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那样“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往的中国学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皆不过是“我注六经”或者“六经注我”的皮相空谈，唯有毛泽东躬行实践，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之焕发出了强大的能量。近代中国社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是毛泽东进行文化选择和改造的时代空间。广泛接触、大量阅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奠定了毛泽东深厚的民族文化修养。长期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氛围中，使毛泽东的文化心态、个性品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思想理论，无不受着传统文化基本特质的影响。这是毛泽东之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依据。毛泽东在实践中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尝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启迪。
首先，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毛泽东深受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熏陶，承继了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两大美德：负有使命感和注重实践理性。
儒家文化素来具有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传统，对中国历代志士仁人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在毛泽东的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恭恭敬敬地抄录了宋代大儒张载的一段著名格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最醒目地体现了毛泽东所崇尚的历史使命感。他也欣赏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终身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使命。毛泽东的历史使命意识基本上来自儒家传统。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与毛泽东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情怀一脉相承。
实践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之一，主要体现为一种重现实、重实践、重事实、重功效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主要特征，由来已久，最早以理论形态呈现在先秦的儒、道、法、墨诸家之学说中。实践理性尤其深受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以及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经世思潮的影响。清兵入主中原后，从顾炎武到颜元，许多正统的儒家学者痛心于魏晋玄学以及宋明理学的“清谈误国”，乃力倡“经世致用”之新风。这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回响，亡国灭种的危局呼唤着实学精神，这种精神在青年毛泽东身上也体现得极为明显。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期间，毛泽东就立下过“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的誓言，并提出了“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8]。的主张。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针对当时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现象，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并因此被教条主义者视为“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隘经验论’”的落后思想，但毛泽东坚持认为“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后来他提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党的思想路线，正是对中国传统实践理性精神的继承与弘扬。实事求是的学风，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实学的精神，是实践理性学术传统在实行中的积极效应。
其二，毛泽东十分重视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提炼积极有益的成分，不断汲取丰富的营养。毛泽东的思想确实吸收了许多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文化遗产。
哲学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有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批判性继承。毛泽东出色地运用了传统哲学的民族形式，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主要是重视知行关系和辩证的思维方式。《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两颗耀眼的明珠。这“两论”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阐释和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它还是对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9]《实践论》正是扬弃了从孔子到孙中山以来的传统的知行观，解决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矛盾论》则是对中国丰富而古老的辩证法思想的革命改造。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突出表现在“尚变”意识中，毛泽东在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的基础上，还吸收了古代“尚变”的思想传统，形成了他的哲学思想。
政治思想上，重民、保民、惠民的思想意识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儒家将这种思想发展成为一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学说。民本思想一直为一切目光远大的政治家所推崇，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毛泽东也毫不例外地重视民本思想。他对“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10]的观点是十分赞同的。毛泽东的“人民观”反映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思维特点。他的群众路线思想就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一种延伸和发挥。儒家主张“仁政”和“德政”，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道德教化来治民。毛泽东曾借用“施仁政”一词来说明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他强调要教育群众，教育人民；他非常重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并将其提高到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高度，这些均具有内在的相通性。
军事思想上，中国传统文化宝库里既有《孙子兵法》、《管子》、《司马法》等军事名著，又有《东周列国志》、《资治通鉴》之类的记载大量战例的历史典籍，还有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毛泽东早年曾广泛涉猎过这些思想资料。革命战争时期，他又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了这些军事思想。他的军事名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都大量引用了古代的军事理论和著名战例。正是由于毛泽东能从中国传统军事遗产中汲取精华，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从而形成了他的具有典型中国风格的军事思想。诸如：积极防御、集中兵力、避实击虚、机动灵活、力争主动等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军事理论和作战原则的丰富和发展，在中国革命舞台上导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
经济思想上，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与农业紧密相关，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崇尚农业的社会，因而，与政治上民本思想相呼应的便是经济上的重农思想。“以农立国”一直是历代封建政权奉行不替的经济指导思想。传统重农思想认为没有农业就没有国家，就没有统治者的地位，农业是富国强民之本，所以统治者必须“爱民”、“利民”、“节用”。毛泽东一方面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借鉴苏联的经验，另一方面也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吸取养料，融会百家，推陈出新，形成了他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思想。毛泽东在革命之初就十分注重农村和农民问题，他认为没有农村的变革和农业的发展就没有国家政治的巩固。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断言：“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11]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从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政权巩固的重要性上思考农业和农村问题。他说，“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12]。他还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将农业放在首位。
文艺思想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与中国传统文艺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一方面强调“文以载道”，文艺为封建统治服务。《礼记·王制》中“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说明文艺也具有下情上达的功能，王者可以通过文艺所表达的思想，一叶知秋，了解天下形势。另一方面中国文艺思想又抛开现实政治，主张抒发胸臆，吟咏情性，所以比较强调对“气”、“韵”、“意境”等的心领神会。毛泽东对这两方面都有吸收和创造，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独具雄风，成就非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抗内外敌人、夺取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毛泽东把文艺看作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武装人民的重要武器，他把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定为文艺的第一要义，所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特殊时期的这种做法是从实际出发的，也收到了特别的效果。毛泽东的诗词是我国传统艺术向现代化转化的光辉典范。由于他亲自驾驭了“前无古人”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所以他的诗词题材新颖，意境高阔，平添了一种吞吐宇宙的磅礴气势；加之其中贴切地运用了一些神话和典故，贯彻了他自己提出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使中国传统文艺形式恢复了活力，焕发出惊人的光彩。
上述种种，不过是沧海一粟，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是全方位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成功与他善于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密不可分，同时他为我们树立了创造性继承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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