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口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同时，提出了他们的人口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人口适度问题，在他们的人口思想中，关于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他们关于人口适度问题的思考的主要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的基石^[47]。

（一）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口思想是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他们在多篇著作中都对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了抨击和剖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较为系统，其中，马克思指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几点荒谬之处^[48]：

1．马尔萨斯脱离历史发展阶段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

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把经济发展不同历史阶段上的过剩人口看成是一样的”，而没有注意其差别，因而把复杂多变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关系，即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关系^[49]，归结为两个等式：人的自然繁殖是按几何级数增长；植物（或生活资料）的自然繁殖是按算术级数增长。而马尔萨斯得出的这一抽象数字关系“既没有自然规律作根据，也没有历史规律作根据”。

关于人口的繁殖，马克思指出：“人口是按照极不相同的比例增加的，人口过剩同样是一种由历史决定的关系，它并不是由数字或由生活资料的生产性的绝对界限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生产条件规定的界限决定的”。但是，马尔萨斯的观点撇开了人口运动的这些历史规律。

马克思指出：“生活资料的生产是受人的活动限制和决定的，表现为生产本身给自己设置的障碍”。而蕨类植物的繁殖，“只有在它们的空间不够的时候才终止下来”，根本不遵循按算术比例增长的规律。

因此，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的错误在于，“把人类繁殖过程中内在的、在历史上变化不定的界限，变为外部限制；把自然界中进行的再生产的外部障碍，变为内在界限或繁殖的自然规律”。

2．马尔萨斯把人口数量同生活资料数量硬性地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认为，大卫·李嘉图的论述正确地反驳了马尔萨斯，即“假如一个工人没有工作，现有的谷物数量就同他毫不相干，因而，决定是否把工人列入过剩人口范畴的是雇佣资料，而不是生存资料”。他进一步指出，“人口过剩纯粹是相对的，它同整个生存资料没有任何关系，而同生存资料的生产方式有关。因此，它只是这一发展阶段上的过剩”。

（二）“两种生产”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理论，揭示了这两种生产的历史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两种生产”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思想：

1．社会生产是“两种生产”的统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论述了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

第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他们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而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各种生活资料。因此，生活资料的生产属于“第一个历史活动”，而且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50]。

第二，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他们指出，人类对生活资料的需要、生活资料生产和所用生产工具又会引起对生活资料的新需要，而这种新需要的产生也属于“第一个历史活动”^[51]。

第三，人类自身的繁殖。他们指出，人类自身的繁殖形成了家庭。“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对生活资料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增长又产生了对生活资料的新需要时，“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52]。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的序言中非常精炼地指出，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且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即生活资料以及为此所必需的生产工具的生产^[53]。

2．“两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的序言中明确提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他认为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发展中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而生产既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又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相应地，在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社会制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而且，“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54]。

3．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

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在历史中的作用有主次之分。其中，物质资料生产及其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源。一切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方式^[55]。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产的过程。”^[56]而人口的发展变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类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生产，还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生产，都具有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两重属性^[57]。因此，人类自身生产只能在现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在生产力方面，由于任何生产力都是以往活动的产物，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58]；在生产关系方面，“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是区别各种经济时代的标准。而“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59]。

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要求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作为消费者，人口总量及其增长速度要与消费资料生产相适应；作为生产者，劳动人口的数量、结构和质量要与劳动资料的发展水平及其变化相适应。

关于人口限度问题，马克思指出，“社会的条件只能符合一定的人口数量”，必须要注意“由一定生产条件下的膨胀力所设定的人口限制”^[60]。他还举例来说明这一观点，古希腊和古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是建立在一定人口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61]。同样，“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野蛮人从亚洲高原侵入古代世界各国”^[62]。

恩格斯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类自身的生产可能需要进行有计划地调节。他认为，“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规定一个限度的抽象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至于“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和措施”，恩格斯指出，“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时的人们无论如何不会比我和你笨”^[63]。

（三）人口规律具有社会历史性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要历史地、具体地考察人口问题，坚决反对脱离社会发展阶段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他们不仅提出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的观点，而且通过对人口变化的历史考察明确指出，不同的生产方式具有不同的人口规律^[64]。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理论的不严谨性时明确指出：“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因此，在不同的社会生产阶段，人口过剩的情况不同，“而且过剩人口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而过剩人口的多少由设定人口过剩限度的生产基础所决定。他认为，由于一定形式的生产条件的扩展能力有所变化，其所设定的人口限制也会随之变化，过剩人口率和人口率^[65]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在一定生产基础上产生的过剩人口是由当时的生产条件所决定。“过剩人口和人口加在一起，便是一定的生产基础可能产生的人口”。而过剩人口的多少，由限度本身所决定，从而“由设定这个限制”的生产条件所决定^[66]。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概括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并指出了人口规律的社会历史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是：“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而且，“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起历史作用的人口规律”。而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