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也是加重自然灾害后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与加剧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两大方面。
（一）战争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
除营田垦荒外，战争对唐代自然环境的破坏也难辞其咎。开元十四年（726），吐蕃兵攻甘州，会大雪，吐蕃皲冻如积，乃逾积石军（今青海贵德县）趋西道以归。陇右节度使豫遣谍出塞，“烧野草竭尽，悉诺逻顿大非川，无所牧，马死过半”。[281]经历安史之乱，唐后期藩镇割据，兵连祸结，生灵涂炭，自然生态环境亦饱受摧残。至德元载（756），安禄山遣兵攻颍川。城中兵少，无蓄积，太守薛愿、长史庞坚悉力拒守，“绕城百里庐舍、林木皆尽”。[282]广泰元年（765）九月，连续九日大雨，吐蕃移兵攻醴泉，“掠男女数万而去，所过焚庐舍，蹂禾稼殆尽”。华州刺史周智光引兵邀击，逐北至鄜州，焚坊州庐舍三千余家。[283]贞元三年（787），吐蕃戍盐、夏，春疫大兴，皆思归。结赞以骑三千迎之，火二州庐舍，颓郛堞而去。次年，吐蕃三万骑略甘陕之泾、邠、宁、庆、鄜五州之鄙，焚庐舍民阎，系执数万。[284]焚掠民舍之举，必使周围林木草地惨遭荼毒。
宪宗时用兵蔡州，唐军围困使吴元济军食尽，士卒食浅水中生长的“菱芡鱼鳖皆竭”，后来“斫草根以给”，周围百姓“苦饥，相与四溃”。[285]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为打击契丹实力，每遇霜降，“辄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马多饥死”。[286]光化二年（899）七月，李瑭攻道州，蛮酋蔡结约峒獠为援，伏兵破唐军，道州久不能下。考虑到“蛮所恃者，山林耳”，李瑭“命因风燔林，火烛天地，群蛮惊遁，遂拔道州”。[287]大规模焚林烧草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可想而知。战争导致周围地区森林被砍光，树木草皮被剥食殆尽，大片土地荒芜，焚林烧草更严重破坏自然环境。这些都会引发或加重自然灾害，甚至促发恶性循环。
（二）战争人为引起或加剧自然灾害
天灾兼战争的打击，令百姓处境益艰，许多人非病即死，难逃劫难。如：“上元岁大兵□□□蚕失事，五谷不登，天降凶灾，人受冻馁。”[288]安史之乱中，寇夺多有，杜甫一家寓居鄜州（今陕西富县），“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289]大历四年（769），乘乱兵之后，其夏大旱，人失耕稼。[290]元和十三年（818）正月，大赦天下，诏：“如闻申光蔡激（当作汝）四州，百姓干戈之后，饿殍为病”，委所在长吏设法绥理。[291]
德宗时，唐前期实行的租庸调制积弊已深。迨至德之后，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饥疠，征求运输，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292]贞元二年（786），河北蝗旱，米斗1500文。复大兵之后，民无蓄积，饿殍相枕。[293]唐后期藩镇割据，王智兴攻棣州（今山东惠民县），火谯门，引水灌城，凡七月。[294]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农民起义军败唐军于潼关外，官军“溃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寿藤茂密如织，一夕践为坦涂。”[295]中和三年（883）七月，汴、宋荐饥，公私穷竭，内外骄军难制，外为大敌所攻，无日不战，众心危惧。十月，李克用每用兵争山东，邢、洺、磁“三州之人半为殍馘，野无稼穑矣”。[296]大顺二年（891），丁会筑堤阏汴水，灌宿州城郛，三月，拔之。而时溥将刘知俊引兵二千降全忠，军益不振。民失田作，又大水荐饥，死丧十七以上。[297]战争使自然灾害的为烈程度为之加剧。
战争发生时，还有人故意决河，人为造成灾患。乾元二年（759），史思明侵河南，守将李铣于长清界边家口决河东至禹城县。[298]乾宁三年（896）四月，河圮于滑州，朱全忠因势决其堤，因为二河，夹滑城而东，散漫千余里。[299]唐代两次人为决黄河事件，其损失不可估量。连年征战，士兵、百姓伤亡惨重，“骨尽暴野”，[300]还会引起瘟疫的长期流行，史不乏例。
由上可知，人为社会因素是自然灾害频发的重要原因，并加剧了唐代自然灾害的后果及影响。无疑，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的创建，是减少灾荒发生或减轻其后果的重要保障。人类是有机会防止未来的自然灾难的，而绝不限于在灾难发生后收拾残局。在很大程度上，人类要为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的自然灾害承担责任。
【注释】
[1]胡火金《中国古代岁星纪年与旱涝周期试探》根据瑞士苏黎世天文台的太阳黑子相对数年平均值随时间变化，指出平均每隔11年，太阳黑子相对数就有一次明显的涨落，旱涝主要发生在太阳黑子活动峰值年和谷值年附近，峰值年易涝，谷值年易旱。载《中国农史》1999年1期。汤懋苍、柳艳香、郭维栋《天时、气候与中国历史（Ⅰ）：太阳黑子周长与中国气候》依据太阳黑子周期长度（SCL）资料，将过去2 500年分为“好天时代”（SCL﹤11年）和“坏天时代”（SCL﹥11年），“坏天时代”中国旱灾频率显著高于“好天时代”，“好（坏）天世纪”与气候暖（冷）期有好的对应，并提出了太阳活动影响气候的过程链。载《高原气象》2001年第4期。
[2]任振球《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异常期及天文成因》指出：中国五千年来的温度变迁与九星地心会聚的季节和张角大小相当吻合；并认为太阳活动与气候异常期的发生也有一定关系。载《农业考古》1986年1期。任振球《自然灾害的群发现象及其成因》指出：由于相应天文参数变化的调制和地球系统内部反馈放大的共同作用，历史上某些时期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群发性，地球大气层、水圈、生物圈和岩石圈的自然灾害往往有集中出现的现象。载《中国环境报》1991年10月3日。
[3]冯利华《自然灾害与节气的统计关系》，《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0年4期。
[4]黄仁宇《秦始皇》，载氏著《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第8页。
[5]［美］R.A.布赖森、T.J.默里著，龚高法、张丕远、冯丽文译《饥馑的气候——人类与变动着的全球气候》，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76、179页。该书讲因气候问题而引起的粮食问题的重要影响：“即使在局部地区的资源减少之后，原来贮藏的或外地运来的粮食可以使人口的高峰继续发展。但是随着对粮食的需要变为关键问题，人们死于饥馑、死于因营养不良而招致的疾病，以及死于恶劣的卫生条件。传染病可以使人口减少到很低的程度，甚至会低于农村现在所能够维持的很少数目”，尤其值得重视与深思，第137页。
[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中国科学》1973年2期《、考古学报》1972年1期。
[7]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研究》认为唐代气温较上个时代降低，表现为：大历十四年闰五月丁亥，东南亚热带国家所送驯象不是在长安饲养，而是送到长江中游的荆山以南放生；建中后，长安皇家动物园饲养的驯犀虽采取种种人工保护措施，仍屡次冻死，或不得以押到长江流域放生。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13页。
[8]《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
[9]《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2期。
[10]载朱士光、上官鸿南主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该文指出的另一主要原因是黄河工程老化。
[11]郁耀闯、赵景波《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7年8期。
[12]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编《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3]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5—28页；《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吴宏岐、党安荣《唐都长安的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4期）则认为满文所论唐宋史料中某地见象或获象，基本上都是独象在活动的论断，不合史实，不足以成为其否定隋唐温暖期存在的证据。
[14]《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学报》1996年4期。
[15]山东科技出版社1996年，第385页。
[16]《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1期。
[17]《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04年2期。
[18]《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08年3期。赵景波等《唐代渭河流域与泾河流域涝灾研究》（《自然灾害学报》2009年2期），殷淑燕、黄春长《唐代长安与洛阳都城水旱灾害对比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年11期）等文也得出近似的结论。
[19]《人文杂志》2007年3期。
[20]《唐会要》卷44《木冰》，第788页。
[21]［汉］班固《汉书》卷27上《天文志上》，中华书局1964年，第1320页。
[22]［宋］赵与时《退宾录》卷3，《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35页。
[23]［宋］庄绰《鸡肋编》卷下，中华书局1983年，第124页。
[24]据《退宾录》卷3：颜师古注：“《刘向传》谓今俗呼为‘间树’，《齐民要术校释·黍穄篇》又谓之‘谏树’云。”第35页。
[25]［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卷18《唐嵩岳少林寺慧安传》，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453页。
[26]［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36《五行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943页。
[27]韩愈《韩昌黎全集》卷5《古诗五》，世界书局1935年，第77页。
[28]白居易《白居易集》卷1《讽喻一》，顾学颉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第21页。据白居易撰《白居易集笺校》卷1《讽喻》，朱金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8页，此诗作于元和八年，白居易时在下邽。
[29]尚秉和主编《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29《古取火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346—347页。“自是北方之山，先童材木，渐感不足。”笔者以为当句读作“自是北方之山先童，材木渐感不足”。
[30]元结《问进士第三》，［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380，中华书局1983年，第3860页。
[31]《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下》，第6098页。
[32]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四），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4页。
[33]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第38页。
[34]刘锡涛《从森林分布看唐代环境质量状况》，《人文杂志》2006年6期《；唐代用林特点及其影响》，《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年2期。
[35]《全唐诗》卷489，第5547页。
[36]艾力森《从我国森林的变化看发展农林业的效益》指出：我国古代森林破坏的四种原因，前三种均与唐代自然环境的破坏有关。一是频繁的战争大量摧毁破坏森林，二是刀耕火种、毁林开荒，三是统治阶级大兴土木，毁林取材。载《农史研究》第1辑，农业出版社，1980年。
[37]［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75《张玄素传》，中华书局1975年，2640页。
[38]《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第283—284页。
[39]白居易《卖炭翁》，《白居易集》卷4《讽喻四》，第79—80页。
[40]《旧唐书》卷135《裴延龄传》，第3721—3722页。
[41]同上，第3722页。
[42]《新唐书》卷35《五行志二》，第922页。岚州：今山西岚县，属吕梁山脉的北部。胜州：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在鄂尔多斯高原东部。
[43]《新唐书》卷128《苏珦传》，第4457页。
[44]《广异记》“巴人”条，戴孚、唐临《广异记·冥报记》，方诗铭辑校，中华书局1992年，第166页。
[45]［唐］薛用弱《集异记》“嘉陵江巨木”条，中华书局1980年，第62—63页。
[46]段成式撰《酉阳杂俎·续集》卷3《支诺皋下》，方南生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第224—225页。
[47]［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47《帝王部·恤下二》，中华书局1960年，第1778—1779页。
[48]《唐代江南的自然环境与开发》，《历史中的自然》，岩波书店，1989年；《八—一三世纪江南の海潮と水利·农业》，《东洋史研究》47卷4号，1989年；《中国江南の潮汐灌溉》，《史朋》24号，1991年。
[49]［宋］王溥撰《唐会要》卷86《市》，中华书局1955年，第1583页。
[50]刘禹锡《答饶州元使君书》，《全唐文》卷604，第6098页。
[51]《新唐书》卷5《玄宗本纪》，第133页。
[52]《唐会要》卷84《租税下》，第1543—1544页。
[53]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under the Tang，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280 301（1962）.转引自罗兹·莫菲《在亚洲比较观点下的中国环境史》，刘翠溶、［澳］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册，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79、82页。
[54]史念海《论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生态平衡的失调及其影响》，载氏著《河山集》3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8页。
[55]据［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宋太祖建隆三年，秦州夕阳镇的古伏羌县之地，“西北接大薮，材植所出，戎人久擅其利。”尚书左丞高防知秦州，因建议置采造务，辟地数百里，筑堡戍防于自渭而南，“岁获大木万本，以给京师”。自渭而北的诸戎不甘，西戎酋长还曾帅众来争，颇杀伤戍卒。中华书局1979年，第68页。
[56]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6页。
[5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0，元丰三年十二月乙酉，第7528—7529页。
[58]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under the Tang，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280 301（1962）.转引自罗兹·莫菲《在亚洲比较观点下的中国环境史》，《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册，第92、105页。
[59]游修龄《中国历史上的森林保护和农田开发》，载氏编著《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
[60]龚高法、张丕远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谭其骧主编《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61]翁俊雄《唐代虎、象的行踪——兼论唐代虎、象记载增多的原因》，荣新江主编《唐研究》卷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1—393页。
[62]《新唐书》卷102《褚亮传》，第3976页。
[63]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6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32《虎七》“商山路”条引《玉堂闲话》，中华书局2006年，第3508页。
[65]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13页。
[66]《广异记》“虎恤人”条，第177—178页；《太平广记》卷432《虎七》“虎恤人”条引《广异记》，第3506页。
[67]张鷟撰《朝野佥载》卷2，赵守俨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第45页。
[68]《广异记》“巴人”条，第166页；“碧石”条，第169页。
[69]《广异记》“笛师”条，第167页。
[70]《太平广记》卷289《妖妄二》“明思远”条引《辩疑志》，第2297页。
[71]《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第294页。［宋］钱易撰《南部新书·丙》作：“大历八年，虎入元载私庙。”黄寿成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36页。此从前者。
[72]《新唐书》卷35《五行志二》，第923页。
[73]《太平广记》卷158《定数十三》“伊璠”条引《唐阙史》，第1134—1135页。
[74]《南部新书·壬》，第146—147页。
[75]《新唐书》卷35《五行志二》，第923页。
[76]《新唐书》卷105《长孙无忌传》，第4023页。参考刘肃撰《大唐新语》卷12《酷忍第二十七》，许德楠、李鼎霞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第182页。
[77]张鷟《耳目记》，载桃源居士《唐人小说》“偏录家”第29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03页。
[78]《朝野佥载》卷2，第45页。
[79]《广异记》“范端”条，第179—180页。
[80]据《闻奇录》：弘文学士归生，乱后家寓巴州。遣使入蜀，早行，遇数虎于道，升木以避。载《太平广记》卷430《虎五》“归生”条，第3495页。
[81]《广异记》“虎妇”条，第176页。
[82]［五代］孙光宪撰《北梦琐言》卷9，贾二强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187页。
[83]《太平广记》卷432《虎七》“周雄”条引《北梦琐言》，第3509页。
[84]《太平广记》卷433《虎八》“王行言”条引《玉堂闲话》，第3515页。
[85]《宋史》卷66《五行志四》，中华书局1977年，第1451页。
[86]《旧唐书》卷188《王君操传》，第4921页。
[87]谷神子撰《博异志》，田松青校点，《次柳氏旧闻》（外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页。
[88]《新唐书》卷162《顾少连传》，第4994页。
[89]《集异记》“丁岩”条，第66—67页。
[90]《旧唐书》卷190下《元德秀传》，第5051页。
[91]《太平广记》卷430《虎五》“李琢”条引《芝田录》，第3496页。
[92]《新唐书》卷162《吕元膺传》，第4999页。
[93]《太平广记》卷433《虎八》“崔韬”条引《集异记》，第3514页。
[94]《册府元龟》卷147《帝王部·恤下二》，第1778—1779页。
[95]佚名撰《大唐传载》，恒鹤校点，载《大唐新语（外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9页。
[96]《广异记》“宣州儿”条，第172页。
[97]《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1054页。
[98]《南部新书·辛》，第127页。
[99]刘赞任歙州刺史的时间，据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148考证，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18页。
[100]《新唐书》卷132《刘子玄附子刘汇传》，第4524页。
[101]《新唐书》卷181《李绅传》，第5349页。
[102]《太平广记》卷426《虎一》“峡口道士”条引《解颐录》，第3472页。
[103]《太平广记》卷432《虎七》“械虎”条引《玉堂闲话》，第3508页。
[104]《太平广记》卷307《神十七》“永清县庙”条引《集异记》，第2432页。
[105]《太平广记》卷433《虎八》，第3511页。
[106]［唐］李肇撰《唐国史补》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18页。
[107]《广异记》“刘老”条，第175—176页。
[108]《太平广记》卷192《骁勇二》“钟传”条引《耳目记》，第1441—1442页《；新唐书》卷190《钟传传》，第5487页。
[109]《南部新书·甲》，第11页。
[110]《旧唐书》卷191《弘忍传》，第5110页。
[111]《广异记》“斑子”条，第169—170页。
[112]《广异记》“刘荐”条，第170—171页。
[113]《朝野佥载》卷2，第45页。
[114]《广异记》“松阳人”条，第177页。
[115]《广异记》“王太”条，第174页。
[116]《新唐书》卷35《五行志二》，第922页。
[117]《广异记》“勤自励”条，第171—172页。
[118]《太平广记》卷428《虎三》“裴越客”条，第3484页。
[119]《广异记》“费忠”条，第167页。
[120]《册府元龟》卷147《帝王部·恤下二》，第1778—1779页。
[121]［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41《宋均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412页。
[122]《新唐书》卷202《文艺传中》，第5761页。
[123]《太平广记》卷431《虎六》“李大可”条，第3498页。
[124]《新唐书》卷116《陆余庆传》，第4240页。
[125]《广异记》“张鱼舟”条，第171—172页。
[126]《新唐书》卷35《五行志二》载：永徽中，河源军（治西宁市东）有狼三，昼入军门，被射毙。第922页。
[127]《册府元龟》卷147《帝王部·恤下二》，第1778—1779页。
[128]白居易《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全唐诗》卷438，第4869页。
[129]《朝野佥载》卷6，第139—140页。
[130]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页。
[131]《唐代蜀中农业发展原因补议》，《中国农史》1990年2期。该文指出的另一原因是蜀中地区的水利兴修。
[132]《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江汉论坛》1999年1期。
[133]《冥报记》卷上“隋释智菀”条，第10页。“乃见山下有大松柏数千株”，《太平广记》卷91《异僧五》“释知苑”条引《冥报记》作“乃见山下有大松柏数千万”，第603页。
[134]《旧唐书》卷103《张守珪传》第3194页。又见《新唐书》卷133《张守珪传》，第4549页。
[135]《旧唐书》卷37《五行志》，第1357页。
[136]《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一》，第875页。
[137]皇甫枚《三水小牍》卷下“广明庚子大风雨之异”条，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丁如明、李宗为、李学颖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90页。
[138]宁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载氏著《宁可史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
[1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7页。
[140]凡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累积过程，唐代土地开垦和植被破坏虽并不严重，但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前期开发无疑奠定了后世环境破坏的基础。
[141]载谭其骧著《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2页。但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地理学报》1998年5期）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的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刘洋《唐代黄河流域的屯田与河患》（《中国水土保持》2003年11、12期）进一步指出唐代黄河水患的根本原因，是唐代为巩固边防进行的大规模屯田破坏了生态环境，进而导致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及沙化、水害等自然灾害的发生。
[142]《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5期。
[143]分见《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3期《；文史哲》1964年2期。
[144]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199—201页。
[145]杨际平《唐五代“屯田”与“营田”的关系辨析》，《汕头大学学报》1999年5期。“屯田”和“营田”是唐代官方开辟土地的主要方式之一，某些学者认为两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如陈明光认为：“唐朝役使兵士或招募农民，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给予口粮、种子、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大规模地屯垦营田，唐人称之为屯田或营田。”见氏著《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第125—126页。
[146]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3页。
[147]《册府元龟》卷503《屯田》，第6035—6036页。
[148]《新唐书》卷197《循吏传·薛大鼎传》，第5621页。
[149]《旧唐书》卷83《张俭传》，第2775页；《新唐书》卷111《张俭传》，第4132—4133页；《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第6036页。
[15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3，唐代宗广德元年七月，［元］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1956年，第7146页。
[151]《资治通鉴》卷202，唐高宗永隆元年七月，第6395页。
[152]《新唐书》卷110《黑齿常之传》，第4121—4122页。
[153]《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第6077页。
[154]《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第6036页。
[155]《旧唐书》卷93《娄师德传》，第2975页；《新唐书》卷108《娄师德传》，第4092页。
[156]《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第3044页；《大唐新语》卷4《政能》，第68页。后书云：“及元振为都督，一缣易数千斛，军粮积数十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遗。”
[157]《旧唐书》卷185下《宋庆礼传》，第4814页。
[158]《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第1372页。
[159]杜佑撰《通典》卷2《食货二·屯田》，王云锦、王永兴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第44页。据《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开元二十五年，天下屯田收谷190余万斛。第1372页。
[160]《资治通鉴》卷223，代宗广德元年七月，第7146页。
[161]陈鸿《东城老父传》，《太平广记》卷485《杂传记二》，第3994页。
[162]《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第6036页。
[163]《通典》卷2《食货二·屯田》，第19页。
[164]《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第6037页。
[165]《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第1372—1373页。
[166]《新唐书》卷156《李元谅传》，第4902页。
[167]《旧唐书》卷144《李元谅传》，第3918页。
[168]韩愈《崔评事墓志铭》，《全唐文》卷566，第5730页。
[169]《资治通鉴》卷239系此事于元和七年底，第7697页。
[170]参见《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第1373页；《新唐书》卷159《卢坦传》，第4960页；《资治通鉴》卷239，第7697页。《资治通鉴》卷239记李绛命度支使卢坦经度用度，四年之间，开田四千八百顷，收谷四千余万斛。司马迁认为“千”当作“十”，与《新唐书》记载有差异。
[171]《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第1373页。
[172]《旧唐书》卷163《崔弘礼传》，第4265页。
[173]《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第4358页。
[174]《新唐书》卷164《殷侑传》，第5053—5054页。
[175]《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第6038页。
[176]《收复河湟德音》，［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30《平乱》，中华书局2008年，第709页。
[177]《唐会要》卷57《翰林院》，第983页。
[178]《旧唐书》卷93《王晙传》，第2985页《；新唐书》卷111《王晙传》，第4154页。
[179]《通典》卷7《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第41页。
[180]从《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所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诏的内容可见，第6036页。
[181]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敦煌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1年，第114—119页。
[182]《法藏敦煌西域文献》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3—184页。
[183]《旧唐书》卷124《令狐彰传》，第3528页。
[184]《广异记》“斑子”条，第169—170页。
[185]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全唐文》卷430，第4375—4376页。
[186]《新唐书》卷197《李惠登传》，第5627—5628页。
[187]《新唐书》卷171《杨元卿传》，第5191页。
[188]《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第6038页；宣宗《收复河湟德音》，《唐大诏令集》卷130，第709页。两书所载相近，但略有不同。
[189]吕温《银青光禄大夫守工部尚书致仕上柱国中山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陕州大都督博陵崔公行状》，《全唐文》卷631，第6367页。
[190]《新唐书》卷52《食货志二》，第1355—1356页。
[191]王建《凉州行》，《全唐诗》卷298，第3374页。
[192]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7《屯田郎中员外郎》载：唐“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第222页。
[193]《通典》卷23《职官五·工部尚书》，第138页。
[194]戴叔伦《屯田词》，《全唐诗》卷273，第3071页。
[195]另两个阶段是秦汉和明清时期。
[196]《唐会要》卷84《租税下》，第1543—1544页。
[197]白居易原本、［宋］孔传续撰《白孔六贴》卷80《开垦》引韦瓘《宣州大农陂记》，［清］永瑢、［清］纪昀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3年，第324页。
[198]［日］圆仁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顾承甫、何泉达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1页。
[199]《历史上大江大河的治理与利用（上）》，《光明日报》1997年3月25日。
[200]《全唐诗》卷585，第6777—6778页。
[201]《新唐书》卷111《王方翼传》，第4134页。
[202]《旧唐书》卷185上《良吏传上》，第4802页。
[203]《资治通鉴》卷224，唐代宗大历元年，第7193页。
[204]李剑农著《宋元明经济史稿》载：畬田有四：“一、为山地水陆之旱田；二、但用刀芟草木，不用耕犁；三、乘天将雨时，焚烧所斫之草木，播种暖灰中，雨后即蕃生，不施耘锄；四、三岁后不可复种。任生草木，必
别旁山，此盖初民时代刀耕火种之遗习。”三联书店1957年，第21页。
[205]李根蟠《中国古代农业》，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67页。
[206]柳宗元《自衡阳移桂十余本植零陵所住精舍》，载《柳宗元集》，中华书局2000年，第1231页。
[207]杜甫《铜官渚守风》，《全唐诗》卷233，第2569页。
[208]吕温《道州观野火》，《全唐诗》卷371，第4173页。
[209]戴叔伦《桂阳北岭偶过野人所居，聊书即事呈王永州邕李道州圻》，《全唐诗》卷274，第3115页。
[210]王建《荆门行》，《全唐诗》卷298，第3385页。
[211]吕渭《状江南·仲冬》，《全唐诗》卷307，第3488页。
[212]刘禹锡《莫瑶歌》，见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12页。
[213]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沣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开州韦大员外庾三十二补阙杜十四拾遗李二十助教员外窦七校书》，见谢恩炜校注《白居易集校注》卷16《律诗》，中华书局2006年，第1245页；白居易《京使回，累得南省诸公书因以长句诗寄谢萧五刘二元八吴十一韦大陆郎中崔二十二牛二李七庾三十二李六李十杨三樊大杨十二员外》、《即事寄微之》，《白居易集校注》卷18《律诗》，第1439、1449页。
[214]《全唐诗》卷577，第6709页。
[215]《刘禹锡集笺证》卷27《乐府下》，第839—840页。
[216]刘禹锡《竹枝词九首》之九曰：“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刘禹锡集笺证》卷27《乐府下》，第853页。
[217]［宋］普济著《五灯会元》卷6《六通院绍禅师传》，苏渊雷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第338页。
[218]崔湜《野燎赋（并序）》，《全唐文》卷280，第2838页。
[219]《太平广记》卷423《龙六》“烧龙”条引《北梦琐言》，第3447页。
[220]张泽咸《史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文史》第18辑，第48页。
[221]《宋元明经济史稿》，第24页。
[222]韩鄂撰《四时纂要校释》，缪启愉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173页。
[223]王社教《历史时期我国沙尘天气时空分布特点及成因研究》指出：在10世纪前沙尘天气多发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历史时期我国沙尘天气的发生，首先是一种自然现象，但人类活动的加剧会破坏原有的地表植被，加速沙尘天气发生的频率，加重沙尘发生的程度。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3期。
[224]张玉玲《如何看待此次浮尘天气——访国家气候中心首席专家张德二教授》，《光明日报》2006年4月19日第4版。
[225]张德二《历史时期“雨土”现象剖析》，《科学通报》1982年5期；《我国历史时期以来降尘的天气气候学初步分析》，《科学研究》（B辑）1984年3期。
[226]《新唐书》卷32《天文志二》，第833页；又见《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第213页。
[227]均见《新唐书》卷35《五行志二》，第901页。
[228]王元林《唐代关中的“雨土”》，《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1期。
[229]《新唐书》卷78《宗室传·常平王叔良传》，第3520页。
[230]《旧唐书》卷88《苏瓌附苏干传》，第2883—2884页；《新唐书》卷125《苏瓌附苏干传》，第4404页。
[231]郑愚《醉题广州使院》，《全唐诗》卷870，第9862—9863页。
[232]《橡媪叹》，《全唐诗》卷608，第7019页。
[233]《唐会要》卷5《诸王》，第51页。《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列传》则谓“虽水旱不蠲，以国租、庸满之。”第3615页。
[234]《新唐书》卷118《张廷珪传》，第4264页。
[235]《新唐书》卷123《韦巨源传》，第4376页。
[236]《太平广记》卷331《鬼十六》“李光远”条引《广异记》，第2628页。
[237]《资治通鉴》卷217，第6928页。
[238]《新唐书》卷206《外戚·杨国忠传》，第5850页。
[239]［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8《行状》，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2—113页。参见《资治通鉴》卷223，代宗广德二年十一月“考异”，第7169—7170页。
[240]《旧唐书》卷127《蒋镇传》，第3578页《；新唐书》卷126《韩休附子韩滉传》，第4434页。这里应该指出，人无完人，韩滉也并非奸吏，他有相当能力，也有过功劳。如：贞元初，岁不有秋，关河蝗旱，军食不足，秦将歉食，德宗忧乏用，人心大摇。韩滉“发廪救灾，不俟终日，万钟继至”，“船至垣曲，王师大振。”顾况《太尉晋国公韩滉谥议》，《全唐文》卷528，第5366页；顾况《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晋国公赠太傅韩公行状》，《全唐文》卷530，第5383页。
[241]《新唐书》卷182《李珏传》，第5361页。
[242]《新唐书》卷149《班宏传》，第4802页。
[243]《旧唐书》卷135《李实传》，第3731—3732页。
[244]陆贽《请遣使臣宣抚诸道遭水州县状》，载氏著，王素点校《陆贽集》卷17《中书奏议一》，中华书局2006年，第554页。
[245]《旧唐书》卷162《潘孟阳传》，第4239页。
[246]《新唐书》卷165《郑珣瑜父子覃传》，第5066页。
[247]《旧唐书》卷164《王播传》，第4276页。
[248]《旧唐书》卷171《李渤传》，第4440页。
[249]《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第3656页。
[250]《新唐书》卷166《杜佑附孙杜悰传》，第5091页。
[251]《新唐书》卷162《李逊附侄讷传传》，第5005—5006页。
[252]《资治通鉴》卷252，第8174页。
[253]《新唐书》卷144《崔宁附崔荛传》，第4694页《；资治通鉴》卷251，唐懿宗咸通十年六月，第8144—8145页；《旧唐书》卷117《崔宁附崔荛传》，第3404页。
[254]《资治通鉴》卷252，唐僖宗乾符二年七月胡三省注，第8181页。
[255]《新唐书》卷142《崔佑甫传》，第4667页。
[256]《太平广记》卷499《杂录七》“郭使君”条，第4097页。
[257]官员匿灾妄报等行为，每至王朝后期恐为常态。如《清实录》卷244《宣宗成皇帝实录》载：道光十三年十月乙丑谕：“从前乾隆、嘉庆年间，捏灾冒赈之案，无不尽法处治。今十数年来，各省督抚未有参劾及此者，岂今之州县胜于前人乎？总缘各上司惮于举发，故虽百弊丛生，终不破案，实为近来痼习。”中华书局1985年，第679页。
[258]《太平广记》卷380《再生六》“杨再思”条，第3024页。
[259]赫治清《我国古代的荒政（下）》（《中国减灾》2009年3期）指出：“灾年借贷，至期难还，仓本亏空；弄虚作假，谎报仓储虚数；挪作他用，甚至监守自盗；侵吞仓粮等等。”张玉兴《试论隋唐义仓在救荒中的弊端》指出隋唐义仓救荒的弊端是：义仓税的征收加重了人民负担，官府督办义仓造成义仓救济不便，救济范围过小。见《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 年4期。
[260]《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第84页。
[261]《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09、811页。
[262]《新唐书》卷111《薛仁贵附子薛讷传》，第4143页；《旧唐书》卷93《薛讷传》，第2983页。
[263]《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第2086页。
[264]《新唐书》卷206《杨国忠传》，第5847页。
[265]《唐会要》卷58《尚书省诸司中》，第998页。据王方庆辑《魏郑公谏录》卷1“谏斩叱奴骘”条，“张玄素”作“仲素”，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9年，第3页。疑是。
[266]《大唐新语》卷4《持法第七》，第34页。
[267]《朝野佥载》卷5，第109—110页。“河阳县尉”，《朝野佥载》作“阳县尉”，此据《太平广记》卷171《精察一》“张鷟”条改，1257—1258页。“称架人”，《太平广记》卷171作“构架人”。
[268]《新唐书》卷197《韦丹传》，第5630页。
[269]《唐会要》卷88《仓及常平仓》，第1616页。
[270]《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第2117页。
[271]《资治通鉴》卷243，唐穆宗长庆三年五月《考异》，第7827页。
[272]《太平广记》卷243《治生》“江淮贾人”条引《国史补》，第1884页。
[273]《唐会要》卷88《仓及常平仓》，第1617页。
[274]蔡利新等《唐代“富民”崛起与国家实物赈灾对象的转变》，《经济研究导刊》2012 年1期。
[275]《唐会要》卷84《杂税》，第1546页。
[27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8《榷征考五·榷茶》，中华书局1986年，第173页。
[277]《资治通鉴》卷234，唐德宗贞元十年五月，第7559页。
[278]《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第2129页。
[279]李锦绣著《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11、880—881页。
[280]《新唐书》卷179《王涯传》，第5318—5319页；《新唐书》卷179《郑注传》，第5315页。
[281]《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第6083页。
[282]《资治通鉴》卷219，唐肃宗至德元载十二月，第7008页。
[283]《资治通鉴》卷223，第7179页。
[284]《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下》，第6096、6098页。
[285]《新唐书》卷214《藩镇列传·宣武彰义泽潞》，第6007页。
[286]《资治通鉴》卷264，唐昭宗天复三年十一月，第8623页。
[287]《资治通鉴》卷261，第8526页；《新唐书》卷186《邓处讷传》，第5422页。
[288]阙名《大唐检校两县威仪兼永仙观主田尊师德行碑》，《全唐文》卷990，第10253页。
[289]《新唐书》卷201《杜审言传》，第5737页。
[290]《旧唐书》卷134《马燧传》，第3690页。
[291]《册府元龟》卷89《帝王部·赦宥八》，第1070页。
[292]《旧唐书》卷118《杨炎传》，第3421页；《新唐书》卷145《杨炎传》，第4723—4724页。
[293]《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第3857页。
[294]《新唐书》卷214《藩镇宣武彰义泽潞传》，第5998页。
[295]《资治通鉴》卷254，唐僖宗广明元年十二月，第8238页。
[296]《资治通鉴》卷255，唐僖宗中和三年，第8297、8299—8300页。
[297]《新唐书》卷188《时溥传》，第5462页。
[298]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319页。
[299]《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三》，第935页。
[300]《新唐书》卷211《藩镇镇冀传》，第5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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