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分布

一　研究背景

（一）现代化和城市化

现代化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从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建立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历史巨变。现代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主要包括生产的工业化，居住的城市化，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政治的制度化、民主化，宗教的世俗化和（民族）文化的多元化，社会心理的理性化，社会生活的普遍主义，个人财富获得的自致性等。其中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最初动力，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中国政府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正式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但长期的阶级矛盾和政治斗争一再延迟了实现现代化的契机。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为我们规划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步骤，到2000年中国基本实现了“三步走”中的前两步。党的“十六大”又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十七大”又提出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21世纪中期中国要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当前各级政府都把实现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作为工作重点。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现代服务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超过45%，非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0%，城市化水平达到50%，人均预期寿命达到或超过70岁，平均每名医生负担的人口为1000人以下，成人识字率达到80%以上，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10%以上等。^[1]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指标，全面反映了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发展水平。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整个社会的全面转型。

城市化是人口向城市或城市地带集中的现象和过程，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规律性现象，是“一个国家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并且构成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城市化产生的集聚效应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化、民主化、理性化、世俗化等现代社会特征的呈现。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处于城市化的中前期，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加速城市化，并且每年以接近1%的速度递增。虽然中国的城市化率与世界城市化的平均发展水平相比还有很大距离，也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不合，但无论是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曾经走过的城市化道路相比，还是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速度相比，当前其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已经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整个东部地区渐次率先发展起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个城市带中心城市的人口均逾千万。城乡收入水平的差异，城市经济中心的带动和文化的繁荣吸引着农村人口大量快速拥入城市。人口在城乡间的分布发生了重大改变。第一产业从业人口下降，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增加。人员的自由流动优化配置了劳动力资源。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城市生活方式逐渐代替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西部部分地区生态恶化，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正在遭到侵蚀。为了缓和经济发展与生态恶化之间的矛盾，1999年中央开始推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农业生态平衡发展战略，加上农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西部地区特别是青海、四川、甘肃、宁夏等省区农业人口大规模地流动到东部城市，加快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然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策略导致了一系列特殊制度的形成，实行了城乡分割，包括户籍制、单位制和土地制等在内的整套社会管理体制。这些制度的安排使得社会成员的位置“固化”，阻断了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管理结构。今天，这种社会管理体制虽然有所松动，但基本上得以保持，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聚集先进生产力，对农村社会具有辐射和领导优势，可以集约资源，降低成本，同时又是可以切实提高人们生产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大战略。中国大规模城市化必然产生巨大的流动人口。2005年11月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56157万人，占总人口的42.9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74471万人，占总人口的57.01%。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6.77个百分点。在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中，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口大约有2000万，其中穆斯林大约有200万。

多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主要是占流动人口90%以上的汉族“农民工”问题，而对于占比例较少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略显不足，尤其对于西北少数民族中的流动穆斯林群体研究更是严重不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信仰宗教，是具有宗教信仰的流动人口。在有宗教信仰的流动少数民族中穆斯林群体具有显著的特征，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流动方式、宗教生活的方式、适应城市的方式都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他们大规模进入城市以后是如何适应城市现代化生活的，其宗教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产生了哪些社会问题，给城市穆斯林社区和整个城市的现代化带来了什么影响等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同时这些问题又是非常重要的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3]

（二）宗教事业的快速发展

宗教是人类的共同信仰，是基于人类基本生存状况的基本需求之一，是全世界多数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宗教信仰问题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并且还将长期存在下去。目前世界有60多亿人口，70%以上的人有宗教信仰。中国有接近2亿的人口有宗教信仰，他们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对于信教群体的宗教信仰问题进行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伊斯兰教是世界性宗教，全球有11亿～13亿信教人口，以穆斯林人口为主体的国家有40～50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经1350多年。中国有10个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总人口大约2000万，穆斯林散布于几乎全国所有的县市，但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省区。城市、乡村多有穆斯林聚居的社区。中国穆斯林是具有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双重文化属性的群体，他们的生活和社会适应情况长期以来很少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穆斯林“认主独一”^[4]，崇尚善行，主张和平和顺从真主，追求“两世吉庆”^[5]，是中国多元文化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唯物思潮、科学主义一度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但是“科学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普及导致人类的毁灭也可能就在一个“世界疯人”的一念之间。无数的事实证明，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给人类带来繁荣和福祉，也同样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原子弹的爆炸，“反恐”战争和恐怖主义的盛行，人体克隆技术的日渐成熟，全球气候变暖，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大量物种的灭绝等，都说明人类和谐发展面临的困难日渐增多，科学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又是何等的无能为力。而宗教信仰则是促使人们反思科学灾难的清醒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教在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方面，在修正人们的物欲与客观世界的矛盾方面，在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方面，在缓解社会阶层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的正功能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当然宗教对于社会发展和社会阶层的整合也具有负功能，如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社会竞争，影响科学知识的普及，导致社会进化的速度减慢，在一定条件下（由于信仰不同）导致社会冲突等，这些负功能在中国长期以来已经得到了太多的强调。我们主张在肯定宗教负功能的前提下，要充分认识其正功能。

关于宗教的正功能，学术界大致达成了如下共识:

（1）社会整合的功能。“价值的协调是社会整合的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也就是说，某一社会体系的大多数成员所希望、所同意的那些共同的目的和原则，是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基础。”^[6]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ing Merton）也认为，社会之所以达到团结，首先就因为某些最高的价值和目的是这一社会的成员所共有的。宗教社会功能的主要体现之一就是通过把人类的价值规范神圣化，来敦促教徒自觉遵守社会规范，从而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整合。

（2）心理调试的功能。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Maslow，1908～1970）的需要层次理论来看，生存需要是一种最基本的需要，也是最起码的需要。^[7]诚如韦伯（Max Weber，1864～1920）所言，人并非只靠面包而活。“宗教并不是唯一能够满足此需求的手段，然而事实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绝大多数人依靠的都是这种手段，而且看来还将长久依靠它。”^[8]宗教可以为教徒提供安全感和某种慰藉，使之消除心理上的焦虑与恐惧。缓解、消弭“人与自我”的矛盾是宗教的专长之所在。

（3）社会认同的功能。认同功能是指促使人们在思想上趋向于具有共同信念和价值观念的一种功能。宗教的认同功能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的:一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二是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结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通过“使个人接受宗教价值及有关的人的本质命运的教理，帮助个人理解‘我是谁’，进而使具有同一信仰的人们集结成某种宗教群体，达到群体认同”^[9]。而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结构，宗教把分散的具有同样信念的宗教信仰者组织起来。教规对教徒的特定的约束作用，使宗教成为一个相对更加稳定的社会实体。

（4）社会交往的功能。从充满田园情调的“熟人社会”转变为充满紧张和压力的陌生人社会，邻里之间的情感交流断裂，人际关系逐渐疏远、淡薄，由此居民的不安全感和无归属感日渐突出。而组织性较高的宗教通过宗教仪式，将松散、断裂的人际关系重新黏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增进了人际间的和谐。在处理与其他居民的关系时，信徒一般都会抱着一种“奉献、忍耐、宽容”的心态，这使得信徒与其他居民的交往处于良性互动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现代社会造成的冷漠和压力。对许多信徒来说，宗教是他们在家庭之外，在经济性工作关系之外，能够与他人进行非功利性交往的一个重要途径。

（5）社会慈善的功能。宗教的慈善功能在西方国家长期得到发挥。中国近30年来宗教慈善事业也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并在改善民生、促进环境与心理健康、提升国民伦理道德、推进中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特定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2006年，《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颁布。宗教类的慈善公益事业是全国慈善事业中不可或缺的“棋盘”。中国宗教慈善公益事业应当积极创造出利用宗教信仰来提升国民伦理道德、治疗人们心理创伤和肉体痛苦的社会服务方式，这是其自身的优势之所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宗教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信教人群规模的迅速扩张，宗教活动场所的快速增加，宗教教职人员的迅速增长，宗教团体国际交往的日渐频繁，宗教社会功能的逐渐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日渐迫切，中国社会的宗教发展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0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中对于中国的宗教信仰状况做了如下描述:

公民依法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到法律保障。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宗教方面的综合性行政法规《宗教事务条例》。《条例》明确规定了宗教团体和信教公民在举行宗教活动、开办宗教院校、出版宗教书刊、管理宗教财产、开展对外交往活动等方面诸多权利，同时规范了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依法确保信仰宗教的公民、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宗教活动场所10万余处，各种宗教教职人员约30万人。宗教教职人员履行的正常教务活动，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及按照宗教习惯在教徒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都由宗教组织和教徒自理，并受到法律保护。各宗教自主成立的全国性和地方性宗教团体3000多个，按照各自的章程选举、产生领导机构和领导人，自主办理教务，并印刷发行宗教经典，出版宗教刊物，兴办社会公益服务事业，其中仅《圣经》的印数已累计达3500万册。宗教团体根据需要办有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院校76所。各宗教实行独立自主自办的方针，同时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积极与世界各国宗教组织进行交往和联系。

宗教信仰作为文化力的一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佛教和道教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宗教，在全世界华人心中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在中国，无论是在文化典籍里，还是在里巷俗语中，随时可以发现最初源自佛教的语言和文字。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在中国内地以及港、澳、台地区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中国内地有着5000多家道观，而台湾更是有1万多个道观。近年来，两岸三地道教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在弘扬道教文化的同时，也增进了两岸人民的感情。

随着大量流动穆斯林来到东部城市，伊斯兰教的复兴和发展、伊斯兰文化的恢复和传承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不少城市的主麻日聚礼、两大“尔德节”会礼的人数正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新建、改建、扩建清真寺已经成为不少城市宗教管理者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事情。南京市政府近年来投入大量资金改建扩建了净觉寺、太平南路清真寺、草桥清真寺，深受穆斯林欢迎。上海浦东清真寺豪华壮观，吸引了大量中外穆斯林。各城市地方性伊斯兰教文化宣传刊物快速发展。各地伊斯兰教协会正在完善组织形成合力推动伊斯兰宗教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宗教盛事连连，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的兴旺发达为宗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另一方面也说明宗教在促进世界华人之间的交流，促进海峡两岸人民之间的交流、促进中国乃至世界和谐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都促使我们对宗教事业的发展给予重新的定位。我们对流动穆斯林宗教信仰问题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三）宗教与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快速的社会分层，中国社会正在扩大的两极分化趋势已经非常严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基尼系数已经达到或超过0.47。社会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快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不和谐因素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宗教信仰问题如果处理得好能够化解社会不和谐因素，但是如果处理不好也可以成为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助推器。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大量有宗教信仰的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必然影响到城市的多元文化互动关系，也必然会给城市社会的稳定和谐带来一定影响，在某些大城市这种影响已经非常紧迫。^[10]

200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是“当代世界宗教和加强我国宗教工作”。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宗教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主动地做好宗教工作，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努力把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共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11]。为此我们必须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认真研究宗教问题，力图改善城市多元文化的互动关系，积极引导有宗教信仰的流动人口适应新环境，融入城市社会，以实现社会的长期和谐与稳定。由于中国流动人口多、规模大，有宗教信仰的流动人口已经在适应城市过程中出现一系列不适应现象，因此如果不能积极引导有宗教信仰的流动人口和谐地融入城市，则流动人口就有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导致社会问题。

从宗教信仰与社会和谐的关系来看，大量不同信仰的人群聚集在一起既有可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也有可能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宗教信仰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认真研究如何引导宗教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一面，促进中国和谐社会的形成，同时还要研究宗教信仰中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一面，以防止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增长。

从有利的一面来看，宗教大多要求信众克制自己的世俗欲望，去实现一种超现实的社会理想，有利于控制人们物欲的膨胀；宗教大多具有一定的组织，对于信众进行思想和行为的有效管理，引导信众自觉遵守社会行为规范，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宗教大多有一些仪式或仪轨，能够在信众心中产生一种无上荣光的心理感受，有利于社会的整合一致；宗教大多有关于神的描述和关于来生或后世的警示，要求信众要遵守社会公共道德，以实现来世的幸福，有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自律水平；宗教大多具有心理调试和心理暗示的功能，有利于缓解现代社会的工作压力和社会压力，促进信众的身心健康；宗教大多具有世界性，是世界性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利于同一信仰的民众产生心理认同；宗教大多有经典和经书，是世界多元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历史上很多社会和自然知识都是通过宗教活动得以普及的；宗教大多具有深刻的哲学思想，为信众认识世界提供价值观和思想体系。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如果绝大多数民众都信仰一种宗教，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在没有外来力量介入的情况下很容易保持长期的和谐和稳定。这就是多数世界性宗教都保持上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而长盛不衰的原因。因此从宏观上来看，大量民众信仰一种宗教是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如果同一地区不同的宗教信众集中在一起，也很容易产生不稳定因素，甚至是社会动荡。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的动荡大多与不同宗教信仰的矛盾冲突有关，如科索沃战争、“9·11”事件、车臣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巴以争端等。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爆发争端，如两伊战争等。当然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深层根源乃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不同，也就是说，冲突的根本动因是利益。宗教是其冲突表现的一种形式，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种形式。

在世界上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导致的地区矛盾和冲突中，最严重的是巴勒斯坦的首都耶路撒冷，那是一个“被信仰挤爆了的圣地”，二战以来的数十年中从来就没有安宁过一天。在2005年底法国巴黎骚乱中，宗教也是不可回避的因素。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二代或三代移民，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和社会保障，加上长期生活在贫困而隔离的郊区环境，已经对巴黎当局的统治政策产生了严重的隔膜，到处是成堆的“干柴”，只要一个小小的“火星”就可以点燃。两个青年的意外丧生就成为大规模骚乱的“导火线”。

原来的超级大国苏联因为没有解决好中亚地区民众的宗教信仰等问题而不得不解体。当然苏联的解体是很多原因导致的，民族宗教矛盾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也或多或少牵涉到宗教信仰问题。古老的印度虽然印巴分治、东巴独立，还是没有解决好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冲突。然而，世界上确实也有一个超级大国，其人口几乎来自全世界。美国是众多不同信仰者集中居住在一起，而没有因宗教信仰问题引发大规模动乱的国家。我们有必要研究美国的宗教政策，寻找不同宗教信仰的移民者何以能够和平共处的秘诀。

美国的宗教政策大体上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是个人私事；任何人不得干涉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也不能干涉国家政治；不同信仰者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受任何歧视；任何宗教都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自由传播；不同宗教文化的多元主义。当然美国也不是一个宗教政策完美的国家，现实生活中同样存在着宗教歧视和宗教压迫、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邪教猖獗、教民教众良莠不分等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还没有发展到威胁整个社会安全的程度。就宗教带给社会的和谐因素与冲突因素的对比来看，在美国，宗教的主要功能是促进了社会和谐。美国有效抑止了宗教可能带来的不和谐因素。

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当然不能因为宗教可能带来不和谐因素而否定宗教可能带来社会和谐的一面，我们绝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

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就是要重视和放大宗教的和谐因素，同时防止宗教不和谐因素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要构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

我们要从改善民生入手，尽快提高基层民众，尤其是流动人口的生活水平，必须尽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不因为宗教信仰不同、出生地区不同、户口所在地不同、受教育背景不同等因素而歧视任何人。要建立全民的社会公平公正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改善民生就是要改善那些社会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就是要改善那些“居无定所、流动无助”人群的民生状况。因此研究流动人口的宗教信仰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适应问题，改善他们的民生状况就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容之一。

流动穆斯林大多从西部流动到东部，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流动到汉族集中居住的大中城市。他们不但要承受和汉族流动人口一样的城市化障碍——城乡二元管理体制，而且还要承受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不同带来的文化冲击。穆斯林特有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习惯既是他们的重要社会资本，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社会适应能力。解决中国流动人口中的流动穆斯林群体宗教信仰问题和社会适应问题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