本体论带动魏晋南北朝人的审美趋向。审美对象也从外在的纷繁现象转向内在本体，汉末以来风靡社会的人伦品藻，由可见之形、可见之才的审视变为超乎外在物象的内在精神性考察。《世说新语》充分展示了那一时代人们“重神理，而遗形骸”的审美意趣，从人的本体精神去把握人格美的真谛。新兴的山水诗与山水画等，以“传神”为旨，“重自然轻雕饰”，也深深浸染着玄学审美之风，充满自然之趣。

玄学作为一种本体论哲学，其现实意蕴是对魏晋人的理想人格追求作出了理论上的建构。在玄学家看来，“道”（“无”）就是最高的人格理想，魏晋人士“悟道会神”的生活追求的就是这个目标。他们或徜徉山水，寄情山林，以琴诗自乐，追求一种“不与时务为怀”^[28]，“萧条高寄”的生活，或以“狂放为达”，“从心所欲”，“任情造性”，“不拘礼法”^[29]。陶渊明与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便分别是这两种行为方式的代表。在魏晋士人的推动下，老庄“贵无”、“法自然”的人格理想和价值观念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推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进而铸造了中国士大夫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

2．道教创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风蔚然的社会心理基础，成为宗教赖以滋生的气候和土壤。源于古代巫术，产生于秦汉时期神仙方术的道教，在东汉全面酝酿，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刘宋，庐山道士陆修清统一，并贯称“道教”，遂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宗教仪式和斋醮程式、道德戒律。萧梁陶弘景以“天子师”之尊构造道教神仙谱系，叙述道教，传授历史，道教规模大成且基本定型。

道教生长于中国文化土壤，具有与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不大相似的本性特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首先，在思想渊源上，道教“杂而多端”，道家、儒家、墨家等哲学流派以及传统星相术、医方术、谶纬之术等等，都是道教得以最终形成的思想养料。在神仙世界的构建上，从流传于古代中国尤其是楚文化圈的种种神话中采撷出神鬼精灵，构造出一个长生不死、超越时空的神仙世界；在教旨上，以长生成仙为目标，追求“人如何不死”，从而与世界宗教热衷于“人死后如何”的探求大相径庭，表现出人的生存欲望，具有一种“不信天命，不信业果，力抗自然”的勇猛气势，也恰恰体现了中华民族重现世、重现实的民族性格。道教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承传不息，给民间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使中国的民俗、民风、科技、建筑以及政治斗争都不可避免地浸染上道教文化的色彩。

3．儒、玄、道、佛多元激荡

与道教勃兴的同时，佛教亦由幼弱走向壮大，闯进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系统，由此形成儒、玄二学与道、佛二教相互对抗与冲突，相互吸收与融合的多元激荡态势。

儒、玄二学在魏晋时期的冲突非常激烈，玄学之士“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30]，儒学之士则责玄学家“好谈老庄，排弃世务，崇尚放达，轻蔑礼法”^[31]。而“儒玄双修”之士的大量涌现又体现出二学相互吸收乃至合流的趋势。与老庄之学有着不解之缘的道教，对儒家有调和无排斥，甚至将儒学伦理精义纳入教义、教规中，而儒家对道教不排斥也不调和。来自南亚次大陆印度的佛教，与玄学一拍即合。到了东晋，几乎将玄学完全融入其中。“儒家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家对儒家，调和多于排斥；佛教和道教互相排斥，不相调和（道教徒也有主张调和的）。”^[32]二学二教的相互对抗与整合以及匈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冲突，使中国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并在这种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得到多向度的发展与深化。

三、隋唐：文化的黄金时代

公元7世纪，隋唐大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东西呼应，威名远播。隋末农民大起义以及均田制、科举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魏晋南北朝以来活跃于政治舞台的世俗地主阶级受到沉重打击。地主阶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下层庶族寒士科举入仕参政，登上文化政治舞台。作为世俗阶级的精英分子，身处有为之世，以巨大的自信与热情为隆盛的唐文化注入了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特质。

1．兼容并包“有容乃大”

有强盛的国力，有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唐文化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和顾虑的“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意识形态上三教并行，文化政策兼容并包，文化人受到宽容对待，创作少有忌讳，唐文化呈现出浓烈的开放氛围。与此同步，它还以博大的胸襟吸收外域文化，如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宗教等，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就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堪称卓越范例。

2．艺术成就辉煌灿烂

空前的统一和强盛，对文化和文化人的宽容以及对外域文化的大规模摄取，成就了一个辉煌灿烂的令后世追慕不已的艺术时代。首先，这是一个全民族诗情焕发、诗歌创作空前活跃、诗歌成就风采熠熠的时代。闻一多有言：“一般人爱说唐诗，我欲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一方面，文人创作的诗篇被广为传诵、吟唱；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的诗歌创作充满了高涨的热情，“行人南北尽歌谣”^[33]“人来人去唱歌行”^[34]。此期诗歌创作仅在清代所编的《全唐诗》中就有作品48900余首，诗人2300余家。其中既有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等诗歌巨匠，又有杨师道、王勃、杨炯、骆宾王、七岁女等神童诗人，还有上官昭、李季兰、薛涛、鱼玄机等女诗人。经由这些天才诗人的杰出创造，中国诗歌从内容风格到形式技巧均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

唐朝又是书法与绘画的极盛时期。书法方面，篆书圆劲，阳冰篆法后世多循；草书飞动，张旭狂草挥洒淋漓：行书纵逸，李邕、颜真卿“麓山寺碑”，“争坐位贴”最为艺林所重；楷书端整，成就斐然。著名的欧（阳洵）、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四大家使唐楷臻于登峰造极地步；颜柳二家更是被推为中国书法宗师。绘画方面，人物画辉煌富丽，豪迈博大；山水画金碧青绿之美与清秀淡雅的水墨韵味交相辉映；花鸟画登上画坛，规模初具。整个画坛新鲜活泼，充满生命活力，“灿烂而求备”（唐·张彦远），代表人物是“画圣”吴道子。此外，唐代散文成果也很丰硕，其领袖人物为韩愈、柳宗元，他们发起的古文运动，影响深远。

四、两宋：文化的极盛时代

公元750年的安史之乱后，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标志土地国有制的均田制崩解，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渐居社会经济主体地位，都市经济也开始萌芽。与此相呼应，中国文化也转向内省精致，市井文化兴起，科技教育取得重大成就。陈寅恪在为《宋史职官志考记》一书作序中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1．理学建构，注重内省

两宋理学的建构堪称这一时期文化的最重要标志。它以朱熹为代表，将纲常伦理确立为“天理”，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指明了自觉认识天理的途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尽管将“天理”与“人欲”相对立，要求以天理遏制人欲，表现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和“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趋向，但它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节操和社会责任、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就体现了理学的精神价值和道德理想。

2．精致细腻的士大夫文化

两宋文化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出精致、细腻、内趋的性格。作为一代文学之胜的宋词，侧重音律语言的契合，造境取径狭小新巧，摇曳空灵，幽约惆怅，极为细腻、精致。虽有苏辛豪放词风，“婉约”、“阴柔”始终是词坛主流。宋词雅，宋画也雅。两宋绘画富于潇洒高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两宋古文舒徐和缓，阴柔澄定；宋诗如纱如葛，思虑深沉；士人饮茶，品第烹点，咸造其极；文人玩赏的瓷器尚朴澹，重意态；文人服饰也以简朴清秀为雅。两宋文人士大夫不同于唐人的心境意绪，在文化的各领域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3．市民文化的兴起

以中晚唐以来都市经济发展为基础，两宋市民阶层崛起，市井文化蔚然兴起。与上层文化的贵族口味、士人情调相对，市井文化充满着野俗的活力，具有广阔的普及性。中唐以来流行市井的傀儡、参军歌舞小戏继续兴隆，标明“市人”为读者对象的“市井小说”开始出现；瓦舍等游艺场所固定下来，表演节目丰富多彩，士庶老少咸集其中，热闹非凡。

4．教育科技取得成就巨大

两宋时期，教育发达，科技成就令人目眩。教育方面，以官学为代表。一方面，在学校教育制度上等级差别不断缩小，有利于低级官僚子弟乃至寒庶子弟脱颖而出；另一方面，重视发展地方学校，据宋史记载“学校之设遍天下”^[35]。这是宋文化繁盛的基础，也是宋代整个社会文化素养超过汉唐的原因所在。科技方面，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是最突出的发明成果。此外，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医药学、冶金术、造船术、纺织术、制瓷术等方面也取得了惊人成就。代表人物沈括，“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36]，被称为“百科全书式人物”。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无论是科学理论研究，还是技术的应用推广，比起两宋来都大为逊色。

五、辽夏金元：游牧文化的碰撞

宋文化细腻丰满，但远不比汉唐文化气势雄壮。唐太宗李世民曾以“天可汗”的尊称威慑周边，而宋代自立国之日起，就长期与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相对峙。

1．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

契丹、党项、羌、女真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的长期包围、撞击，一方面使北宋人因被动挨打、南方人因国破家亡而生出的忧患渗透宋文化的各层面，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岳飞的词，范仲淹、王安石的变法，都是这一文化背景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些游牧民族又从汉文化史吸收到丰富的营养。辽朝朝野推崇孔子，《贞观政要》、《史记》、《汉书》被译成契丹文，广为流行；辽君主受汉文学影响“雅好词翰，咸通音律，文学之臣皆淹风雅”^[37]。在西夏，《论语》、《孟子》皆有本族译本，宋仁宗时已开始任用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马，行中国法令了。金国女真人奉儒学为正宗道统，《老子》、《荀子》、《史记》、《汉书》等被列为国学内容，汉地流行的典章制度、科举制等被推行，金人对汉文化的汲取和整合，使“人物文章之盛，独能颉颃宋、元之间”^[38]。公元13世纪蒙古人入主汉地，取儒家经典《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游牧民族与农耕文化的交融更为深刻。元世祖忽必烈受汉族儒生士大夫影响，改革漠北旧俗，“行中国事”，使统治体系和文物制度大幅度“汉化”。程朱理学也在这一时期成为官学，对明清文化格局影响重大。

2．元杂剧兴起

元代科举被废止七八十年，文人仕途一度中断，一部分潦倒者与盛行勾栏间的杂剧联系增多，并投身于“以其有用之才”，“舒其拂郁感慨之怀”^[39]的杂剧创作。《窦娥冤》、《蝴蝶梦》、《鲁斋郎》、《陈州粜米》等名作，愤激地谴责黑暗，凝重地传递、倾吐出内心的郁闷和不平。而以“天下夺魁”的《西厢记》为代表的另一类作品则以充满希望的热情，讴歌了非正统的美好追求。

3．中外文化交流规模盛大

元朝版图空前广大，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也以宏大的气势展开。一方面，对欧亚大陆的征服，西部、北部边界实际上处于开放状态，穆斯林大量迁入，使用汉语却又信仰伊斯兰教，浸润着阿拉伯、波斯文化传统的回回民族渐趋形成。基督教在唐代景教的基础上，又传入了罗马天主教，并在大江南北遍设教堂，教徒众多。亚欧大陆的沟通，为旅行家大开远游方便之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使中华帝国成为西方人心目中遥远的梦想。大批中亚波斯人、阿拉伯人的内迁，带来了异邦的先进科技，如当时世界领先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元天文学家郭守敬提出与目前国际通行公历完全相同的《授时历》，就是在发展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基础上充分吸取阿拉伯天文学成果而制定的。另一方面，蒙古人的西征也使中国文化西传速度加快，火药、印刷术、历法、数学、瓷器、茶、丝绸、绘画、算盘等被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六、明清：文化的沉暮与开新

明代和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晚期。几百年间，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发生松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与此相一致，中国文化也进入到一个沉暮与开新的时期。

1．文化专制空前严厉

君主专制政治制度在明清时代登峰造极，思想文化界也被空前严酷的文化专制钳制着。其突出表现就是文字狱盛行。明朱元璋以文字之“过”，“纵无穷之诛”，其特务机构东厂、西厂、锦衣卫也以士人为重点侦伺对象。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常州府学训导蒋镇等大批儒生士大夫因文字而遭横祸。清代文字狱更有过之，仅康熙、雍正时期就有“庄廷龙《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吕留良《文选》案”等轰动全国的大案。文化专制的另一表现是崇正宗，灭异端。朱元璋多次诏示，士人必须“一宗朱子之书”，“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40]。程朱理学被推为至尊，科举考试以朱熹之注为标准答案，“凡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41]。清代乾隆年间，清高宗直接干预《四库全书》的纂修，全力剪除“离经叛道”危及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异端学说；乾隆帝一手炮制了长达19年的禁书活动，毁书3100多种、151000多部、书版80000块以上。士民畏惧于此，“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中国文化自秦始皇焚书以来，遭到又一次浩劫。

2．早期启蒙思潮出现

尽管这一时期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还是出现了具有市民反叛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否认用外在规范人为地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性，高扬了人的主体性，成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从不同侧面与程朱理学这一封建社会晚期正宗文化展开论战，有的锋芒直指专制君主。但是，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嫩弱，这些思想家们也表现出了先天的不足。明清之际最富有战斗精神的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和唐甄《潜书》两部政治哲学著作，虽然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专制帝王，但他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

明代中后期以《金瓶梅》、“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市民文学兴起，反映了城市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社会现实，其生动活泼、富于民间生活情趣的特点，较之明前期空虚华丽的“台阁体”和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都是一大跃进。清代《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病弊，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峰。

3．古典文化进入总结时期

明清两代，中国古典文化在图书典籍、古代科技、学术文化等诸方面都进入了总结时期。图书典籍方面，有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有世界上最早的字数最多的语文工具书《康熙字典》，有迄今为止世界上页数最多的丛书《四库全书》，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是中国古典文化成熟的象征。古典科技方面，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巨著，有在药物学和植物分类方面领先世界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总结历代治理黄河经验的潘季驯的《河防一览》；有中国古代最完备的农学著作——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有称誉海外的工艺学百科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有地理地质学杰作《徐霞客游记》；还有方以智的自然哲学专著《物理小识》等。学术文化方面，清代乾隆、嘉靖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整理与考据，为承传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4．西学的传入与东渐

明末清初，来自欧洲的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将世界观念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技成就传入中国，打开了徐光启、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中国士人乃至康熙皇帝的眼界。其中的徐光启、方以智等人，重视实证方法和数学语言的应用，已初步显示出近代科学思维的风貌。但遗憾的是，由于宗法专制社会政治结构的强固和伦理型文化传统的深厚沉重，“西学东渐”进展比较缓慢。到了雍正年间，随着西方传教士被逐出国门，西学的传入也就几近中断，中国对外的大门日益关闭，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