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内陆边疆蒙古地区城市规模

城市规模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判断城市规模的大小可从人口多少、占地范围大小、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等多方面来考察。

人是城市的主体，因而人口数量的多少是决定一个城市规模大小最主要的指标。但有关清代蒙古地区城市人口的记载甚少，除个别城外，多数城市都很难考察其城市人口规模，只能根据一些零星片断数据来分析。

经济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经济发展规模也是决定一个城市规模的重要指标。目前有关清代蒙古的志书或著述即使有对经济的记载，也多流于文学性描述，没有科学的统计数据，因而以经济发展来分析研究城市规模缺乏历史资料的支撑。

城市用地规模也是判断一个城市规模大小的重要依据。不过关于清代蒙古城市规模的记载主要为城垣周长，但清代蒙古仅有部分城市筑有城垣。另外，清代蒙古重要的城市多为组团式，除筑有城垣的驻防城外，还有寺庙区和买卖城，而有关寺庙区和买卖城的规模则较少记载，这也为真实了解清代蒙古城市的规模增加了不少困难。

清代二百多年间，蒙古地区的城市虽有较大发展，但相对内地各区域的城市而言，无论是用地规模，还是人口数量都相差甚远。

（一）清代蒙古地区人口规模

清代，蒙古地区人口总量较少且分布分散，占人口多数的蒙古民族多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农业经济不发达，故几乎所有城市的经济腹地都较小，不能承载太多的城市人口，城市经济也较为落后，缺乏产业支撑，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因而蒙古地区的城市人口普遍较少，军事人员在城市人口中所占比例较高，这是蒙古城市与内地城市的不同点之一。

库伦是清中前期外蒙古地区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1]。库伦主城区以蒙古人为主，人烟稠密，人口三万余，多喇嘛僧徒，土人以运货为生，或打牲猎兽。另外，作为库伦城市重要组成部分的买卖城大约有男女计五千人，其中有一千八百名汉人，其余是蒙古人^[2]。清后期，库伦“买卖城”内居住着较多内地汉人和俄罗斯商人，其中“晋人十之六，顺宜人十之一，俄人十之三”^[3]。库伦另有驻防兵2000余名，统于办事大臣^[4]。

多伦诺尔是外蒙古地区人口规模仅次于库伦的政治、宗教、商业城市。多伦诺尔先后共建有15座寺庙，15寺之喇嘛共有2000余人^[5]。其城因寺而兴，推动了人口的聚集和商业的繁兴，成为察哈尔地方商业最为繁荣的城镇。乾隆中期，多伦诺尔已是屋庐栉比，商旅云集，人烟稠密。乾隆年间刻印的《口北三厅志》称：“多伦诺尔皆铺户聚集，以贸易为事，逐末者多，务本者寡。”^[6]咸丰元年，多伦诺尔的商家已达4000余户^[7]。多伦诺尔居民以汉族商业人口为多，也有部分回族商人，主要以驮运货物为业^[8]。该城居民主要集中在新旧两个买卖营组成的商业区。清末，多伦诺尔城区更是“人家鳞比，衡宇相望，居然汉漠之间一都会，有“户千五百六十七，口约二万，内有回教徒三千人，居住者汉人而已，蒙人绝无住市场者”^[9]。

乌里雅苏台、归化城等城市人口规模也较大。乌里雅苏台驻军多时为2000人，少时则为数百人，另有数量不多的政府官员，城市一般居民人数也不在少数。乌里雅苏台的买卖城在道光年间有各类铺面房千余间，商人3000余人^[10]。归化城的人口长期保持在2万～3万人之间，清后期，据法国人古伯察考察，归化城“共有5个大喇嘛寺，各自均有2000多名喇嘛栖身。此外，大家还可以在那里计算到15座左右的较小寺庙，它们如同是前述大寺的分寺。不必害怕夸张，我们至少可以把其中的常住喇嘛数字计算到2万名。至于那些居住在该城各区经商和贩马的人则不计其数”^[11]。光绪年间，归化城“人口三万余，喇嘛亦二万”^[12]。据官方调查，光绪三十三年（1907），归化城有八十一街，各设街长一人，共三百三十一牌，牌设牌长一人，民户计三千一十七户，男一万六千五百二十三人，女八千二百七十九人。四乡共三百有七村，村长一百二十七人，七百七十八牌，牌设牌长一人，共七千六百七十八户，男四万八千五百八十六人，女二万七千九百八十九人^[13]。绥远为驻防城，据民政部汇造京外第二次查报户数清册统计，光绪末，绥远城驻防合计二千七百六十五户^[14]。因而归绥城市在清末为蒙古地区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

除了以上所举城市外，蒙古地区大部分城市人口规模都较小，相当部分城市仅有数百人或千余人。有清二百多年间，蒙古地区的城市虽然较明代有较大的发展，但城市人口规模始终都较小，没有形成大城市，也未形成首位型城市，因而城市的聚集力和辐射力都不大，对区域的带动力也较有限。

（二）清代蒙古地区城市的占地规模

清代内陆边疆蒙古地区城市人口不多，大部分城镇的规模都较小，但也有少数城市占地规模较大。规模较大的城市主要有多伦诺尔、归化城、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

多伦诺尔是蒙南地区的宗教、经济中心城市。汇宗寺建成后，汉族商人即向多伦诺尔汇集，不久形成了与寺庙相望的兴化镇，又名旧买卖营。康熙四十年（1701），买卖营规模已有“南北长四里，东西广二里”，主要街道有十三条^[15]。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巡幸此地时，多伦诺尔已是“居民鳞比，屋庐望接”^[16]。雍正九年（1731），再建善因寺，次年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迁住多伦诺尔，内外蒙古的朝拜者和各地经商者更多。乾隆六年（1741），在旧买卖营东北一里以外的地方，建新盛营，又名新营，南北长一里，东西广半里，主要街道有五条。此后，旧买卖营和新营逐渐连成一体。乾隆二十三年（1758），多伦诺尔已是“东西宽四华里，南北长七华里，分十八甲，有大小八条街道的市镇”^[17]。清后期，多伦诺尔“市长三十里，广十八里。汉蒙异居，道路狭隘，多寺院”^[18]。

明末归化城建立之初，仅“周二里，砌以砖，高三丈，南北门各一”^[19]。清朝统一蒙古地区后，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在明归化城基础上重建，康熙三十三年（1694），在归化城外增筑一道外城，约加宽百米^[20]。雍乾之际，为了加强北方防务，清廷又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处，修建了八旗军队的驻防城，城成，由乾隆帝钦赐城名绥远^[21]。绥远城建成后，清王朝便移山西右卫之军携带眷属移驻绥远城，靠近长城一带居住的汉族商民也随之大量涌入城中开设店铺。归化、绥远二城，在清前期相距五里，然到光绪年间，人烟辐辏，市街毗邻，二城之间，几无隙地，不异一城^[22]。

科布多是外蒙古地区重要的军事城市之一，建于雍正九年，城周长十二里，高一丈，连城垛共高一丈五尺。乾隆年间，新疆统一后，科布多成为内地商民北去阿勒坦诺尔乌梁海，西去新疆的交通要冲，又是畜产品、粮食种子的集散地，清廷遂令参赞大臣扎拉丰阿于哈勒巴山高亢之地，另筑新城^[23]。清末，科布多城规模并无大的变化，仍保持三条街道规模的买卖城。

乌里雅苏台城为漠北蒙古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因其主要功能为军事重镇，故雍正十一年（1733）初建时规模较小。乾隆二十九年（1764），在齐格尔苏特河、乌里雅苏台河之间的城址旧基上重修，城垣为内外排树木栅，中实以土，周长五百丈，高一丈六尺，厚一丈。城内设有京师四部院（内阁、户部、兵部、理藩院）的派出机构衙署、将军衙门、参赞衙门等。乾隆十五年（1750）以后，乌里雅苏台的买卖城较前扩大了不少，但仍不及库伦买卖城的一半，光绪年间乌里雅苏台买卖城由分布在五条街上的房屋组成，这些房屋约一百八十至二百栋^[24]。

鄂尔斋图杲尔城、莫代察罕叟尔城、扎克拜达里克城、推河城、翁机（金）城、鄂尔昆城、塔密尔城等军事城镇的规模都较小，人口主要以军队官兵为主。

雍正、乾隆年间内蒙古地区新设厅治的城市除萨拉齐外，一般规模也不大。萨拉齐在设治之初并无城，由于人口的增多，同治七年（1868），创建城垣，城高一丈七尺，女墙五尺五寸，周围九里十八步^[25]。清水河厅有市无城，仅有一条东西朝向的永安街^[26]。托克托厅城也仅有两条南北向的商业街。和林格尔厅城设治之初规模也很小，有街无城，直到民国十九年（1930）筑城时，也仅周长四里一百四十五丈^[27]。其他内蒙古地区在清末兴起的城镇更是规模甚小^[28]。

如果以蒙古地区的城市与内地相对发达省区的城市比较，其规模显然普遍甚小，江南地区十万人口的府城和数万人口的县城比比皆是，城垣周长在十里以上的府城也不在少数。但是如果以蒙古地区的城市与西部经济较为落后的甘肃省和山西省相比较，则差距甚小。清季，甘肃大部分城市都在万人以下，一千至三千人的城市所占比例甚高，达十八个，另外还有五百人以下的城市四个。参见下表。

表1　宣统年间甘肃46城市的人口规模状况一览表

续表1

资料来源：甘肃省档案馆编《甘肃历史人口资料汇编》（第一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349页。

上表统计数据充分表明，在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各省区在清代城市发展水平上都具有滞后的共性。

（三）清代蒙古城市的形态、建筑与规划

清代蒙古地区城市的形态与内地城市的形态大同大异。“大同”的方面表现为，在明确的政治军事目的指导下，有目的、有规划所建立的蒙古重要政治军事城市，其形态与内地府县城市基本相同。“大异”的方面主要表现为，大部分蒙古城市为自发形成的，因而无城垣规范，形态各异；其次，“大异”还表现在重要的蒙古城市多为多核组团式布局，与内地单核城市有别；此外，买卖城为蒙古地区特别的城市类型，亦为内地城市所无。

1．有城垣的城市与无城垣的城市

清初，蒙古纳入到清朝的统一治理后，清廷相继在内外蒙古建筑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军事城市，这些城市基本上都按照内地城市的形态修建，与内地府县城市大同小异，多筑有方形或类方形城垣，有城门、城堞、城楼等，如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均为军事重镇，故都筑有城垣。据《蒙古及蒙古人》记载：“自于科布多地区建立军寨并设大臣之官邸后，建于科布多河岸之旧城已毁于战乱且又遭水灾，着于布彦图沟东侧不远处建城，城墙高丈余，厚五尺余，城周四百余丈；东西南三面各设一门，四隙建角楼；城内建最高大臣议事厅、军事金库及蒙事议事厅等三处及其他房舍以供昂邦、官员、兵丁、军需粮库等之用。”^[29]科布多“城堡四周还围着一条壕沟，只是壕沟里没有水而已。这座城门前架着一道窄窄的木桥越过城壕，为使它们坚固一些，桥面上还抹了泥”^[30]。“府邸和官署占满了城堡的整个南半部，城堡的北半部，实际上是从东城门起的整个东北部，全都是军粮库，他们四周也围着一道用土坯砌的围墙^[31]”；城堡的整个西北角，则是科布多的监狱^[32]。

归化城也与内地城市形制相同，为两重城，内城建于明末，规模较小，周二里，砌以砖，高三丈，南北门各一^[33]，其城市形态与内地府县城基本相同，成方形，但内地府县城一般为四门或四门以上，而归化城仅有南北两门，主要是地理形势原因和军事需要所致。康熙三十三年（1694），清政府在归化城外增筑外城，门三，缺其北，城之四隅有望楼，环以壕，颇坚固，西南地势开敞，东北层峦叠嶂，屹然重镇^[34]。绥远城垣周长一千九百有六十丈，高二丈四尺，依城附筑四十四座炮台，东西南北四面各有十门炮，城之四隅则各有一门炮；睥睨高五尺七寸，女墙高三尺五寸。城建有四座城门，南承薰、北镇宁、东迎旭、西阜安，皆乾隆帝赐名。城门建有楼，楼各五楹；另建有四箭楼、四角楼^[35]；箭楼与城门之间修有旁门，以便日常行走；城之四周环以护城河，宽五丈；四门之外建有石桥和吊桥，以通内外^[36]。

此外，鄂尔斋图杲尔城、莫代察罕叟尔城、扎克拜达里克城、推河城、翁机（金）城、鄂尔昆城、塔密尔城等军事城镇都筑有方形城垣。萨拉齐于同治七年（1868）建城垣，四周各筑砖门，深三丈五尺，上有门楼，高二丈^[37]。以上这些城市的形制与布局都是按照内地城市来设计、修筑的，因而与内地城市类同。

蒙古地区除少数政治军事重镇外，多数城市往往是有市街无城垣，特别是买卖城多为自发形成，更无城垣。“多伦诺尔也和库伦、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等其他蒙古城市中的买卖城一样，没有城墙。你从草原上直接就可走上城市的街道。这些街道入口处的标志通常是两扇大门，或干脆只是两根对立的木柱，木柱上面有的带遮搭，有的不带遮搭。”^[38]买卖城内官方建筑较少，如乌里雅苏台买卖城里的官家建筑和公共建筑只有两处：一处是捕厅，另一处是一座汉式寺庙^[39]。库伦买卖城仅有札尔古齐衙门、库伦商民事务章京处。科布多“买卖城”也只有官方所设的“厅子”。

2．多核组团式城市与单核城市

清代蒙古地区建立的重要城市一般为多核组团式，分别由驻防城、买卖城或寺庙区组成。驻防城为城市的核心组团，往往规模不大；因管理的需要，驻防城内一般不准建立市场，故商业集市等只能在城垣外另建。同时，由于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盛行，喇嘛不把自己的房屋建在街上，而是独立成区，寺庙自成体系，往往形成以寺庙为中心的聚居区，从而构成多核组团城市。如乌里雅苏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乌里雅苏台城堡本身，里面集中了许多固定衙署机关，还住着一部分中国军队；另一部分是乌里雅苏台买卖城，离城堡约一俄里远，中间隔着一条扎噶苏图河。”^[40]多伦诺尔也是由两个部分组成，即额尔腾河右岸的寺庙和左岸的旧新两个买卖营。多伦诺尔的汇宗寺和善因寺共有十三个活佛仓，最盛时两庙共有130多处四合院，近千间房屋，俨然一个寺庙城。买卖营南北长东西窄，并且不断扩展其规模，到19世纪末，买卖营“南北长度是东西宽度的三倍”^[41]。库伦城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库伦主城区，以行政机构和军营为主；二是喇嘛城，由几座喇嘛寺和喇嘛僧房组成；三是买卖城，即商业城，中外商人在那里成交大宗的牲畜、骆驼、绵羊、丝绸、蜜蜂等，商人包括俄国人、蒙古人和汉人。科布多城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官衙之城”，一部分为买卖城，买卖城在“官衙之城”南约一百俄丈的地方^[42]。

归化与绥远为双核城市，至清中后期，二城出现合一的趋势，绥远城俗称“新城”，为驻防城，城内以军营为主，仅有少量商店和民房；归化城称为“旧城”，内则聚居着居民，多商店和娱乐场所，以商业贸易为主；此外，归化城内外寺庙林立，其城市形态亦形成多核组团式。

但部分规模较小、功能单一的军事城镇，如鄂尔斋图杲尔城、莫代察罕叟尔城、扎克拜达里克城、推河城、翁机（金）城、鄂尔昆城、塔密尔城等，与大部分因治而兴的城镇以及因商而兴的城镇则仍然是单核城镇，其功能也较单一。

蒙古地区城市与内地城市另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其有买卖城。“买卖城”来源于“买卖人”，“买卖人”是蒙古人对旅蒙商人的称呼。买卖城一般不在主城区内，而是在主城区外，或单独成城。

买卖城的形成有多种原因。有因宗教原因而形成买卖城，如库伦以寺庙为中心，但喇嘛教规定寺庙附近不允许开设店铺，因此商贾只能在距离寺院数里的地方居住。“他们的这些早期的居住区就演变成为寺院以东的整整一座城市，其规模比大呼勒本身还大，汉文名字叫买卖城，也就是商业城。”^[43]另外，入清以后的每年春季，哲布尊丹巴都要在库伦附近举行著名的“曼达尔”盛会，届时所属牧民群集于此，内地商人和俄罗斯商人也都满载商品长途而来，“市廛栉比，而小贩贸易，或搭盖木房，或就地陈列，尤有麇聚蚁附之势”。后来为了便于管理，便开辟了场地，建立固定的市场^[44]。买卖城位于“呼勒和喇嘛住宅的西面。起先，它只是在喇嘛城郊外的草原上。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汉族人和俄国人店铺的建筑物开始逐渐从西边包围市场，并一年一年地增加。到70年代末期，市场被这些建筑物团团围住，构成了呼勒的整整一半。现在，城市的这一部分更大了。最近十五年期间（19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里又形成了八条街道，商人的房屋盖得密密麻麻，现在几乎已与巴呼勒和甘丹连接起来了”^[45]。

另外，清初的随军贸易也是形成买卖城的重要原因。康熙帝平乱时，曾有大批商人从行，由于“随军贸易之人，固不可少”，但是“若纵其贸易，又至紊乱”，因而规定“应于某营相近，即令某营之夸兰大，派出章京，于一里外驻扎，准其贸易”。康熙帝还指令理藩院另设一买卖营，中路大军十六营中，每营派官一员，“专司贸易之事”，以便于沿途购买蒙古的驼马牛羊等物品^[46]。乾隆二十年（1755），平准战争中，乾隆帝亦允许为军营运米的商人携带货物“茶叶布匹，官兵蒙古日用所需，乘便带售，与蒙古有益，在商贾得利……由归化城运米往军营，毋庸禁止私带茶布酌量驮载带往”^[47]。于是，凡大军行止之处便是商品交易之地，大军撤走时，已经腰缠万贯的商人，以其财力继续留守经营，由交易市场而筑城修道，漠北及天山北路许多城镇的“买卖城”由此而兴起。

此外，蒙古地区贸易商品的特殊性，也是买卖城形成的重要因素。在蒙古地区，牲畜贸易是最大宗贸易，如果此项贸易移至城区，将引发严重的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因此城内不可能开辟大型的牲畜贸易市场，一般只宜放在城外，而与牲畜有关的贸易市场一旦形成，其他行业也就随之兴起，如日用百货、丝绸布帛、茶酒烟糖和土产杂货等，更有兼营放贷金融、旅店运输、手工业制品和粮食、醋酱油、烧酒酿造等业均向此聚集，从而推动买卖城的出现。如乌里雅苏台建城后，“在城外西去三里的地方，逐渐形成固定的集市，携带着各种商品的四方商人，大都汇聚于此，设点摆摊，进行交易，以后又建立起固定的店铺和储藏货物的仓房。至道光年间，这里已有各类铺面房一千余间，贸易商人三千余人”^[48]。

蒙古地区城市建筑具有较为突出的地区性、民族性和宗教性特色。由于蒙古地区冬天寒冷，因而建筑式样必须要考虑保暖的需要，如科布多普通汉人临街的房屋都是用木料或土坯建成的，而且一律都是用泥抹面，“只有一个窗户，连窗框算在内，其高度约为两俄尺半，宽度为一俄丈，有的比这还要宽，分为四五十个小方格，上面贴着麻纸以透光。……房屋旁边通常都是大门，大门的另一侧是一堵用土坯砌成的围墙，紧接着又是另一座同样的房屋和同样的大门、院墙等”^[49]。富商住宅又另有特点，其房舍都比较宽敞，为了安全起见，按照长城以南的习惯，其房屋临街的一面都没有窗户，因此富商集中的街道两边几乎都是连接不断的院墙和院墙之间一律带有披檐而且两侧有土台的院门。从大门进入院子，迎面是一堵照壁，挡住外人向院内观看的视线，但在两侧为人和车辆留下了过道。照壁后面是一排一直伸到院子另一端的住房，住房窗户大都朝南。窗户之间还有房门，每排房屋约有五至十扇、十五扇，或更多的房门，这取决于房屋的间数^[50]。

蒙古地区作为行政中心或军事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城市，一般都有着较为严整的布局规划；但是即使有规划的城市由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不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故不少城市也显得十分凌乱，城市基础设施普遍质量较差。如乌里雅苏台买卖城两条老街交叉成正十字形，两条街道外表几乎一样，都同样紧密地排着一家家店铺，都同样地狭窄，同样地坑坑洼洼，布满了车辙，十分脏乱，一到下雨时也都同样地无法通行，因为路上的稀泥至少有四俄寸深，有的地方甚至更深。由城堡西行来到买卖城时，须通过一道木门才能进入主要街道。这条大街的西端没有大门，但在买卖城的中心，即两条街交叉的地方，却有三道大门：一道大门是由东向西的通道，另一道大门是由南向北的通道，第三道大门建在那条南北大街上，离上述十字路口的两道门最多不过五十俄丈远^[51]。绥远“城内那低矮的汉式房屋与环绕全城的高大而宽厚的城墙无论如何也不协调。城内唯一引人注目处是其规则性和一条由东穿向西的宽大而漂亮的街道”^[52]。归化城“除了高出其他建筑的喇嘛寺外，大家只能看到一大片乱无秩序地挤在一起的房舍和店铺。旧城的城墙尚完整地存在着，但城中过多的居民被迫迁出城外。大批房舍在不大为人察觉的情况下于城外建成，形成了大片居住区”^[53]。

而自发形成的蒙古厅城与买卖城多缺乏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更是水平较低，质量较差。如多伦诺尔也“不是一个建造比较规则的城市”，而是随着商贸活动和商民增多而自发建立的城镇，除了寺庙以外，买卖城内的建筑不甚讲究，住宅区分布不整齐，也很简陋^[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