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第三节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一、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不同观点

自上世纪末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就遭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这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冲突与挑战。中国文化要发展首先必须面对这一现实，正确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近百年来，围绕中西文化的关系，发生过多次文化论争，众说纷纭，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本位文化”论。

“中体西用”论是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的一种观点。这种理论一面主张引进西方的物质文化，一面又要捍卫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两者的关系，前者为“用”，后者为“体”。早期的改良主义者薛福成对此说得很清楚：“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文武周孔之道。”这个处理中外文化的方针，出发点是在政治上企图以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技术来巩固衰老的封建制度，在文化上企图以西方近代科技思想来弥补儒学的不足。当时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一是大量地引进西学，二是开始破坏儒学的固有体系。

儒学的基本体系是孔子所说的“修己安人”，即所谓“内圣外王”。“内圣”是通过内省修身的功夫完成自我道德人格，其具体步骤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外王”是把自我道德人格由内及外、由近及远地推开来，以达到“治人”、“安人”的目的，其具体步骤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修养和“外王”事功都是通过研究儒家经典来实现的，两者统一在儒家经典学习和实践，这就是所谓“通经致用”；通过“修己”即“成德成圣”自然就可以获得“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功效，即所谓“明体达用”。“内圣”是“治身心”之学，“外王”是“治世事”之学，两者是一个内在的统一体，这种统一表现为体和用的关系。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是承袭儒家“内圣外王”的思路而来的，但两者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张之洞在《劝学篇·外篇》中曾这样解释“中体”和“西用”的关系：“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西学治世事。”如果是这样，中学只能“治身心”，而不能“治世事”，因此，“修己成圣”已不可能自然地获得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功”，也就是说，“明体”已不能完全“达用”。这样一来，儒家经典已不再具有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威性，儒学由“内圣”推及到“外王”的逻辑结构就遭到了破坏，而不得不把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引到中国文化中来。这是破天荒的事情，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全盘西化”论是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的产物。胡适是代表人物，他在1929年首次使用这一观点，30年代又校正为“充分世界化”。胡适认为，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是建筑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西方现代文明是建筑在工业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国要想在物质文明方面仿效西方，就必须精神文明方面也仿效西方，即不但在“机械”上，而且在“政治社会道德”上仿效西方。这种观点主要是针对20世纪20～30年代的“东方文化”派和“中国本位文化”派等文化保守主义派别提出来的，它具有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积极意义，也表现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热烈追求。

按照“全盘西化”的观点，全世界各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就只有一种模式。事实上，“条条道路通罗马”，人类文化的演进是多姿多彩的。西方是一种模式，俄国是一种模式，中国又有自己的不同特点。任何外来文化进入异域，都要受制于本土文化的选择，或者说各民族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取舍与改造。以20世纪初输入中国的西学为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进化论。达尔文这一人类进化的科学理论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里，以生存竞争解释人类社会，成为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理论根据。经严复翻译引进中国的进化论，则成为鼓舞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自强保种的思想武器。再如自由学说，在西方强调的是天赋人权，个人的自由权力，输入中国后却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结合在一起。因为中国文化重群体轻个人，个人权力观念一直很淡薄，再加之救亡压倒启蒙的具体国情，个性自由只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流行一时，很快就淹没在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斗争高潮之中。这些事实都说明，“全盘西化”是经不起理论推敲和实践检验的。倡导者的本意是通过全盘引进西方文化重构民族心理，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会导致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失落，陷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

中国本位文化的正式提出是1935年1月。从抽象原则上说，“中国本体文化”的提法并不错，它主张以中国现实需要为标准来取舍中西文化，在理论上批评“全盘西化”论和国粹派保守的文化主张。但关键并不在于这些理论和原则的抽象阐述，而在于如何具体判定什么是中国的现实需要，因为它关系到实际上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的问题。对于这个关键性问题，本位文化派是这样回答：现在西方世界有三套文化，即英美的资本主义、新的国家主义和苏俄的共产主义，而这三者均不合于中国国情，中国需要的是“第四套文化”。什么是“第四套文化”呢？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的后台陈立夫说：“‘将我国固有之道性智能从根救起，对西方发明之物质科学迎头赶上’二语，实足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方针也。”这一方针原来就是“中体西用”论的翻版。在这种文化建构中，没有给民主主义留下任何地位，所谓“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云云，说穿了，不过是适应蒋介石的文化统治政策的需要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20年代以梅光迪、吴密、胡先骕为代表的学衡派主张的“昌明国粹，融汇新知”以及倡导几十年来活跃在思想界的新儒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以民族文化为本，对西方文化采取有选择的吸收、改造和利用。与“全盘西化”论者相比，表现出比较深厚的民族感情，尤其是海内外的新儒家们力图用复兴儒学来解决当代中国的各种问题，希望恢复儒学的统治地位，并用以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一相情愿。传统不可能随便割断抛弃，但在面向世界走向现代必须转换创新。而创新就意味着对习惯的旧有秩序反叛，会构成对以往神圣事物的亵渎，应该以理性的批判精神，大胆地吸收和融化外来文化，改造和更新传统文化，这才是真正充满民族文化自信心的表现。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方针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来的。

所谓民族的，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是说，“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另一层是说，“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这个民族性既包括了文化的民族特征又包括了文化交流中的民族主体意识。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粮食的原料……但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人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15]

所谓科学的，一是说内容是科学的，一是说方法是科学的。为了具体说明科学内容和方法，毛泽东特别讲了应该如何清理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6]这段话概括起来就是两点：一是不能割断历史，二是必须批判地继承。前者同民族虚无主义划清了界限，后者同文化保守主义划清了界限。

所谓大众的，强调的是人民群众享有文化权。毛泽东特别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一点对于发展新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要求，把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为人民奉献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神文化产品。

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更新，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但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做好的一篇大文章，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用科学和理性来指导。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早期共产党人早就提出了“居于今日之世界，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吾国之新精神”^[17]的基本主张。毛泽东同志吸取前人的智慧，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些都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和道路的最准确的表述。

由此可见，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既要反对保守的东方文化优越论，也反对盲目的全盘西化论，而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融会贯通，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无论对中国古老的文化系统，还是对西方文化系统或其他民族文化，都认真地整理、研究、分析，剔抉、溶化，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有益的就“拿来”，无益的就舍弃，像百川汇海一样，吸纳各民族文化的优势和长处，这样综合创新的结果，就可能使古老的中华文化获得新的飞跃，再次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三、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

英国的大哲学家罗素五四运动后不久来到中国，1922年写了一篇题为《中西文明》的文章。文章中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在许多这种交流中，作为‘学生’的落后国家最终总是超过做老师的先进国家。在中国与外来文化交流过程中，假若中国是学生，那么中国最后也会超过她的先进老师的。”罗素先生说这番话是在当时正值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之际，各种西方思想文化的广泛传播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冲击，中国知识分子在挑战中探寻、选择、寻找中国文化走向现代之路。80多年过去了，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文化的面目确实焕然一新，大为改观。然而，从小农宗法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并影响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已经成为历史积淀，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那些因岁月久远而深入民族心理的封建意识，仍然像鬼魂一样盘旋在人们的脑际，限制着人们的眼界，左右着人们的活动，并成为建国后我们几次陷于灾难性困境的重要历史原因，并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一个民族的复兴归根结底是其文化的复兴，而民族的沉沦则起因于文化的沉沦。近代中国百年忧患，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当时的中华文化体系不能提供现成的现代化方案，我们必须在外来文化体系中去寻求。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无数仁人志士也曾向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但均未成功。而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了同样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使中国从积贫积弱的困境中摆脱出来，走上了独立富强的道路。这就以实践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相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葆活力。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中华文化体系有吸收、融会并消化异质文化中合理成分的机制，也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具体体现。

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从异质文化中吸收营养，以增强中华文化活力的现象。其中包括对周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成分的吸纳、融合和对其他国家民族优秀文化的接受和引进。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坚忍不拔、屡蹶屡起，中华文化之所以能一以贯之、从未中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民族认同方面不拘部族血统和地理位置，而只看其是否接受并认同中华文化体系。商以东夷而继夏，周以西戎而承商，皆为华夏所接受。秦以西戎之部族后裔建起大一统的中原皇朝，更是最生动的证明。其后，无论是南下的匈奴、北朝的五胡，还是蒙古的铁马金戈、满族的八旗劲旅，皆被后来的中华文化体系所认同和兼容。正因为有这种吸收异质文化的强大能力，长期以来形成了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之上的巨大凝聚力，才使得中国在近现代的百年忧患中度过险关，重新崛起。

今天，当我们的国门再次向世界敞开，形成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之时，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又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课题。让我们响亮地提出：“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前一句是说中国文化世界化问题，因为中国文化只有走向世界，它才能对世界发生影响。后一句是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问题，因为只有让世界各种先进文化进入中国，中国文化才有可能现代化。如是，仍然面临着如何对待传统和如何吸收外来文化两个不可回避的矛盾。很显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已经具有传统文化和正在建设的现代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起步和基础，我们不可能丢弃自己的传统另找一片净土，轻松愉快地走向现代；同样，也不能死抱传统孤芳自赏，夜郎自大，那样将阻碍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正确的态度是：将传统文化置于现代社会与世界各国文化的挑战中，在激烈的撞击中扬弃、融会、吸收、综合创新，完成创造性的转化，以适应当今社会和未来世纪的需要。

现代中国文化的构成，既不能以民族传统本位为归趋，也不能以现代西方文明为鹄的。它应当确定时代内容和民族特色交叉的价值坐标，从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两个方面吸收有利于健康生长的成分或养料。因此，它实际上是西方优秀文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在现代目标上的重新结合，是经过选择的优化基因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壤上培植起来的全新的文化系统。换句话说，一方面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广泛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解释人类社会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危机；另一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发展要求相结合，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于今有益的部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地融进新质，形成一种开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我们目前正在从事这项极其光荣的艰巨的事业。我们深深了解，真正能充分吸收外来文化，并且对自身文化实行改造创新，又对世界文化作出贡献的文化，必定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一个民族失去了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将不可能充分吸收外来思想文化，更不可能走在其他民族文化的前列。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历经磨难，不仅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以独特气质和贡献震惊世界，而且在风雨如磐的近代史上也不甘沉沦，创造出悲壮动人的光辉业绩，展示了自强不息的优秀品质。我们相信，它完全有能力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再展宏图，建设起让全世界更为震惊的高度发达的中国现代新文化！

【注释】

[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1页

[3]孙中山《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

[4]《资产阶级哲学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

[5]《礼记·礼运》

[6]《劝学篇》

[7]《洋务运动》第二卷第140页

[8]《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418页

[9]康有为《保国会上讲演辞》，《戊戌变法》第4册第409页

[10]陈独秀《伦理之觉悟为最后之觉悟》

[11]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第一卷第10页

[12]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13]陈独秀《一九一六》

[14]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1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7]恽代英《经验与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