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政绩要检验

发展政绩要检验

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十七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着力树立正确政绩观，切实按照客观规律谋划发展。要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察实情、讲实话，鼓实劲、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在新的形势任务面前，各级领导干部只有牢固树立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一致的政绩观，才能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社会经济发展各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执政以来，政绩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对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同时也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怎样衡量政绩等重大问题。正确的政绩观与正确的发展观、权利观、人才观、利益观、群众观一道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丰富，是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我们要深刻认识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正确的政绩观的科学内涵，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业绩。为此，探讨政绩观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必将对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深远影响。

一、要客观公正地评估和检验政绩，必须深入分析政绩的基本特征

所谓政绩，是指从政施政之成绩。具体地说，政绩就是从政的实践，就是领导干部在履行岗位职责的实践中运用自己的德才条件，在党的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创造出来的成绩和贡献。

一般来说，政绩有如下基本特征：

客观性　任何政绩并不是虚无缥渺的，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从政绩的手段、方式、结果来看，都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内容。臂如，一条路的开通，一个新建项目的上马，一座电站的竣工和投入使用。任何政绩都是人类依赖一定的客观物质世界的原材料（或加工材料）创造完成的。

创造性　政绩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成果，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具体表现和重要组成部分。政绩是指人们发现并提出和解决新问题后取得的成绩，这本身就是创造，没有创新就没有政绩可言。

条件性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创政绩要有条件。条件包括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条件包括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有时候，创造条件本身就是做出政绩。

层次性　领导工作有层次性，政绩也有层次性。越到高层，政绩越带有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都是事关全局，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越到基层，政绩越带有具体性和事务性。但是，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基层领导的政绩，政绩这根链条就会断裂。

整合性任何政绩，都是由人、财、物、国际国内、政策与法律等多种因素交织　在一起。一项政策的出台，一项决策的实施，一项政绩的完成，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时效性　事实证明，施政的努力与政绩的显现并不完全同步。有的工作花费了大量时间，投入了巨大精力，但是其效益并不能立刻显现出来。有些工作的成效要真正显现出来，也许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因此，追求政绩不能急功近利，要着眼长期效益，真正造福一方。所以，真正的政绩就是没有后遗症的政绩。看政绩不能只看近期取得了多少成绩，还是要看这些成绩是否经得起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历史性　政绩和政绩观古已有之，由来已久，自从人类社会有了领导活动后就有了关于政绩的看法。例如，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发政施仁”、“为民治之”等，既说明了古代领导活动中的为政要务，也表达了对政绩总的看法。汉代司马迁编写的《史记》，宋代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社会研究领导问题及政绩观的最有影响的两篇宏伟巨著。但是，我国古代关于政绩观的研究，一般只限于历史人物统治经验的案例汇编和历史事迹的评述，还没有也不可能上升到科学的水平。例如，有的把政绩等同于为官之道；有的把政绩等同于官员个人的能耐；有的把政绩等同于“治理”，只要天下太平，江山稳固就是统治者最大的政绩。西方也同样。古罗马的大历史学家们所写的史学作品，多数记载的是当时的帝王活动，作者关注的中心是帝王个人政治活动及其直接的效果，而对帝王们政治活动的社会背景和政治事件之间的规律性却缺乏必要的分析和剖析。

阶级性　为什么人的利益服务，这是政绩和政绩观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政绩观都是以统治者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相去甚远、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诞生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为完成面临的历史使命写了很多理论著作，其中包含着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绩观。它要求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干部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和全人类的解放而建功立业，创造政绩。“利在一己勿谋，利在天下则谋；利在一时勿谋，利在万世则谋”。这表明，政绩观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政绩观不仅是个人认识问题、方法问题，更主要的是反映阶级利益的问题。

广延性　政绩和政绩观直接反映官员和领导干部为政的价值取向，是创造政绩的思想基础。无论是古代官员还是现代领导干部，其政绩观不仅会影响到自身的前途命运，而且会影响到周围的人和事，甚至会影响到所从事的工作和事业的成败。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干部，政绩观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干部自身的健康成长，关系着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关系着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在正确政绩观领导下创造的政绩，才能经得起群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二、要客观公正地评估和检验政绩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所谓政绩观，是对政绩的总体看法，包括对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如何创造政绩和怎样衡量政绩等的认识和态度的总和。

政绩是领导干部在任期内履行相关职务取得的工作业绩。它是领导干部从政思想、为政风格、施政目标的综合体现。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正确的政绩观。没有正确的政绩观，一个人就不可能正确地对待政绩，就不可能正确地对待与政绩相关的发展问题，因而也就会为了某些所谓的“政绩”，而不计成本、不顾生态地盲目“发展”。近年来，一些屡禁不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就是这种片面或错误的发展观、政绩观的典型反映。因此，要实践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有正确的政绩观。有了正确的政绩观，我们才能为人民创政绩，得到人民拥护，党的事业才能得到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这是非常及时的，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要客观、公正地检验政绩，必须克服错误的政绩观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些年来，各级领导干部为人民建功立业的积极性很高，愿望也很强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做出了突出成绩，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主流是好的，应当充分肯定。但是，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在如何对待政绩、怎样创造政绩和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所谓的“政绩急躁症”。少数领导干部在追求政绩时存在着一种不良倾向：追求政绩不是为了给群众谋利益，而是以捞取政治资本，升官发财为目的。他们做事是为了给上级领导看，怎么显眼怎么做，怎么有利于自己怎么做，怎么能博得领导欢心怎么做，一切围绕头上“乌纱帽”做文章，这样的政绩越多，群众怨言越多。

至今，虚假政绩、损民政绩、“露水”政绩、“剪彩”政绩在有些地方还大行其道。这些所谓的政绩，即使有时被媒体披露于天下，但也往往能以“主观愿望是好的”或以“不得不交的学费”等理由被原谅或搪塞。即使真的弄得天怒人怨，但始作俑者也往往能有惊无险，大不了换个地方继续干。与对领导者行贿受贿的惩戒相比，时下对那些渎职和善搞虚假政绩者，显得过于宽容。面对那些耗费国家巨资坑国害民，搞“花架子工程”以期换来政绩、换来高位的领导者，面对那些盲目决策，将大把大把的人民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儿的昏官、庸官们，惩处的力度实在过于宽、过于软，必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做出我们党需要、国家需要、人民需要的政绩。这样，我们的党才能取信于民，也才能真正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四、要客观准确地评估和检验政绩，必须把科学发展观与正确的政绩观统一起来

胡锦涛同志指出：“要教育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包括正确看待政绩、科学衡量政绩……真正的政绩应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实绩，是为党和人民踏实工作的实绩，应经得起群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而不是做给上级看的，更不是出于自己的私利。追求什么样的政绩，是衡量一名领导干部能否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自己的试金石。”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新形势下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

所谓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政绩总是与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发展又总是在一定的发展观指导下实现的，这就决定了发展观与政绩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方法论与价值论的统一。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研究解决发展问题，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正确政绩观强调的是用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创造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绩。发展观与政绩观之间的辩证关系表明，科学发展观是正确政绩观的基础，树立正确政绩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保障和具体体现。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去谋发展、创政绩，才能创造出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绩。所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努力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与政绩观的有机统一。

五、要准确客观地评估和检验政绩，必须建立健全科学衡量政绩的标准和评估体系

（一）成本核算是关键

成本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利润。产品产值、销售额等对投资者来说意义并不是很大，他们最关心的销售额减去成本后，还剩下多少利润。在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企业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单纯追求产值、盈亏同企业无关，企业意识淡薄，损失浪费惊人。受此影响，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在追求政绩的过程中，陷入了追求产值的历史惯性，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观念文化使他们本能的不顾成本，只求政绩。于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怪事；随意上项目，不问市场前景，不顾还贷能力，招商引资时，信口开河地给予外商各种优惠政策和税费减免；不问财务是否许可，热衷于建设大广场，大马路，大园区。而上级部门在考核政绩时，也是看施政成果，不计施政成本。只看盖了多少楼，修了多少路，建了多少厂，至于这些路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么多的项目能否有回报，当地的财政是否能够承受，都不在考察范围之内。在不计成本的政绩评价机制的鼓励下，现在有些地方政府领导，为了尽快出“政绩”，以实现政绩利益最大化，不惜付出巨大的政绩成本，给国家和地方造成了巨大的亏空。

中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原因就在于很多干部在实施一些政绩的是时候，不讲成本，一味追求结果，最终导致的是劳民伤财、浪费惊人。因此，为了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十七大的“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要求，必须对各种成本投入，尤其是政绩成本进行研究。

所谓政绩成本，即为了取得领导绩效，由领导者、被领导者和环境作出的各种付出的总和。可用公式表示为：

政绩成本这一定又包含如下含义：

其一，政绩成本由无形成本（时间和精力）和有形成本（人力、物力、财力）构成。在领导活动中，有时候有形成本比重较大，无形成本比重较小；有时候无形成本比重较大，有形成本较小（如用人成本、组织成本、协调成本和激励成本）。

其二，领导绩效是由领导活动的目标和领导活动的效率决定的。在目标正确的前提下，效率越高，领导绩效越好，其成本越合理，因为效率与时间相关。如果目标不正确，无论效率或高或低，都是谈不上领导绩效的，因为这时领导者付出的无形成本和有形成本是一种浪费。因此，领导决策在领导活动中十分重要。领导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政绩成本的大小及其成本投入的结果。从实际领导活动来看，凡是优秀的领导者，都是善于以相对最小成本获取相对最大绩效的人；而平庸领导者则与此相反。

其三，领导活动的总付出并不是一次性的付出计算，而是前后有机联系的一种付出。比如在决策中所需解决的问题已经包含了问题本身所造成的损失，而这种损失已经使领导者在前一阶段作出了付出。又比如用人，如果对该用者不用，实际上浪费了对此人培养的成本，从而导致用人成本的增大。

可见，在领导活动总付出一定的情况下，领导绩效越好，领导成本就越低；领导绩效越差，政绩成本就越高。在领导绩效一定的情况下，领导活动总付出越大，政绩成本就越高；领导活动总付出越小，绩效成本就越低。政绩成本总公式表现了领导成本与领导活动总付出及领导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了降低绩效成本，必须合理控制领导活动的总付出，同时，努力提高领导绩效。领导活动总付出包括了领导决策，领导用人，领导组织，领导协调和领导激励几大方面的付出，几大成本之间是有机联系的。当然，对政绩成本的研究不能机械地采取经济成本完全定量的核算方法，因为领导活动中若干要素是十分复杂而多变的。对其进行研究主要是把握各要素之间的本质关系。

（二）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健全绩效审计和责任追究制度

对于群众深恶痛绝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中央三令五申，严格制止，但是各地追求“造假政绩”的行为仍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这样只要“政绩”，不顾民生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风为何长盛不衰，归根到底，是“政绩”可以决定升迁。决定升迁的是上级领导，一旦上级把这些政绩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升迁就有了日益增加的资本。而对于领导升迁，普通群众基本上是没有发言权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形成组织人事部门、群众、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等组成的综合评估体系。

目前，总的来看，临夏州的绝大多数干部，是树立和坚持了正确政绩观的，他们都想在任多干一些事情，多为一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一些贡献，多为一方百姓谋一些福利。正是在这样的政绩观的指导下，他们带头践行党的宗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兢兢业业工作，踏踏实实干事，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政绩，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称赞。但是，也有少数干部在政绩观问题上出现偏差，给实际工作带来不良影响，甚至严重后果，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

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工作中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求真务实、讲实施、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政绩观，用正确的政绩观去实践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