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关发展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科学理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

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发展问题上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科学发展观强调在发展问题上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坚持“以人为本”统一起来；第二，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第三，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的实质是要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把发展的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有机地统一起来，保持长期平稳较快地发展；第四，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和谐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布局，要在发展中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五，科学发展观还强调发展必须是和平发展，同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者所处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成果。但是，由于种种具体的原因，这样的结合往往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实践的发展中不断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并形成新的认识，充实、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第二种情况是，以新的实践提供的新经验为基础，对前人的理论观点进行新的概括和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三种情况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新的环境或新的历史条件，并在同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结论或思想体系；第四种情况是，在新的实践中既坚持前人正确的思想，同时又纠正前人的失误，形成新的思想或理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创立，大体是第三和第四种情况，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斗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则主要是在实践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对前人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新的概括和集成创新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立的情况比较相似，也主要是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积累的新经验，并在对前人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科学的总结概括和集成创新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说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首先是因为这一关于发展的科学理论是针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遇到的挑战和考验，在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时候形成的新观点、新理论。我们都知道，科学发展观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之所以会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要完成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必须解决好影响小康社会原定指标完成的“三农”和社会建设滞后等问题。2003年4月，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也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在推动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还要搞好公共卫生、教育等各方面工作，要把对人的关爱放在我们工作的重要位置上。至于城市拆迁和农村大量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更引起中央的重视。这就促使我们第一次提出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树立一种科学的发展观，使社会能够全面进步。

说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这主要是因为这一关于发展的科学理论是在深刻总结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现代文明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研究如何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时，我们也注意到世界上的两方面经验：一方面是，一些国家在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这个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升级而引发的矛盾特别多，有的由于处理不好，引发了各种社会冲突，甚至导致政局动荡；另一方面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观念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认识到增长不等于发展，人力资源在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发展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等等。这就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以使经济社会能够又快又好地发展，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国家能够安定团结，社会能够和谐发展。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又前进了一大步。

二、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

（一）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就

（1）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要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为谁发展”；科学发展观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发展”。这里的“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2）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3）科学发展观的目的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和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我们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纳入发展的内涵，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4）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正确政绩观、科学人才观、正确群众观。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看待政绩，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指导政绩，用兢兢业业、真抓实干的良好作风创造政绩。求真务实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容。科学人才观是对于什么是人才、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如何用好人才等一系列问题的科学认识。正确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群众观。正确政绩观、科学人才观、正确群众观与科学发展观是一个有机整体，四者共同围绕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展现着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鲜明指向，贯穿着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二）邓小平的发展思想奠定了科学发展观的基石

加快中国发展的思想，是邓小平全部理论的基础，是贯穿邓小平所有理论观点的一条主线。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发展思想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直接回答了发展中国家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即如何发展的问题，并且明确指出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实际运用和发展。一方面，科学发展观是以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的，坚持了邓小平关于发展的基本观点。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是紧紧围绕发展这个主题的。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结合时代的新变化和实践的新发展，对邓小平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作出了与时俱进的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的逻辑延伸。它是在充分肯定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重大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从新的实际出发，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而形成的“怎样发展”的崭新学说。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现阶段集中体现为科学发展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处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事业，我们在前进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问题，还要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因此还要继续进行新的实践和探索。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4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我们推动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又是我们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到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各个方面，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现代化实践的结果，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是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充分肯定新时期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对我们党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科学概括和总结。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

从上面的回顾和综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没有“以人为本”的提法，没有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统一的要求提出来，没有“五个统筹”这样的表述，但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及其主要内容，包括在“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叫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问题上，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有明确的论述。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都是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问题的科学思想一脉相承的。

综合上述两方面情况，我们既要充分肯定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关发展思想的重大发展，又要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关发展思想的坚持和继承。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我们决不能有任何片面性和错误认识。

要正确认识这一问题，首先要认识到邓小平在发展问题上的基本思想，是我们党付出巨大代价获得的科学认识。邓小平既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经济要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他强调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培育“四有新人”，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也就是要以人为本，就是让人民群众满意和高兴。邓小平提出要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强调最终目标就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至于我们今天更注重于解决公平问题，也是邓小平当年在论述“两个大局”的时候就确定了的。那种把“以人为本”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立起来，把邓小平的发展理论说成是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见物不见人”，只讲经济发展不讲社会全面发展，只讲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讲共同富裕的传统发展观或庸俗发展观，并对此进行所谓的“反思”或“纠偏”，是完全错误的。

要正确认识这一问题，还要对我们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革，对1992年以来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今天，之所以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同声音，关键在于对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缺乏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试验。因此，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有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在这样探索性的实践中，我们既不能回避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也不能过于夸大工作中的某些不足，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把我们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轻率地上升到指导思想上的问题，不能把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实践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决定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是实践迫使我们实施的决策，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不断发展提出的迫切要求。因此，从改革提出之日起，广大人民群众就把对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改革的成败上。以对改革“反思”的名义，夸大我们工作中的问题，最终将损害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及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更何况1992年以来我们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这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并不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否定，而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由此可见，从邓小平同志的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论断，经过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党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作出了创新性的重要贡献，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三座里程碑。

【注释】

[1]罗荣渠：《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2]《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3—9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9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2页。

[10]汉斯·萨克顿：《生态哲学》，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2页。

[1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8页。

[13]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0页。

[14]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15]Benjamin Higgins，Economic Development：Problems，Principles and Policies，revise edition，New York：W．W．Noton ＆Co．，1986．

[16]卢风：《享乐与生存》，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转引自Ian Davison，Values，End and Society，P．174，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77．

[17]卢风：《享乐与生存》，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转引自Ian Davison，Values，End and Society，P．170，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77．

[18]卢风：《享乐与生存》，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转引自IanDavison，Values，End and Society，P．170，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77．

[19]卢风：《享乐与生存》，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转引自Edward Luttwak，Central Bankism，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14，november1996．

[20]〔美〕德尼·古莱：《发展论理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21]〔美〕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22]〔法〕艾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2—466页。

[23]〔法〕艾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0页。

[24]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Conception and Measure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s，1990．

[25]http：／／hdr．org／hd／．

[26]〔法〕弗浪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8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8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8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11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9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0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02—503页。

[40]《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302页。

[41]《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

[42]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187页。

[4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出版，第828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45]《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