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清明文化，促进和谐共生

弘扬清明文化，促进和谐共生_社会共生论（第二版）

清明，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大约始于周代，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淮南子·天文》：“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清明节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2008年开始，我国将清明节认定为法定节假日，放假一天。至2009年，又改为三天，一直延续至今。

清明节经过千年风雨，历尽沧桑，文化内涵日益丰富多彩，成为传统文化宝库中的奇葩。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为了振兴中华民族，必须弘扬清明文化传统，促进社会和谐共生。

7－1

何谓传统？

《辞海》说得简约：“由历史沿传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虽得要领，但不丰富。中外学者从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文学等学科，对传统做过各方面的分析，各有专述，但不够全面。我认为，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ls，1911－1995）所作论叙，较为系统：“传统意味着许多事物。究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含义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traditum），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人们可能不知其作者或创造者姓甚名谁，也可能将其归功于由姓名可查证的人，但是，它是传统这一点却不会因此而变化。决定性的标准是，它是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并被代代相传。”“传统——代代相传的事物——包括物质实体，包括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关于任何事件的形象，也包括惯例和制度。它可以是建筑物、纪念碑、景物、雕塑、绘画、书籍、工具和机器。它涵括一个特定时期内某个社会所拥有的一切事物，而这一切在其拥有者发现它们之前已经存在。”^[42]我赞成上述关于传统内涵的论述，用来讨论问题。

7－2

我国历史悠久，传统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千姿百态，若从宏观来看，大体可一分为三：官方传统、精英传统、民间传统。

何谓官方传统？以国家政治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维系的传统，“君君、臣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皆属此类。何谓精英传统？知识精英聚徒讲学著书立说所维系的传统，如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等诸学派。所谓民间传统，则是存在于民间生活的文化，如社会风俗、行业习惯等。三类传统各具特性，有分野，有渗透，如有些王朝将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墨家观念对行会的影响，孔子的礼对民间礼仪的浸润。

民间传统主要作为民众的生活样式而存在，是各种文化流变过程中的汇聚和沉积，是活在民间社会的文化，是先辈生活的活化石，在日常生活中代代相传。哪里有人，有生活，哪里就有民间传统，做工、务农、狩猎、捕鱼、经商、融资、行医、亲朋往来、婚丧嫁娶等等，无处不在。形态多样：有物质形态系列，如建筑、家具、饮食、服饰、工具、礼器、纪念品；有精神形态系列，如神、鬼、妖、魔、魂、信仰、崇拜、禁忌；有行为形态系列，如礼节、习惯、祭典、戏剧、歌曲、舞蹈。这是简单划分，其实民间传统多为物质形态、精神形态和行为形态的浑然之体。

民间传统带有地方风格。我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民族众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生存环境差异，历史沿革不同，各地风俗习惯各有特色。各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民风民俗，不用多说，就是同为汉族，东西南北的差异又何其大也。以饮食为例，如北方人喜面食，南方人喜米饭，山东人喜食蒜，山西人喜食醋，四川人喜辣，无锡人喜甜，广东人喜凉茶。以地方戏剧为例，有昆曲、汉剧、楚剧、豫剧、越剧、徽剧、粤剧、沪剧、花鼓戏、采茶戏、秦腔、黄梅戏、评剧、川剧、吉剧等。

民间传统带有行业特色。各行各业各在社会系统中占有自己的位置，或在农，或在工，或在渔，或在商，或在艺，或在学，或在医，提供资源与他人交换，谋生方式不同，自会形成不同生活样式，构成浓厚行业特色的传统。例如，渔民之开渔祭海，商人之开业庆典，农民之祭天地开始插秧，戏剧演员之祭祖师爷开演，木匠之造房上梁仪式，各具行业特点。传统行业各有保护神，如鲁班为工匠之神，唐明皇为艺人之神，妈祖为渔民之神，华佗为医生之神，关羽为帮会之神。行业崇拜，行业信仰，行业禁忌，行业规矩，行业习惯，各不相同。

民间传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社会惯性。世代沿袭，潜移默化，人接受传统多在无意之中，赋予传统社会惯性。有的传统社会惯性极强，例如，用筷子吃饭，过年放鞭炮，北方人包饺子，南方人做年糕，上坟烧纸钱，过生日吃面，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谁能禁止？

某些民间传统包涵信仰内核，具有一定的神圣性。例如，祭祖仪式，祭海仪式，拜山仪式，拜师仪式，如何布置，供奉谁，怎样供奉，哪个主持，行进程序，一一安排都有定规，颇为肃穆神圣，参入者无人质疑，不会想到质疑，也不敢质疑。神圣性具有极强的整合力和内聚力，会加强民间传统的生命力和社会惯性。

7－3

清明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是我国民间重要的八个节日：上元、清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之一。公历的四月五日或六日为清明，其实节期很长，前十天后十天二十天内皆属清明节。

“民间习惯在这一天扫墓。清明前一天（或两天）为‘寒食’，两个节令相距甚近，古人常将它们连在一起，甚至不加区分。”^[43]祭祖扫墓的习俗起源甚早，具体时间难以考订。对死亡的感悟，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别之一，墓葬文化的根源在于此，西周时对墓葬就很重视。孔子重视丧仪，影响后世儒学：“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儒家的儒字，来源于襦。襦者，相礼之礼服，就是丧仪用的衣服。《孟子》提到个齐国人，常到东郭坟墓乞食祭墓的祭品，受人耻笑，可见扫墓之风盛行。唐朝，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清明与寒食渐并为一。每逢清明节，人们纷纷上坟，遂成为社会习俗。还有了踏青、郊游、荡秋千、踢足球、打马球、插柳、拔河，斗鸡等活动，因此，清明节既有有慎终追远之感伤，还有游春赏景之欢乐，可谓是协调阴阳、平衡哀乐的节日，显示出中华祖先之大智慧。由于我国广大地区有在清明之日进行祭祖、扫墓、踏青的习俗，逐渐演变为华人以扫墓、祭拜等形式纪念祖先的一个传统节日。在仲春与暮春之交的清明节（包括寒食）成了百姓的隆重节日，每当节日来临，人们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在北方，多为准备好的枣饼啦，麦糕啦，煎饼啦；在南方，则为青团啦，米糕啦，糯米糖藕啦。清明春暖，柳叶如眉，青绿可爱，人们或将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或用柳枝作绣球，或在在房前屋后插柳枝。放风筝也是清明节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若遇好风，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大家忙着放风筝。夜里还可在风筝下或拉线上，悬挂一个个彩色灯笼，仿佛星星闪烁，号称“神灯”。为何放风筝？象征放去晦气。有人欢喜把风筝放上蓝天后，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断线的风筝送上九天云霄，据说能除病消灾，换来带来连连好运。历史上清明景象如何？感谢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全景展示了北宋徽宗年间清明时节东京汴梁（开封）汴河两岸的人物景象。

清明节前后，艳阳高照，春雨喜临，万物生发，适宜植树造林。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前后植树的习惯，风俗一直流传至今。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我国植树节，实为清明文化影响所致。

7－4

民间传统具社会共生的功能。

人生在世，必须与他人共生，试看谁不如此？“社会共生现象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存在。”^[44]共生关系的基本结构如何？“社会现象复杂纷呈，共生关系形形色色，千姿百态，若作抽象分析则可发现，任何社会共生关系，至少必须由主体要素、资源要素、约束条件三大部分构成。”^[45]法律是社会共生的主要约束条件，民间传统是微观社会共生的重要约束条件。具有社会惯性和神圣性的民间传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整合人与人之间的分歧，敬重长者，崇尚文明，是维持微观社会秩序的张力。法律是社会秩序的主要骨架，民间传统才能使社会秩序丰满起来。

家庭生活，老人为大，凡有庆典，多以老者为尊，如主持祭祖，担任证婚。尊老爱幼，父慈子孝，家和万事兴，有助于建立和睦的家庭秩序，传承家庭文明。如果缺乏优良家庭传统，为长者不慈爱，晚辈不孝顺，夫不守夫道，妻不守妻道，即使每个家庭成员守法，能建立和睦的家庭秩序吗？

乡里生活，崇尚互助，远亲不如近邻，邻里和睦，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社区秩序，传承地区文明。如果社区缺乏优良传统，邻里冷漠，公共事务无人关心，即使社区无人犯法，能建立温馨的家园吗？

拜师学艺，各行皆有传统，徒弟敬师傅，师傅精心传艺，有助于建立良好的行业秩序，传承行业文明，各种精湛工艺经久不衰。品种繁多的工艺品为何能美轮美奂，永葆青春？关键在于行业传统。如果行业缺乏优良传统，为师者不遵守师道，不负传艺之责，徒弟不尊重师长，也不认真学艺，从业人员不重视职业道德，即使无人敢犯法，行业能不衰败？

商贾之道，诚信为本，童叟无欺，和气生财，有助于建立商贸秩序。如果诚信缺失，野蛮买卖，尔虞我诈，能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吗？

能不能用法律承担民间传统的功能？不行。法律是硬约束，有强制性，必须遵守，违犯者受罚。民间传统是软约束，依赖于人的自觉性，遵循传统是来自内心的召唤，而不是受外力强制。民间传统渗透生活方方面面，有些显得琐碎具体，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皆作规定，即使有如此详尽法律，谁来执行？社会能承受这样繁重的成本吗？

能不能快速创造新传统替代旧传统？不行。传统是祖祖辈辈的生活习性的沉淀，不能一朝一日速成。时髦可以速成，但是时髦不等于传统。“如果一种信仰或惯例‘流行’了起来，然而仅存活了很短的时间，那么，它也不能成为传统，虽然在其核心部分包含了作为传统本质的延传范型，即从倡导者到接受者这样的过程。它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无论长短——才能成为传统。”^[46]时髦中的要素，唯有经过岁月洪流的淘洗依然能存在者，方能转化传统。

7－5

历史悠久的清明节在民众生活中尤其重要，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从多种学科视角观察，展示出清明节精彩纷繁的文化功能：

——从人类学看，有民族标识之功能。每个民族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传统节日是民族的重要标识。民族的消亡不是人种消亡，而是文化消亡。清明节显示出中华民族的丰富的文化特性，是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弘扬民族精神的舞台。

——从气象学看，有提示农耕之功能。二十四节气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年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所以古代劳动人民用它安排农事活动。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请看农谚：“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有时甚至用来推测天气变化：“雨打清明前，洼地好种田”、“清明难得晴，谷雨难得阴”、“清明无雨旱黄梅，清明有雨水黄梅”。可见这个节气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哲学看，有“跨越”生死、寄托精神之功能。生死之隔，无可奈何，生者希望通过仪式，试图从精神上跨越。扫墓祭祖各地风俗有所不同，但是都有焚香、烧纸、上供、跪拜等仪式，意在与先人沟通，寄托哀思。例如，“烧包袱”是祭奠祖先的重要要形式。所谓“包袱”，就是“包裹”，装满各种冥钱，写上逝者名讳，用现在的话说，那是从阳世寄往“阴间”的大礼包。阴阳两隔，无法相见，但可邮送“包裹”，不是超越生死之限哲学想象么？

——政治学看，有社会整合之功能。古时清明祭祖，巩固家族、宗族系统，有利社会安定。海峡两岸同祭祖，民众互动沟通，促进和平统一。海外华人华侨回乡祭祖先，华人大团结，利于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众之林。据媒体报道，新加坡华人至今扫墓，多用闽南仪式。每逢清明时节，多会举家出行，亲戚朋友相邀同往，浩浩荡荡去扫墓，先祭土地神。然后给亲人墓供上酒食、果品、鲜花，燃香烛，压墓纸，焚纸钱，磕头行礼，最后当场将酒食、肉、果吃完回家，一般会准备五牲祭拜祖先，当中少不了蛤、螃蟹、鸡、鸭等。祭拜完毕便当场剥蛤吃，然后把蛤壳丢在坟前，表示子孙已来扫过墓。回中国寻宗认祖、祭拜先人，则是近一二十年新加坡华人兴起的潮流。在清明节前，祖籍海南的新加坡华人见面时往往会用家乡话互相询问：“回屋（家乡）做清明不？”

——从经济学看，有促进经济之功能。扫墓出行，形成上坟祭典经济活动，踏青游春，形成旅游经济活动，皆能适当拉动消费，有利于经济发展。

——从教育学看，有崇尚礼仪、规范行为之功能。祭典仪式，倡导孝道，有利于儿童社会化，学习做人，学会与人相处，树立感恩的思想。

——从民俗学看，有传承民风民俗之功能。民风民俗在哪里？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清明节期时间长，活动繁多，是储存民风民俗的大宝库。各地风俗之特色，南北风尚之异同，无不可见。

——从社会学看，有促进社区建设、家庭和睦之功能。促进社区整合，社区内相邀踏青出游，有利人际交往和社会整合。家庭共同祭祖踏青，有利于家庭和谐，亲友保持良好的联系。

——从生态学看，有保护环境之功能。踏青，古时叫探春、寻春等。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人们外出游春，与自然亲近。清明前后，植树蔚然成风，有利于绿化环境，保护生态。

——从体育学看，有促进健身之功能。放风筝、荡秋千、打马球等，利于百姓健身。荡秋千历史古老，最早叫千秋，后改之为秋千。荡秋千是个很好的运动，至今还为青少年喜爱。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是用足去踢球。算不算开足球先河，不敢说。马球，是骑在马上，持棍打球，古称击鞠。听说，有些地方出现了仿古马球运动，也算件趣事。

——从文学看，有传承文艺之功能。文人墨客节日感怀，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成为文化瑰宝。（唐）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是，牧童遥指杏花村。”（唐）韩翃：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宋）王禹：“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南宋）高翥：“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从饮食文化看，有保存地方食品技艺之功能。节日食品，颇有文化特色。温州吃绵菜饼，也称清明饼；湖州，裹粽子，当祭品，也当干粮；泰安吃冷煎饼卷生苦菜；上海吃青团。我在上海多年，对青团制作了解一点。先将植物青汁和糯米粉混合，再包上豆沙、枣泥等馅料。很多地方在完成祭祀仪式后，将祭祀食品分吃，带有信仰意识。举一个从山西人那里听来的例子吧。晋南人用白面蒸大馍，里面包些个核枣儿、豆子、核桃仁，盘为龙身，中间扎个鸡蛋，叫做“子福”。大“子福”，象征团圆，扫墓献祖灵，完毕后分而食之，以求福祉。我国地大物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清明节食品数不胜数，各具地方特色。如果编一部《中华清明食品大全》，貌然大观，可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7－6

作为历史文化沉积的民间传统，鱼龙混杂，含有一些不利于人发展的糟粕，理应清除。怎样鉴别民间传统？必须以人权为唯一标准，批判并抛弃那些侵犯人权的民间传统：（1）批判并抛弃那些侵犯公民自由权的民间传统，例如包办婚姻、家庭私法、师父奴役徒弟等；（2）批判并抛弃那些侵犯公民健康权的民间传统，例如野蛮接生、跳神治病、修炼升天等；（3）批判那些毒害心灵的愚昧行为，例如结阴亲，叫魂嫁祸等。

凡是不侵犯人权的民间传统，必须善待，不可随意解构：（1）不可用政治意识形态批判民间传统。历史上形成的民间传统，很难符合现代意识形态，如果用意识形态为标准来评判，民间传统必被瓦解。（2）不可用科学要求民间传统。科学与民间传统分属不同领域，概念、命题、推演方式多不一样，无法相互整合。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与中国民间传统缺少渊源，现代科学更是这样。若以科学来审视，民间传统几乎难以存在。即使西方的民间传统，同样经不起科学来解读。例如，进教堂举行婚礼，有什么科学道理？（3）不可用唯物主义分析民间传统。民间传统中沉积着远古原始宗教以及后来各种宗教的某些意识，崇拜上天、大地、山、河、湖、海、古树等，敬祖先，敬作为图腾的动物，当然会有神、鬼、灵魂各种观念。若用唯物主义来判断，民间传统不止唯心主义色彩浓，形形色色鬼、神、怪更不少，哪有存在理由？（4）不可用外来的传统消解本土传统。各种民间传统，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人们在历史上逐步创造积累而成，不同民间传统之间无优劣之分，例如英国人用刀叉中国用筷子，孰优孰劣？每个民间传统有其特性，相互无法构成统一体系，如果用外来传统来评判本土传统，本土传统必遭消解。有人用基督教婚礼来评判，中式婚仪就淘汰了；有人认为文明扫墓献鲜花，烧纸钱就成了愚昧和迷信。都是哀悼仪式，烧纸钱怎么是迷信呢？

7－7

中国社会发展中，对待民间传统，出现过重大失误。20世纪50年代，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依靠公权征用唯物主义和科学，对民间传统进行全面声讨，叫“移风易俗”。到了“文革”期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驱使唯物主义和科学，从政治意识、唯物主义以及科学三方面，对民间传统进行更彻底批判，叫“破四旧立四新”。倘若仅限于文化批判，没有多大问题。有人批判，有人辩护，具有重要社会功能的民间传统自会依然存在。但是，由于权力机构介入，文化批判变为文化革命，移风易俗演化为对民间传统的“革命”，数典忘祖，侮辱师长，践踏文明：土地庙夷为平地、城隍庙变为他用、烧毁菩萨像、移走祖宗牌位、毁掉家谱。礼尚往来的习惯被打破，批判孝子贤孙，鼓励儿子造父亲的反，批判师道尊严，鼓励学生造老师的反。行规遭蔑视，鼓励徒弟造师父的反。提倡过“革命化春节”，实为“革”春节的命；提倡办“革命化的婚事”，实为“革”传统婚仪的命；提倡办“革命化的丧事”，实为“革”传统丧仪的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传统遭受外国民间传统的严峻挑战。有的提倡西方礼节，有的热衷西方婚仪，有的忙着过洋节日，有的欢喜洋快餐，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某些地方以建造洋风格的住宅为时尚。残缺涣散的中国民间传统遭受外国民间传统的严峻挑战，愈加萎缩。

作为祖辈智慧结晶的传统具有导向作用，抛弃优秀的民间传统，是可怕的。“与祖先的成就失去联系会引起危害，因为它剥夺了未来一代的导向图，而这是所有人，甚至是天才和先知也都需要的。”^[47]一个人是认知主体，一个家庭是认知主体，一个民族是认知主体。面对变化莫测复杂环境，先人们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沉淀在民间传统中，成为后代生存的导向图，子孙后代要悉心解读感悟。对山神敬畏，对海神崇拜，凝聚着怎样才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智慧。如果抛弃这些传统，开山炸石滥砍滥伐，引发泥石流，毫无节制狂捕滥捞，导致无鱼可捕，哪里还能“吃山吃水”？勤俭持家，量入为出，凝聚着理财的智慧，堪称个人理财，家庭理财，企业理财，乃至国家理财的最高境界。如果抛弃这些传统，个人会破产，家庭会破产，企业会破产，乃至国家也会破产。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何其惨痛？

作为行为规范的传统具有道德功能，抛弃优秀的民间传统，会导致道德缺失。爱德华·希尔斯说得好：“与祖先失去联系产生了某种非道德化。”^[48]由于民间传统遭践踏，被解构，支离破碎，民间社会缺乏必要的约束力，不能有效维护秩序，不敬老，不重文，礼仪破碎，斯文扫地，某些领域道德沦丧，导致社会共生关系劣化，危害严重。

优秀的民间传统为人提供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抛弃传统会使人灵魂空虚，精神没有家园。“应该记住一种独特的信仰传统或行为传统一旦被抛弃或长期处在受排斥和压制的状态，它可能会完全消亡或接近于消亡，留下一个空白，人们将感到那是一条鸿沟，并以一种更糟糕的信仰或行为来代替。”^[49]不是常有人感叹过年、过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重阳节，都没意思吗？节日的象征意义存在于传统，因为民间传统失落，这些节日变成没有灵魂的空壳，苍白而无活力，哪里会有魅力？为什么有人感叹“穷得只剩下钱”？为什么“庸俗、低俗、媚俗”大有市场？有的人只信“钱”，有钱就有一切，搞“金钱拜物教”。有的人只信“权”，有权就有一切，搞“权力拜物教”。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信仰么？

7－8

清明节所有仪式活动，无不都在共生关系中展开。个人、家庭、群体都是共生主体，不仅如此，逝去的先人也是大家互动、对话的主体。在时空中囊括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种种共生关系。节日的神圣性要求每个人必须遵守仪式，而且人们乐意遵守，因此，名目繁多的仪式以及内含的理念，无疑成为各种共生关系的约束条件。清明文化是历代祖先生活的活化石，是当代民众生活的行为模式。两千余年经久不衰的清明节汇集儒、道、墨、释诸家的一些思想精髓，储存祖祖辈辈的经验和教训，化为民众的生存智慧。道、和、礼、义、仁、智、信、兼、慈、俭、中等观念以及“道法自然”、“协调阴阳”等思想，不是散发于节日丰富多彩的活动之中么？

社会由各个层面的共生系统组成，存在资源交换型、资源分享型和资源竞争型三大类共生关系。社会进步就在于改善人的共生关系，走向和谐共生。若是资源交换型共生关系，所谓和谐共生，乃是各主体在合理的度内交换资源。若是资源分享型共生关系，所谓和谐共生，乃是各主体在合理的度内分享资源。若是资源竞争型共生关系，所谓和谐共生，乃是各主体在合理的度内竞争资源。

每个人、每个利益主体皆想利益最大化，皆欲占有更多资源，而大多数重要资源是稀缺的，不可能满足每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势必引发矛盾、纠纷乃至冲突。怎样才能合理交换资源、分享资源、竞争资源？关键在于优化约束条件。法律之外，民间传统无疑是不可或缺的极重要的约束条件。清明文化博大精深，能为人提供精神支持，具有潜移默化、规范行为的社会功能，是社会共生重要的约束条件。弘扬清明文化，不是可以有效优化约束条件，协调社会关系，疏导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共生吗？

7－9

感谢主办者邀请，参加这次清明文化的盛会，深感荣幸！最后，请允许我送上良好的祝愿：

千年佳节兮万古流长，清明论坛兮欢聚浦江；

炎黄子孙兮携手并肩，巍巍中华兮昌盛辉煌！

【注释】

[1]这是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为博士研究生所做的一次讲座纪要。

[2]《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8页。

[3]《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页。

[4]《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页。

[5]同上。

[6]《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09页。

[7]同上。

[8]菲利普·弗兰克：《科学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页。

[9]《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42页。

[10]同上书，第10页。

[1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页。

[12]同上书，第284页。

[13]同上书，第8页。

[14]《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74页。

[15]《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6页。

[16]《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页。

[17]〔美〕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3页。

[18]参见〔美〕W·C·丹皮尔：《科学史》，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72页。

[19]《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20]〔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21]这是胡守钧主持的一项社会科学重要课题的研究报告。参加课题组的有：吴赞科、马晓俊、刘伟、柴亮杰、欧阳圆圆、江晋、金星玉、胡安宁等。

[22]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113页。

[23]示威、上访等合法行为，在类似单环节沟通模式的社会中经常是被视为极端的。

[24]参见胡守钧：《走向共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25]参见斯坦利·海曼：《协会管理》，尉晓欧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26]M．E．Olsen，The Process of Social Organization，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2．pp．45－67．

[27]参见王名、刘国翰、何建宇：《中国社团改革　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6页。

[28]详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

[29]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章。

[30]顾晓金：《中国青基会的实践与思考》，2002年“民间组织发展与管理”上海国际研讨会发言。

[31]参见朱国梁：《在探索中前进，在服务中发展》，2002年“民间组织发展与管理”上海国际研讨会发言。

[32]详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条。

[33]对于信任的界定，有着多种说法。这里引用的是福山的说法，属于最值得关注的一种。

[34]王颖、折晓叶、孙炳耀：《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35]参见顾晓金：《中国青基会的实践与思考》，2002年“民间组织发展与管理”上海国际研讨会发言。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页。

[37]阿克顿勋爵名言。

[38]参见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39]朱昌平：“试论大众传播在利益表达中的地位和作用机理”，《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40]朱昌平：“试论大众传播在利益表达中的地位和作用机理”，《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41]在首届海峡两岸清明文化论坛上讲演。

[42]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43]《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第375页。

[44]胡守钧：《社会共生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45]同上书，第6页。

[46]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47]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1页。

[48]同上。

[49]同上书，第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