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完善个人账户，整合社保信息系统
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统一身份证号和社会保障号，建立国家社会保障总局（国家的第二安全部），借鉴税务和工商发展模式进行组织建设，令国家“收钱、管制和服务”三类机构并行发展。打造信息时代的新型国家行政体制，负责整合相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统一全国居民基本信息系统（基于动态的、互动的、终生的居民信息管理系统，厘清人口数据）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包括登记申报、权益记录、支付福利），做到一个号、一个户、一张卡、一个信息系统和一个窗口，结束“五龙治水”和“信息孤岛”现象，管好居民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和权益记录，建立居民征信管理体系，为加强社会建设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奠定基础。
居民社会保障个人账户需要外接专业化和社会化管理的养老金账户。养老金账户是积累养老金和消费养老金，具有平滑个人一生消费功能的终生理财账户，需要专业机构、专业系统和专业人员管理。专业养老金公司大有作为，他们应当为客户建立可以吸纳各种养老资金、组合各类投资、满足各种合法需求的养老金账户管理系统和专业团队。
2．调整养老金结构，区分政府和市场
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是我国养老金制度的大政方针。统筹意在克服老年贫困，是政府的责任；个人账户意在改善老年生活，是政府、个人和市场的责任。
目前我国正在构建覆盖人人的基本养老金（第一支柱）政策体系，但基本养老保险混淆了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也就混淆了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在政府挤出市场和替代个人责任的同时，加大了政府的财政风险和居民养老风险，这是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其决策和立法借鉴了国际经验，运行模式选择正确，自身表现不俗，但政策配套和支持不足，发展步履艰难，亟待朝着“激励企业供款积极性，淡化企业发起职业养老金计划的责任；激励职工供款积极性，强化职业养老金个人账户管理和基金市场运营机制”的方向发展。
作为第三支柱的居民养老储蓄，应当属于合格计划范围，依法界定合格计划的标准。政府对符合合格计划条件的居民养老储蓄给予“减免延”的税优政策支持，确保养老金受益人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商业机构的当前利润最大化。
总之，构建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的指导思想和制度框架已经形成，但尚未完成制度设计和实施方案。反之，政策碎片、统筹层次低、待遇差距大、个人账户贬值（记账利息低于通胀率）、退休年龄早（50—60岁）、预期寿命长等是迟早要解决的问题。应当借鉴OECD（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验，建立“统筹国民养老金，规范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制度结构，实现“政府责任和市场功能”两个最大化。
3．拓展筹资渠道，增加养老金存量
养老金是保障老龄人日常支出的现金流。筹集养老金的方式包括现收现付（向当期老龄人口筹资）和长期积累（向未来老龄人口筹资）。总之，养老金可以来自国民基础养老金（政府预算）、职业养老金（雇主成本）、个人养老金（个人储蓄）。
如今悄然升温的消费养老是网络经济和买方市场时代的产物，商家不仅认同微利经营模式，而且愿意向客户让利并转入养老金账户，实为促进消费和增加养老金的“双面胶”，只要加以规制，一定会成为养老金的第四来源。
政府责任和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财政功能，确保基础养老金覆盖人人；二是税政功能，利用税优政策鼓励雇主和个人储蓄养老金（美国人均5万美元、澳大利亚户均40万澳元）；三是治理功能，打造养老金受托人，治理养老金市场，成功运作养老基金，使养老基金在分享经济进步的成果中实现保值增值目标。
4．做强养老金市场，增强国家金融竞争力
养老金市场和国家金融竞争力具有互动关系。敢于让养老基金进入市场，是政府具有治理能力的表现。养老基金一旦进入市场，即将资本市场治理问题提到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的高度。
伴随人口老龄化，养老基金越来越成为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拥有资产组合与市场运营的养老基金。经过2008年金融海啸冲击之后，2009年的资金总量仍然达到29．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有60%以上，总计15．6万亿美元，全美人均5万美元，打破了美国人不存钱的说法；英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几个养老金市场发达国家共占1／3。
中国目前约有0．15万亿美元养老基金（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储备基金、企业年金基金），显然难以应付中国的老龄化压力。政府正在鼓励16岁以上劳动人口进行养老储蓄，如果每人每年存100元，2015年以后平均每年减少劳动人口约880万人，到2020年，在年均收益率2%的条件下，养老基金将达到2万亿元，在养老基金年均收益率4%的条件下将达到3．96万亿元人民币，在年均收益率6%的条件下则是9．45万亿元。养老基金投资具有克服通胀率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双重功能。假设政府能够控制通胀率在4%以内，投资收益率达到4%以上才能保值，达到6%以上才算增值，但不能为追求过高收益去冒险。管理养老基金需要居民坚持储蓄、投资经理理财和政府公共治理的三方合作。
政府不能满足于用货币支付养老金，应当促进养老金资本化。养老金改革决策要克服短期行为，厘清公共政策的价值观，转变发展模式，对国家和人民的长期利益负责。
5．完善医保计划，分担老年健康成本
健康是养老的资本，也是主要成本。老龄人患慢性病的几率高，医疗服务价格和药费逐年增长，老人需要可及的、买得起的保健服务和医疗服务。发展社区卫生保健事业和全民医疗保险计划（分担80%以上医疗费用），是应对老龄社会不可缺少的两个环节。
（1）建立多元长效的资金投入机制。在2003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以上，医疗费用约占总费用的20%，占GDP的1%；目前，经济发达且人口流动性较差的地区，老龄人口的医疗费用甚至超过总费用的50%；2015年以后，劳动人口年均减少约800万人，老龄人口增加约800万人，仅凭企业和职工缴费将难以平衡医疗保险计划的收支。
（2）培育老龄健康护理人才队伍。2010年我国80岁高龄人口达到2 000万人，且年增100万人，空巢家庭在50%以上，按照1∶2的人工需求测算，需要500万护理人员，他们需要懂救急处理、日常护理、膳食安排、卫生清洁和老人心理等知识，重要的是热爱这个职业。
（3）建立老人健康档案信息系统，根据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养老社区的不同需求，建立体检、救助、特殊护理的服务派送体系。
6．鼓励买自住房，增加老年资产
职业稳定和中等以上收入的人群是具有购房能力的群体，自住房具有投资养老和平衡一生收入的调节作用，可能消耗掉职工一生收入的1／3。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他们购买限价的自住房，作为住房保障政策的一部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将职业人购买限价房纳入国家住房保障政策体系，根据职工群体的终生收入和公积金能力，建立限价房的定价机制和购买制度；针对老龄群体建立自住房的优惠抵押、租赁的变现制度，补充老龄人的养老金支付能力以外的健康支出和购买服务支出。
7．养老资产管理、家庭理财和社保政策互动
讨论需要多少养老金可以实现老人无忧的话题已经过时。应对老龄社会需要就以下三个概念达成社会共识：一是养老金，即保障老人日常开支稳定的现金流，其购买能力是刚性的、有限的和有保障的；二是养老保障，包括日常开支的养老金、老年健康保障、老年居住和老年护理四大要素；三是养老资产，即针对上述四大要素的理财规划，包括养老投资阶段和养老消费阶段。
国家要制订具有增值能力的养老金计划、老年医疗保障计划、老年居住计划和老年照顾计划的公共政策。政府有责任让“劳有所得、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的小康社会口号，按照平衡个人一生财务周期的规律，成为整合与完善国家社会保障政策体系的指导原则，让更多的人能够实现终生收入平滑消费的目标，避免“年少存养老金贬值、中年买不起房着急、老年无资产忧愁”的社会现象。鼓励个人和家庭尽早做好养老理财规划，实现国家社会保障政策和个人家庭理财规划的互动性。
8．打造服务体系，支持居家养老
信息时代的空巢家庭现象越来越突出，这样的空巢老人养老有三种模式，即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进入养老社区。其实，这三种方式均不能脱离“居家养老”的核心。居家即指以老人为核心的生活方式，无论老人住在哪里，均有“在家”的感觉。为此，要建设老年社区服务，实行送服务上门和入户；还要建立公共养老社区，这是指因为健康原因或者气候原因，暂时或长久离开自住宅，租用养老设施齐全的老年社区住宅，以满足不同情况的老龄人的需要。
在一个老龄人口占1／3以上的社会里，当老龄人可以信赖社会并买得起老年服务，不依赖子女度过晚年的时候，社会才得以安定与和谐。为此，要建立老年护理保险计划，应对劳动人口短缺后购买服务的高成本风险。这个风险既是家庭风险，也是社会风险。在2015年以后，劳动人口的减少和老龄人口的增加几乎同时发生，出现“腹背受敌”现象。一方面，老年服务市场的需求将大于供给，老龄服务人工价格上涨，令老龄人群难以接受；另一方面，伴随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当服务业占到70%—80%以后，占总人口1／3的老龄人群如果缺乏购买服务能力，社会经济将会陷入消费不足的困境，危及国家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然而，培育老龄人群购买力需要提前20—30年做好准备，如果决策者继续抱着“今天不想明天事”的心态，这无疑是一种贻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政府不作为现象。
9．增加人力资本，提高社会赡养能力
社会赡养能力主要指青年一代的赡养能力。青年一代肩负着扶助小家庭（家庭）、支持中家庭（国家）、参与大家庭（全球）竞争的社会责任。
（1）扶助小家庭：指一对青年夫妻扶助4个乃至8个老人的能力。这里讲“扶助”不同于赡养，假设老人的社会养老问题已经解决，都拥有养老金、医疗保障和自住房，年轻人回家看看是出于家庭亲情和社会责任，主要功能是安排老人生活，起到主心骨的作用。养儿防老的时代已经过去，“啃老”现象只能是暂时的和少数的，如果任其大范围发生，将酝酿着“责任倒转”的社会危机和家庭财产与扶助责任的纠纷。
（2）支持中家庭：指一个国家的代际赡养问题，主要指青年一代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能力。国家控制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供应价格，建立工资指导线和薪酬报告制度，使青年一代按照“结婚生育—购买自住房—购买健康和养老”的顺序进行职业设计、终生理财和履行缴纳税费的公民义务。
（3）参与大家庭竞争：指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国家人口统计合理性的竞争，即赡养率的国际竞争力问题。
为此，要增强青年一代的人力资本，即可预测的未来收入的现值。人力资本投入是综合的，包括健康投入、教育投入和技能投入。健康投入是指包括接种疫苗和健康体检等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以及健康生活习惯和坚持锻炼身体的社会风气；教育投入是指通过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及继续教育，为青年一代打造复合型的、适合个人特性的知识结构，以便他们适应社会和具有竞争力；技能投入指学习能力、生产能力、社交能力、团队能力和理财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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