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流动概况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流动概况

（一）我国人口迁移的总体情况

历史上我国的人口迁移。黄河中下游平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中国人口最初生活和繁衍于这一地区。从秦汉时期开始，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的原因我国人口频繁地迁移，由黄河中下游平原向四周扩散，特别是向南方的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扩散，从而使人口逐步扩散到我国的每一个地区。由“安史之乱”引发的人口大迁移，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的格局，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北方地区，中国人口地理分区的中心首次由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流域。引起我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移民支边、战争和自然灾害。历史上，每当我国北方地区发生一次战乱或者灾荒，就会引起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迁。

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人口迁移。这一时期，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加上政策不允许农村居民迁入城市，我国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数量较少。从规模上看，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我国人口迁移规模较小，频率比较低。据统计，从1954年到1984年，跨越乡镇及城市办理迁移手续的迁移人口为5.94亿人，平均每年在1900万人以上。从迁移方向上看，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净迁出地区主要是辽宁、山东、上海和四川等省市，西藏为迁出和迁入持平的地区，其余地区为人口净迁入地区。人口迁移主要有以下几种：（1）安置失业人员和闲散劳动力的人口迁移；（2）支援新开发工业基地建设的人口迁移；（3）移民垦荒支援边疆建设农林牧业新基地的人口迁移；（4）高等学校搬迁、招生和分配的人口迁移；（5）新修水利和水库库区移民而引起的人口迁移；（6）压缩城市人口规模而引起有人口迁移；（7）少量的自发迁移。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人口迁移受国家政策和户籍管理制度的控制较多，而自发人口迁移和流动相对较少。

（二）大地震后异地移民的必然性

汶川大地震后，受灾地区都面临如何科学选择重建方式的问题。实际上，从中国历史上看，凡发生大地震之后，异地移民是必然的选择之一。⁽¹⁾对此，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历史案例来说明。

1.人往山里走，灾害更频繁。位于中国西南的青藏高原东部、南部边缘和横断山脉区域，是世上地质灾害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地震、塌方、滑坡、泥石流，数千年来一直在威胁着当地人类。近300年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一原本不很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人口日益密集，给原本就脆弱的地理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地质灾害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根据班固所著《汉书·五行志》记载，西汉河平三年二月丙戌（公元前26年3月26日），键为郡（今云南昭通）山崩，壅江水，造成“江水逆流，坏城，杀十三人”。这是中国由地震引起的堰塞湖灾害的最早记录。此后，川西、滇西的地质灾害不断出现在史书和地方志中，但是直到清代初期，这一地区一直人口稀少，因此虽然山崩地裂的记载不少，但几乎没有伤亡千人以上的，伤亡百人以上的也不多。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全国人口从不足1亿增长到4亿以上，平原地区人多地少，土地矛盾尖锐，不少人就迁入山区、河谷，到那“跑马溜溜的山上”。加之清政府强行搞“湖广填四川”运动（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向四川移民，历时近百年），四川西部的人口日益稠密。18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两起大地震，都造成了严重伤亡。

2.县城全迁走，碧江成废城。云南西部也是地质灾害多发区，特别是怒江地区。根据《云南省志·地理志》的介绍，怒江大峡谷北起滇藏交界处，南抵泸水县跃进桥，全长310千米。整个怒江是个V字形的大峡谷，谷深2000～3000米，水流落差640米，谷地水面宽仅20～90米。在1986年以前，怒江州所辖的五个县中，有三个县的县城都位于怒江峡谷之中。根据《云南省志·地质矿产志》的记载，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1949年后虽然没发生过大地震，但滑坡灾害已迫使州府迁移，原州府所在的碧江县撤销；属于怒江州的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县城因泥石流严重，也已异地改建。根据资料，碧江县1950年正式成立。1957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成立，州府设在碧江县城的所在地——知子罗镇。但人们不久就发现，知子罗镇处在滑坡的威胁下，不得已在1964年到1974年间，把州府逐步迁往在1964年只有277个居民的泸水县六库。知子罗继续作为碧江县城。1979年9月20日到10月6日，连续半个多月的大雨使碧江遭受了60年来罕见的特大洪灾，山洪和泥石流冲毁了房屋千栋、桥梁百座，电站、农田被毁，还造成23人死亡。县城南北分别出现了多处滑坡，最长的达50米，下陷1米多。之后，经过专业部门的勘测发现：碧江县城处在风化带、地震带和滑坡带上，地质部门认为县城坡度太大，存在大面积山体滑坡造成城毁人亡的可能，这个结论直接导致了1986年碧江撤县。

3.日本有经验，深山不住人。上文提到的几件事，仅仅是川西、滇西地质灾害中比较突出的例子。川西、滇西、陇南的高山峡谷区域，地质脆弱，灾害繁多，交通不便，发生灾难时救援困难。当地居民在陡坡地上耕种破坏了生态。由于交通困难，当地居民连维持温饱都要靠国家补助。1998年禁止砍伐天然林后，当地居民的生计更加窘迫。许多专家认为，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深山区，不如将居民迁出，由国家组织恢复森林并开发旅游业。国家在平原地区建立新城镇安置迁出的居民。过去每年用于新农村建设和退耕还林的专项经费，可用于在平原地区建设新城镇。在这方面，有日本的经验可借鉴。日本是个人口比中国还稠密、单位面积上的地震比中国还频繁的国家，但日本保持了68%的森林覆盖率，把不适合人居住的山区都交给大自然照料了。由于地震引发的地质灾害多发生于山区，日本在二战后地震等地质灾害中伤亡较少，其合理的人口分布是个重要原因。

（三）人口流动基本规律性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国内人口流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0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中国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务工经商，解决就业问题。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大多数，其中15至35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以上，他们中的多数人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家庭化趋势是人口流动的新特征。

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为城市建筑、商业、饮食、环卫等行业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做出了贡献。农村劳动力在流入地务工经商获得的收入，成为农村和农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流动人口在务工经商的过程中，获得各种新知识、新技能、新观念，为农村地区培养和储备了人才。所以，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城市数量从1992年的517个增加到2000年的663个；镇从1992年的10587个增加到2000年的20312个。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由1990年的26.23%提高到2000年的36.09%，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²⁾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引导国内人口合理流动，加快城市化进程。通过改革户籍制度等措施，降低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通过优先解决夫妻分居问题、老年人投靠子女问题等，加快了人口在地区之间的迁移和流动；通过积极解决流动少年儿童教育问题等，为人口流动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地方政府积极组织农村劳务输出，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机会等。

当然，人口的流动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由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仍然偏低，多数人只能从事一些重体力、低收入甚至危险的工作。同时，相应的法律保障和服务措施不健全，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可能沦为新的贫困群体。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会对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给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扶助和精神慰藉带来新的问题。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就业竞争，导致了更多城市劳动力失业。同时，给城市现有的公用设施、城市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造成更大的压力。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城市体系不合理，大城市发展快，使城市交通、住房等压力不断增大；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因此，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质量，优化城镇产业结构。着重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城乡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点，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引导城镇化集约发展，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加速人口城镇化进程，力争在21世纪中叶使城镇人口比例达到60%。促进人口有序迁移和流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城镇户籍管理制度，逐步调整大中城市户口迁移政策，保障公民正常迁移和择业权利，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利，促进人口在城乡、区域间合理流动和分布，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改革管理体制，以属地化管理为主，形成有效的管理和服务网络，为流动人口提供多方面服务。

（四）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劳动力持续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民工潮”现象。据统计，2004年，全国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约0.8亿人，外出农民工约1.2亿人，其中跨省流动的农民工约6000万人，2000年以来全国农民工数量每年增加600万～800万人⁽³⁾。这种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对经济、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人口流动没有显著缩小地区差距，其原因在于由于各种迁移障碍的影响，目前的流动规模还太小，随着全国人口迁移规模的扩大，地区差距会显著缩小。但是，利用多区域CGE模型讨论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发现与这种观点相反，区域间人口流动本身并不能缩小人均GDP的地区差距，不过由于其他一些因素，人口流动仍然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就有关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问题，学者们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巴罗等1995年对美、德、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日本及英国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有些国家人口迁移促进了地区经济收敛，而在有些国家劳动力流动反而扩大了地区差距，因此从总体上看劳动力迁移并不一定会促进区域经济收敛。从国外的发展现状看，不仅在一些人口迁移较自由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尼、巴西等国地区差距非常大，在迁移非常自由的美国也仍然存在地区差距，因此直观上人口的自由流动并不可以自动解决地区差距问题（以人均GDP比值为例，2001年，印度尼西亚最富裕的东加里曼丹省是最贫困的哥伦打洛省的17倍；巴西最发达的东南部地区是最落后的东北部地区的5.04倍；美国除华盛顿特区外，最高的特拉华州是最低的密西西比州的2.32倍）。

多数研究认为，中国的区域间劳动力迁移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这是因为，劳动力流动一方面增加流入地人口，一方面减少流出地人口，也就是通过“分母”影响地区经济，因而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可以缩小地区差距。这种方法比较直观，但没有充分考虑劳动力迁移对输入地和输出地产出的影响。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一方面中西部低收入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会随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而提高，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动还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汇款，因此劳动力迁移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但以上的研究中大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在一个国家内部资本有着高度的流动性，因此当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时，由于提高了发达地区资本的边际产出，资本也会随着劳动力的流动而流向发达地区，即产生“资本追逐劳动”的现象，因此发达地区会增长得更快一些，所以如果劳动力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劳动力迁移并不一定会缩小地区差距。相反如果资本存在外部性，或者迁移出去的人口平均素质显著较高的话，劳动力迁移还可能扩大地区产出的差距。

（五）劳动力迁移与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

为了分析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我国学者利用多区域CGE模型模拟实际区域间劳动力迁移速度下劳动力迁移的规模和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变化情况，然后再模拟如果政府采取某些政策措施，导致区域间劳动力流动速度加快或减慢情况下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变化情况，并将各种情景下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对比，从而对劳动力迁移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认为：在基准情景下，全国每年新增劳动力迁移总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第1年全国新增劳动力迁移860万人（含区域内部迁移劳动力465万），而到第3年新增迁移劳动力降为774万人，这是由于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迁移，可供迁移的农村劳动力总量不断减少，另一方面，城市和农村的工资差距一般也有所减小，因此新增迁移劳动力总体呈逐渐减少的趋势。

但是，人均消费水平的地区差距有显著的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于迁移劳动力汇款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劳动力迁移行为具有显著的特点，劳动力的迁移和人口的迁移不完全同步，往往一些年青劳动力外出打工，而把老年的父母和未成年的子女留在农村地区。这些打工的人往往会把相当一部分打工收入带回家乡，当迁移劳动力将部分劳动收入汇回原住地时，一方面降低了发达地区的人均消费水平，一方面增加了欠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因此各地区人均消费的差距有显著缩小。

实际上，政府行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劳动力迁移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例如为农村居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可以增加农村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提高他们获得工作岗位的机会，并可以增加工资水平，从而有利于加速劳动力迁移；再如劳动力输入地政府为外来劳动力提供住宿便利、方便子女入学、加强法律援助、提供本地市民待遇等等都会降低劳动力的迁移成本或增加迁移收益，从而可以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在本模型中，我们假定由于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劳动力迁移成本有所降低，因而区域间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比基准情况有所增加。

在劳动力迁移加快的情况下，有两个因素促使整体经济增长率随之提高。一是由于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得到了提高，有效劳动的数量随之增长。在农村存在大量的富余人口，边际生产率很低，这些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以后，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增加了非农产业的产出，而对农业的产出影响很小，因此总体上看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二是随着有效劳动总量的增加，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也有所提高，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总产出。

区域间劳动力流动不能显著缩小地区间人均GDP差距的原因在于“资本追逐劳动”效应，随着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资本也会随之流动（资本的流动和人口的流动是相互影响的，但本模型中使用比较静态的方法，考虑的只是劳动力流动对资本流动的影响，而不是相反），因此与欠发达地区相比，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得更快，这样一方面劳动力流动既存在缩小地区差距的机制（主要通过人口的变化），也存在扩大地区差距的机制。综合来看，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就比较小了。由于汇款等区域间转移支付因素影响，人均GDP并不能很好地度量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的相对变化情况，因而不能真正反映居民福利的改善程度。

劳动力迁移对输出地的影响。劳动力输出的增加可能提高本地区GDP增长速度，但长期里也可能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这是因为一个地区的富余劳动力是有限的，劳动力的持续输出可能会影响到本地的生产，不过如果考虑到技术的扩散、生产效率的提高，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比模型的结果要小一些。劳动力输出有助于提高当地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这主要是由于低效率的农业人口减少、产业结构优化、总体效率提高而造成的。实际上，劳动力输出加快可以显著提高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的增长速度。这一方面是由于增加的外出劳动力将很大一部分打工收入汇回了家乡，直接增加了本地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随着外出劳动力的增加，农村劳动力总数不断减少，提高了当地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因此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