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转型期。这一时期呈现出了一些不同于常规时期的显著特点,出现了一系列不和谐的因素。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其他社会矛盾便无法缓解和解决。正是基于这一科学判断,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领导人民拨乱反正,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因此增加经济总量,提高供给能力,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需要,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总量不断跃升,2003年我国GDP总量超过11万亿,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这一切证明了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处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成熟,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产生,追求利益的欲望被激发出来,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在增长,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是大量而复杂的。加上社会成员分化,价值取向各异,文化碰撞加剧,使整个社会系统正在经历着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和谐方面表现出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今天的中国已进入一个社会问题集中的时代。各种表层的问题、深层的问题、隐性的问题,以急促的大范围的集中的方式表现出来。当前,社会系统中的不和谐、不协调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而带来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并进而带来了社会的繁荣昌盛。中国短短20多年的发展变化有目共睹。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还是初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排在后列,中国不是发展得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等资源少,社会问题欠账也多,这些问题不仅不可能即刻都得到解决,相反由于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了、大部分人脱贫了,少数尚未脱贫的人与先富人群的收入差距扩大了;与此相联系,地区差距也扩大了。加上工业化初期难以完全避免的环境恶化问题、体制摩擦带来的腐败蔓延问题、小生产者搞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诚信问题等等,虽然这些问题的出现不能归结为我们的方针政策有问题,但是,如果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处理不好,社会矛盾的增长与财富的增长将会同步,当社会不能承受这种压力时,社会系统就会失去平衡,各种矛盾就会随之爆发。
2.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利益矛盾突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多年的经济发展,我国贫困人口已经大大减少,成功地使大多数人步入了小康生活,创造了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近几年来国家统计部门、权威调查和研究机构、著名专家学者公布和发表的大量数据及研究成果表明,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攀升至0.45左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应该说,这种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而且它实际上是在绝大多数人已经脱贫致富的情况下出现的,不能一概视为消极的现象。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目前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社会大多数成员积极性的发挥,影响现代化的进程。这就要求我们,在深化改革中,要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解决非法致富而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分悬殊问题。在社会财富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推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3.地区发展不平衡造成区域发展水平相差过大
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纵横几千公里,地理形态差别很大。由于历史地理原因,加上产业结构转移和急惊风站的内在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发展很快,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缓慢,尤其是广大西部地区,发展更是落后,造成了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的现实情况。虽然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大多数国家发展过程中都有过的事,但是差距过大,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就有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各种危机。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中国的情况是,东中西部之间一是经济总量的差距在扩大,而且有继续加速扩大的趋势。二是人均GDP之间的差距在扩大。三是省内市、县之间的差距在扩大,这种差距甚至大于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不仅关系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也关系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关于未来中国区域发展,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专家指出,有十大发展趋势:一是地区差距在相当长时期内会继续存在并扩大,但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能够减缓差距扩大的速度。二是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扩大。三是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大城市圈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四是企业日益成为市场主体,大企业在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五是网络型基础设施条件将进一步完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将更为便利。六是产业转移的速度有所加快,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将形成。七是跨区域经济交流与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区域发展有望形成新的格局。八是国内统一市场建设正在加强,但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仍然相当严重。九是中央政府更加关注问题区域的发展,中西部地区有望加速发展,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十是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跨国区域经济合作将日益加强。
4.“三农”问题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制约因素
中国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和农民大国。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农村的发展落后,农民占我国国民大多数的现实,无一不凸显出“三农”问题的重要。“三农”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相比较,更具有基础性和连锁反应性的特点。目前,中国社会中的诸多不和谐现象,比如经济循环不畅、阶层矛盾加剧、政务摩擦不断、区域关系失衡、生态环境恶化等,都与棘手的“三农”问题纠缠在一起。研究和思考中国现实中一切重大社会问题,包括社会和谐问题,都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这是一句很深刻的至理真言;同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脱贫致富,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这也是一句振聋发聩的箴言。推进中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如果不能恰当处理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就会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国内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夺取政权,重要的一点在于制定了一个科学而有效的土地革命纲领,赢得了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一位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农村面临五大问题:增收、粮食、土地、社会事业和权益维护。面对中国农村的现实,只有善待农民,中国才会有一个和谐与繁荣的未来。
5.贫困问题是关于生存与尊严且尚未解决的大问题
20多年的经济增长解决了很多人的温饱问题,但3000万绝对贫困人口的生活仍十分艰难。一些刚越过温饱线的农村人口,因灾返贫、因病返贫的可能性又较大。同时国家用于援助困难群体的资金又十分有限。以扶贫解困为例,2003年是公认的对城市贫困群体援助力度最大的年份,有800多万户、2300万人左右的城镇居民直接受益,进入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但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出路不在救济,而在就业,但就业又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难题,从而使得中国解决贫困问题更为艰巨。如果对扶贫解困、社会保障等直接关系到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不妥善解决好,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
6.就业压力持续加大造成下岗失业人员增多
我国人口多,又处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就业面临城乡双重压力,总量与结构互相困扰,新生劳力与失业人员彼此交织的严峻形势。当前我国失业问题的主要特征是:显性失业与隐性失业并存,结构性失业与结构性紧缺并存,垄断性失业与市场竞争性失业并存,摩擦性失业大量存在,劳动力资源总量过大,就业岗位严重缺乏,就业形势极为严峻。农村待转移的1.5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大量没有实现再就业的国有企业下岗人员,没有找到工作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工作尚无着落的大中专毕业生,城乡每年还有1200万新成长的劳动力……庞大的失业队伍的存在,给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当前,社会稳定方面出现的很多问题和矛盾都与就业问题相关联。如失业是经济资源的极大浪费,大量的失业人员也是对社会产品的极大消耗,造成了社会资源的紧张;劳动力过剩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障碍;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失业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失业者为了生存,可能会铤而走险,加入干扰社会稳定甚至犯罪者的行列,造成极大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就业压力增大、失业率居高不下是引人注目的不和谐因素。
7.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经费投入在不断增加,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来说,教育投入明显不足,公共教育经费投入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足国民生产总值的4%。办学条件得不到改善,办学水平得不到提高,造成了“上学难”、“难上学”的局面。医疗卫生方面,医院设施严重不足,布局不合理,药费居高不下,大病统筹和医疗保险措施不到位,人民群众有病不敢看、看不起,造成“看病难”、“难看病”的局面。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暴露出我国社会公共卫生方面的重大缺陷。这些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处理不好,将会造成十分敏感的社会问题,成为阻挠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障碍。
8.腐败现象滋生蔓延是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重要的不和谐因素
腐败是文明社会的毒瘤,是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腐化剂。江泽民同志曾强调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腐败的危害是巨大的,腐败会严重削弱党和政府的威信,直接危及政治稳定,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为西方敌对国家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提供了可乘之机。腐败会制约社会经济发展,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阻碍社会经济改革的进程。一些人混淆腐败和改革的界限,把腐败行为归结为市场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以“改革开放”作为腐败行为的挡箭牌,大肆贪污腐败,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腐败会削弱中央的权威,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腐败还会造成社会思想混乱,造成社会整体道德水平滑坡,对社会心理稳定造成冲击等等。人民群众对贪污腐化、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司法不公等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目前,反腐形势依然严峻,有些地区和部门的问题还相当严重,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尚未根本消除。2003年,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党员14.7万人,其中县处级干部6000多人,厅局级干部390多人,省部级干部18人。“交通厅长现象”、“科长秘书现象”、群体性腐败等成了近些年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情况。许多社会经济问题都和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腐败现象,既是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不和谐因素,也是造成很多不和谐因素的重要根源。腐败问题不解决好,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
9.不断增加和扩大的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由于社会矛盾的长时间积累,各地近年来经常出现一些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冲击。尽管当前的社会矛盾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没有敌对的性质,但是,当自发的、零散的、轻微的利益矛盾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不力,不能正确引导群众正确对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就可能转化成自觉的、有组织的、严重的群体性对抗,会使矛盾摩擦上升为矛盾冲突,烈度与强度不断地增强,甚至引发更大范围内更加激烈的冲突。以信访为例,它本是人民群众发表意见、反映问题的权利,也是政府部门了解民情民意的重要途径。但是,现在随着矛盾的发展,政府处理不力,有些上访者缺乏法制观念,加上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调唆,信访变成了无休止的“上访”,甚至激化为冲击机关、影响社会治安等重大事件。统计表明,1978年至1982年,全国法院处理民事申诉来信39800件,接待民事申诉来访43900人次,两者相加共83700件(人)次;而到了1998年至2002年,全国法院共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4224万件(人)次,上升了近500倍。上述情况表明,在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基层)蕴藏、积压着大量人际矛盾和社会矛盾,这是社会结构基础层面不够稳定、不够和谐的信号,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10.能源不足、资源短缺、污染严重、环境恶化、生态破坏等已经影响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曾几何时,我们常常以我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而沾沾自喜,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总人口而自豪;但实际上,我国的现实却是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不足”。我国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能源资源、水资源、海洋资源等在总量上十分丰富,但人均资源却相对较少,甚至显得很贫乏。以水资源为例,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占有量却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列在世界第88位;现在全国6680个城市中,有2/3的城市供水不足,有1/3的城市严重缺水,面临着严重的水危机,不得不采取限制用水的措施或提高水价。如北京的生活用水价格几年来数度攀升,达到3.7元/吨。用水量不断增加,地表水不够用,就大量开采地下水。北京地区由于连年超采地下水,全市平原地区累计超采40亿立方米,超采区面积占平原区面积的41%,其中一半为严重超采区,形成1000多平方公里的水位下降漏斗区,不仅使地下水面临枯竭,而且严重地威胁着地面建筑物的安全。同时,由于我国的农业生产条件、节水措施不到位,水资源浪费严重,加上工业生产用水对供水需求的扩大和城乡居民用水量的上升,导致供水用水更为紧张;水资源的紧张和严重污染,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此外,从联合国公布的数字上和我们国家的统计资料上提取的一些数据,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我国人均可耕地只有全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资源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16;石油储存量只占世界储存总量的2.4%;天然气更少,只占1.2%;单位产值能源的消耗是美国的2—5倍。1997年全国的废水排放量是416万吨,相当于地表水年径流量的66.3%;1997年工业固体的废弃物产量是10.6亿吨,累积的废尘是66.8亿吨,从卫星上看我国大中城市已经呈垃圾围城的趋势。我国是排放温室气体第二大国,1997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是2346万吨,酸雨面积达到国土面积的30%,有的地方更严重,酸碱度PH值已经达到3.5,相当于饮醋的程度了。全国的水土流失面积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荒漠化面积达到了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3%。
二、消除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的思路和途径
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存在着的许多不和谐因素,是阻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必须下大力气加以消除。
1.消除不和谐因素的思路
研究不和谐的问题,是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新概念,使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了新理解。它进一步丰富了“小康社会”的基本内容,完善了中国的发展模式,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原本的三位一体——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扩展为包括“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了执政兴国的重要位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来的,决心在未来的经济建设中,用取得的经济成果作为杠杆,最大限度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社会失衡,消除社会矛盾,建立和谐社会,达到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要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个公平的社会,一个法治的社会,一个有序的社会,一个以人为本、充满活力的社会,一个善于化解矛盾、自我完善的社会,一个人民利益至上的社会,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诸多要素相互兼容、相互依存、稳定有序、运作协调、共同发展的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也是一种整体性思考问题的观点,要求我们把工作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2.消除不和谐因素的途径
如何消除不和谐因素,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呢?2003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并确立了科学发展观。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样完整地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消除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不和谐因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消除社会转型期的不和谐因素:一是理念和思路。思路决定出路,而思路又受制于理念。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几个重点必须考虑好。二是目标。我们要建立的是现代化的社会,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是社会系统范畴内的大和谐社会。三是重点。要通过发展求和谐,通过解决问题求和谐,通过解决主要矛盾求和谐。四是主线。中国已进入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推动其他方面的工作。五是方法和途径。
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大的方面: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科学发展的思路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和问题。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首先是要发展经济。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保持经济较快发展,是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的发展,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我国经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结构不合理,经营方式粗放,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投入、扩大投资规模,付出的资源环境的代价太大。例如,中国经济增长成果的低度兑现,表现在为增长所付出的高代价上:我国每生产一美元价值所耗费的能源,相当于印度的2.67倍,日本的5.8倍,联邦德国的4.2倍,美国的2.67倍,巴西的6.42倍。[3]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生产部门的物质消耗占总产值的比重有增高的趋势。“五五”时期、“六五”时期、1986年、1987年、1988年物质消耗占总生产值的比重分别为56.1%、57.3%、58.6%、59.4%、60.6%。[4]为此,我们认为必须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实现社会和谐必须保证经济和谐发展,经济发展不协调,会加剧社会的不和谐;包括过剩与短缺、需求结构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经济增长与资源短缺、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等在内的经济结构矛盾必须是数量和质量、效益和速度相统一的发展,是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全面提高的发展,是统筹协调的发展。
(2)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消除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和存在的不和谐因素的根本立足点。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更加要求社会与经济共同发展。如果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经济也难以实现持续较快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各项社会事业虽然取得明显进步,但总体上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存在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2003年“非典”疫情的蔓延,集中暴露出这个方面的问题。[5]因此,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发展。加快社会发展,就要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优化教育结构和教育资源配置,特别是发展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推进科学技术事业发展;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注重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发展,就要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继续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加快社会发展,还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同时,要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3)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消除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和谐因素。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6]有专家指出,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关键是要抓好四个环节:一是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二是农业和农村自身要加快发展,推进城镇化。三是城市发展要和农村发展相协调,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必然还要进一步发展,但要防止规模过大、标准过高的倾向,注意以城市繁荣带动农村发展。要把更多的财力等社会资源用于农村,并更好地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创造条件。四是统筹推进城乡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和税收制度等,逐步形成有利于城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4)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消除造成东、中、西部发展失衡和影响老工业基地发展的不和谐因素。
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要继续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实现共同发展。国家要从宏观政策上支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根据我国当前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中央明确提出了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这是一个把握规律、统揽全局的重大决策。
(5)坚持以人为本。
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消除转型时期各种不和谐因素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坚持以人为本,要注意处理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着力解决好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发问题;要进一步做好增加就业、加强社会保障工作,积极帮助城乡特殊困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问题;坚决纠正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坚决纠正城镇拆迁中侵害居民利益的行为;坚决纠正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坚决纠正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坚决纠正教育乱收费和药品购销、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
(6)坚持可持续发展。
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统一,既要讲求经济效益,也要重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坚持统筹规划,加大投入,标本兼治,突出重点,有步骤地进行环境治理和建设;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推进环境保护和治理,推进资源开发与节约,依法严格保护环境与生态;坚持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实行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从体制和机制上促进可持续发展。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经济建设中充分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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