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君
社区是城市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各民族交流交往的重要平台。2005年5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社区民族工作。2011年12月，国家民委、民政部联合出台了《加强新形势下社区民族工作的意见》，把社区民族工作作为城市民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摆到十分重要位置，提到夯实党执政基础的战略高度。[3]
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多民族散居的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市在全国城市民族工作大局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它与全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地缘相接，在构建民族和谐团结，尤其是“涉藏维稳”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成都市“三圈联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来到成都。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成都市有55个少数民族成分，少数民族常住人口12.69万余人，户籍人口10.56万人，占全市人口总数的0.9%，流动人口年均400万人次。相比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少数民族87%以上居住在城市，只有13%居住在农村，开展城市社区民族工作显得日益重要。
随着成都市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流入成都的人口还会有增加趋势。加快城市民族工作，以社区为单位开展基层民族工作已成为急迫的任务，需要对已有工作经验与方法进行充分总结，进一步建立健全机制，提炼与提升相关工作经验，广泛复制与推广。正如国家民委副主任陈改户指出的“社区民族工作是一篇刚刚破题的大文章，有许多新问题需要研究，有许多新挑战需要应对，有许多新方法需要尝试”[4]。为此，我们对成都市社区民族工作进行了深度调研，以期通过总结经验，找出问题，为成都市民族工作策略的调整提供决策依据。
一、成都市少数民族聚居特点与个案社区情况
2012年8-9月，我们对成都市民族工作重点区(市)县的典型社区进行了走访调研，10-11月又对成都市20个区(市)县有关少数民族事务的10多项指标进行问卷调查、统计摸底和汇总分析。发现成都市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聚居区域也逐渐扩大。少数民族在成都市比较集中分布区由过去的武侯区、金牛区、双流、郫县和都江堰等5个区(市)县扩展到成都五城区与高新区、都江堰、郫县、双流等10个区(市)县，因此，这10个区(市)县也被确定为成都市民族工作的重点。
少数民族在成都的聚居呈现出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成都市少数民族聚居特点
1．以驻蓉办事机构、企业和以单位、团体成建制迁入的驻地为中心，形成相对集中聚居区
据不完全统计，成都市有民族地区驻蓉工作机构(包括干休所)150余个，其中武侯区38个、金牛区20个、郫县39个、双流22个、都江堰40个。流入成都的少数民族基本围绕这些机构所在地居住或流动，形成少数民族人口较为集中的社区。因此，都江堰、郫县、双流、武侯等区(市)县有多个以少数民族人口为主的典型社区。例如，双流县的西航港寺圣社区、西航港光明社区、西航港九龙湖社区、九江镇蛟龙社区等，有藏族3200多人购房定居，社区内还有雅江县“天伦家园”住宅小区、道孚县住宅小区、炉霍县住宅小区等几个以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藏族为主的物业小区。武侯区的浆洗街街道办洗面桥街社区和洗面桥横街社区等，有少数民族常住人口5300人，年均流动人口100万人，社区内还有“武侯名园”“罗浮世家”等藏族人口比较集中的物业楼盘。
2．因经商贸易发展形成的聚居社区
以郫县安德镇望乐社区、武侯区洗面桥街社区为典型。
3．配合与服务成都市“五大兴市战略”的产业发展形成的新型社区
以郫县德源新城最为典型。
4．特殊原因形成的少数民族聚居社区
以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南宝山乡木梯村为典型。2008年5·12地震之后，成都市响应全省统一建设的号召在邛崃市建成全省唯一跨市州异地安置点，安置汶川、青川因灾失地农民285户、1202人(目前共有330户、1224人)，其中羌族683人，汉族519人，形成南宝山社区。
此外，为了配合国家整体规划进行水库建设与移民，安置紫坪铺主库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移民6034人，其中藏、羌、回、彝等少数民族移民1361人，占移民总数的22.56%，在温江、崇州、新津、彭州和新都等县所形成的少数民族聚居社区。[5]
(二)个案选取与典型社区介绍
此次调研主要关注10个重点区(市)县民族工作中具有创新性、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社区。按照不同民族聚居社区、城市社区与乡村村落等进行了分类，选取6个具体点，分别代表少数民族人口相对集中居住的社区、历史传统形成的聚居地和新近形成的社区等不同类型。在选点上既考虑少数民族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也考虑不同少数民族群体以及不同社区受各级政府重视和表彰情况。综合各种因素，选取以下几个社区作为案例分析对象。
1．武侯区浆洗街街道办洗面桥街社区
洗面桥街社区面积0.6平方公里，有常住人口11036人，其中少数民族常住户294户、3285人，暂住户150余户、400余人，少数民族经营户56户，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年均流动量约30万人次。呈现“一齐三多”的特点:56个民族成分齐全，周边民族地区办事机构多(21家)、少数民族商家多(56户)、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多。该社区所在的浆洗街街道办有少数民族人口5300人，流动人口每年约100万人(次)，有民族地区办事机构、院校和驻蓉办事单位等40余个，少数民族商家近200余户，是成都市乃至西部地区民族成分最齐、少数民族人口最多、民族地区办事机构最多的中心城区之一。
2．都江堰市滨江街街道办龙潭湾社区
都江堰市滨江街街道办龙潭湾社区是一个典型的、新近形成的、多民族共居的社区，有3150户，常住人口约9930人。其中，少数民族常住人口260人，分别为藏族126人、羌族80人、回族43人、满族7人、土家族3人、蒙古族1人。另外，每年约有2000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部分来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相对集中居住于社区内的汶川干休所、都纸小区、金羊新苑小区、美丽洲小区等。
3．都江堰市古城区南桥社区
南桥社区地处都江堰市古城区核心区域，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历史上茶马古道的起点，一直是多民族文化交融和聚居的地方，也是回族相对集中居住的街区。5·12地震后，社区居民民族结构发生变化，有部分藏族、羌族迁居于此。目前有居民1038人，其中少数民族有回族232人、藏族21人、羌族14人、满族5人。社区内有一座300多年历史的清真寺，是全市3000多穆斯林从事祷告和礼拜及庆祝伊斯兰重大节日活动的场所。
4．郫县德源新城[6]
该新城是为了配合成都市“一号工程”富士康科技产业园发展而建成的职工生活配套区，共有8个社区，48栋楼房，5.2万人，流动人口12万人，由2个物业公司管理。社区内有28个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人口809人，以彝族最多，共303人(占37%)，其次是羌族109人(占13%)，藏族91人(占11%)，苗族78人(占10%)(2012年11月15日数据)。社区内人口流动性很强，每星期更新一次数据，但少数民族人口基本上维持在1000人以内。离开科技园宿舍区的职工通常也会继续生活在附近，从而成为新城的流动人口。
5．郫县安德镇望乐社区[7]
望乐社区面积2平方公里，有户籍人口4120人，常住人口(在社区买房居住者、经商者)15000人，18个住宅小区，包括幼儿园、职业中学在内的学校7所，医院2所，少数民族经营的商铺1500余间，藏族、回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企业5家。望乐社区所在的安德镇是四川省和成都市民族工作重点镇，现有少数民族成分48个，少数民族人口3万余人。安德镇是省级民族贸易市场和省级民族工业园区，民族贸易市场每天交通量400余车次，有牦牛市场1个，少数民族特需用品(食品)定点生产企业60多家，为藏区供应蔬菜、粮油、副食、百货、建材、汽配、家电等商品批发商店500家，少数民族食用菌技术培训中心1个，少数民族法律援助中心1个，少数民族矛盾协调小组1个，从事民族贸易的从业人员达1.5万余人。
6．双流县东升街街道办白鹤社区[8]
白鹤社区有两个成建制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和炉霍县的干休所。在这个社区里，以具体物业小区作为开展活动的单位，如天伦家园是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干部职工住宅小区，有10幢住宅，242户，以雅江县退休职工和在内地求学孩子为主。
二、成都市开展社区民族工作情况
为了适应城市社区民族工作发展的需要，成都市提出了“矛盾纠纷化解在社区、综合服务延伸进社区、行政管理落实到社区”的开展社区民族工作新思路，采取了一系列新策略、新方法，使成都市社区民族工作取得的成绩排在全省甚至全国的前列，得到国家和省民委的充分认可，有2个社区分别获得国家和省级命名，10个社区获得市级表彰。因此，尽管成都市各地开展社区民族工作的时间长短不一、工作深度不同，但从整体上看，社区民族工作初见成效。
(一)社区民族工作初见成效
1．部分社区进行广泛的民族工作宣传
成都市民族工作重点区(市)县的一些开展民族工作较早的社区，围绕民族工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策略与手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都江堰市滨江街街道办龙潭湾社区常年设置民族政策和风俗习惯宣传栏，发放宣传资料，组建民族特色小组，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活动，吸引各族群众积极参与;郫县安德镇望乐社区专门开辟4个固定区域作为社区居民娱乐活动场所;双流县雅江天伦家园业主委员会在物业小区内开辟民族团结及民族政策宣传栏，以“分房栋监督管理负责制，成立文体领导小组”的方式组织文艺活动。此外，还有的社区成立了社区武术队、腰鼓队、舞蹈队、京剧队、艺术团等团队，组织社区少数民族同胞参与其中，常年在校园内、广场、街边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这些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或关爱活动，不仅活跃了社区各族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对增进各族群众间的互动、互信，提升少数民族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及生活的幸福指数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些社区在进行常态宣传的同时，也结合各种创建活动开展社区民族工作宣传教育。2012年，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在全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点建设”活动，31家示范点建设申报单位都把宣传教育工作放在第一位。比如，都江堰市古城区南桥社区专门举办启动仪式，结合社区内主要民族传统节日，如回族圣纪节，组织全社区民众参与，开展系列社区文化展示等活动，达到了很好的宣传目的。
2．围绕社区民族工作进行机制创新
一些民族工作重点区(市)县，围绕社区民族工作，进行了机制创新。比如，武侯区浆洗街街道办洗面桥街社区建立了网格化服务管理机制，以街为条、院落为块，把社区5900余套房屋、商铺和街面划分成了7个管理网格，实现全覆盖，由社区后台综合服务协管员“下沉”到网格中，对社区少数民族情况做到“四知、五清、六掌握”。都江堰市滨江街街道办龙潭湾社区引入社工服务理念，按照“六步工作法”实施项目运作，使社区民族工作有效开展。郫县安德镇望乐社区在2011年专门成立社区民族工作小组，吸纳片区民警和辖区内民族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任小组副组长，小区、辖区内民族企事业单位职工住户代表和居委会成员为小组成员。通过定期召开专题工作会、建立民族工作志愿者队伍和少数民族经营者协会等形式，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开展自我服务与自我管理。此外，还建立了档案收集整理“五簿制”及情况信息报送、摸底排查调处、走访慰问帮扶、联系协调通报、学习宣传培训等工作机制。这些新机制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3．搭建社区民族工作新平台
为了有效地破解目前困扰城市民族工作的两个脱节问题，即少数民族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政府之间协作的脱节和民族服务部门之间工作的脱节，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在“一市三州”(成都市、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党政联席机制基础上，与三州驻蓉办建立“一局三办”联席会机制。以不定期协调合作和定期举办一些大规模联席会为主要方式，沟通联络、交换信息，有效解决少数民族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工作的衔接问题，提升为来蓉少数民族服务的水平。各区(市)县又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创建开展各种推进社区民族工作的新平台，其中以武侯区牵头创建的“6+1”区域民族工作平台和协作机制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武侯区利用区域内西藏自治区驻蓉办、甘孜藏族自治州驻蓉办、凉山彝族自治州驻蓉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驻蓉办、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单位在民族工作方面的资源优势，与六家单位签订合作协议，通过定期举行通气碰头会等形式交流信息，及时掌握区域内来往人数、来往区域、所从事的职业、在蓉发生的大事及所需服务等情况。
4．建立矛盾纠纷协调员队伍与矛盾纠纷应急处置机制
一些社区针对多民族聚居、矛盾易发特点，以及少数民族矛盾纠纷的特殊性，组建矛盾纠纷协调员、“特约信息员”、“特(邀)约调解员”等志愿者队伍。注意发挥少数民族联络员、少数民族老党员、老干部以及少数民族志愿者贴近群众的独特作用，对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采取及早发现、主动排查、全面掌握的策略，按照“小矛盾不出院落，大矛盾不出社区”的原则，使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处理在萌芽状态。例如，都江堰市滨江街街道办龙潭湾社区发动20个志愿者，组建了4个居民自治文化小组，负责组织开展相关活动，疏导调解家庭、民族纠纷，改变了过去无论是“大事小事”都找社区解决的局面。
一些社区建立重特大矛盾纠纷、事件的应急机制，随时与街道应急中心保持24小时热线联系，确保及时有效处置突发事件。对突发事件的深层次、预警性、内幕性信息，能够做到及早了解、及时介入与研判、及早处置。
5．逐渐健全社区服务体系
多数社区已建立了包括族别、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情况等少数民族信息服务台账，这些信息台账成为全面了解和掌握社区少数民族基本情况并及时提供帮助的依据。有些社区在这些信息台账的基础上，长期跟踪随访需要特别关照的家庭，并给予及时的帮助。有些少数民族人口较多、民族工作任务较重的社区，如武侯区浆洗街街道办洗面桥街社区、郫县安德镇望乐社区、郫县德源新城、都江堰市滨江街街道办龙潭湾社区等在综合服务大厅专设“少数民族服务中心”“民族之家”，提供热线电话等服务。望乐社区的办事大厅设有“一站式”服务，所有有关民政、城市管理、国土、规划、建设、卫生、公安派出所、农业发展等政府工作部门都设立有窗口，在社区就能解决所需的衣食住行等事宜。[9]
一些社区通过购买社工服务等方式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决就业、就学、就医等方面遇到的特殊困难，对合理利用社区资源进行了有益尝试。例如，都江堰市滨江街街道办龙潭湾社区积极引导社工参与，实施项目运作，定点跟踪帮助5户特困户。郫县安德镇望乐社区整合资源，积极为藏族流动人口子女解决就学问题，2012年协调帮助了180名藏族中小学生入学。武侯区和郫县等地社区还开展共驻共建活动，在少数民族商家相对集中的社区，成立社区少数民族商家协会，通过社区网络包片人员定期走访少数民族商家，了解其需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通过组织少数民族商家开展诚信经营、参与关爱贫困弱势群体和文体活动等，使少数民族商家融入社区大家庭;通过定期举办少数民族商家联谊会，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了解。
在毗邻高校的社区，开展社校共建，通过在社区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为在校大学生提供参加社区实践的机会。组织参加社区实践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以志愿者身份值守社区警务室和前台大厅，为需要语言服务的少数民族同胞提供翻译、办事引导等志愿服务。为各族群众提供了方便畅通的办事渠道和切实的帮助。
6．成立“五大服务中心”，形成一个调处机制
针对少数民族特殊需求，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在过去两年时间内先后指导成立了“成都市少数民族祥瑞法律援助中心”“成都市来蓉少数民族医疗救助服务中心”“成都市众友龙达少数民族购车服务中心”“成都市少数民族食用菌培训中心”“央可儿民族文化演艺中心”等五大服务中心，有效解决了近几年困扰成都市少数民族的医疗、购车、就业、法律咨询援助等问题。同时，为了有效处理涉及少数民族的交通事故，成都市公安局与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联合建立了“涉及少数民族交通事故妥善处置机制”，为方便快捷处理涉及少数民族交通事故提供了保障。
(二)社区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成都市各区(市)县社区民族工作普遍存在着机制不健全、缺资金、缺专业人才队伍等情况，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有些地方没有把社区民族工作摆上日程，工作处于未开展状态;有些地方的社区民族工作创新不够，缺乏主动性、创造性;有些地方的社区民族工作则在思维上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视野上有待进一步拓宽。
1．工作开展不平衡
各地社区民族工作开展状况很不平衡。工作开展较早、措施有效的社区民族工作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模式，如武侯区的洗面桥街社区、都江堰市的龙潭湾社区等，分别获得了国家级和省级的表彰。而有些社区民族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甚至连家底还没有摸清，缺少基本的少数民族信息台账;有些社区还继续停留在旧的工作模式阶段，所谓的社区民族工作不过是文件精神的文字落实，流于空泛。这两种情况以非民族工作重点县(市)区为主。
2．工作机制仍是制约因素
成都市20个区(市)县中，除郫县外，主管民族工作的部门与统战部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由于考核指标不独立，工作重心不突出，没有把民族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的中心位置。没有机制的保障，工作难以有效开展。郫县安德镇和德源新城是两个典型的以制度和机制为保障，有效开展民族工作的正面例子。
长期以来，城市民族工作中存在着缺失从两个角度推动少数民族与流入地居民互动的问题，即针对民族工作对象，如何采取措施提高少数民族进入城市的融合度问题;如何通过宣传或教育提升当地居民对少数民族的接纳度问题。这种民族工作机制传统，阻碍了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有效开展。
3．缺乏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有效服务
成都市的少数民族人数主要由户籍人口、流动人口、流动人群三部分组成。其中，户籍人口12.69万人;纳入登记的流动人口6.1万人(停留时间1年以上、5年以下的占62%);因探亲、治病、旅游、节假日暂住等停留时间稍长的流动人群，年均达400万人。这三类人群呈现潮汐式流动和沉淀式流动共存的基本格局特征。目前，社区民族工作主要集中为常住的户籍人口和居住时间相对较长的流动人口服务，而对于流动人群，由于其浮在社区之上的特点，为其提供服务的力度相对薄弱、办法不多、手段不强，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
4．对社区民族工作认识模糊，专业人员缺乏
一些区(市)县对于民族问题、社区民族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民族工作仅仅停留在保证“不出事”的层面上，或把社区民族工作简单化为维稳工作，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的时候不要，需要时马上要”的境况。多数社区没有懂民族政策或民族语言的工作人员，无法有效开展工作。
5．面对新形势、新问题还缺乏有效应对办法
为了更好地为少数民族人口提供服务，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先后引导成立了五个少数民族服务中心，以政府支持、行业指导、民间承办、市场运作的方式解决少数民族购车纠纷和医患纠纷等问题，在经济领域和公共管理层面起到了政府行政管理难以发挥的作用，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了切实的帮助和便利。一些服务中心在提供有效服务的同时，无法通过自身经营实现可持续运转，而政府对此应如何扶持或购买服务等都属于新生事物，在制度或机制创新的同时，尚需研究确定清晰的政策边界。另外，如何协调服务中心的社会组织性质与其经营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明确的。[10]
此外，也有社区尝试利用社会资源，通过购买社工服务、非营利性社会机构服务等方式开展社区民族工作。例如，都江堰市的龙潭湾社区引入社工理念，开展民族团结和谐项目建设，成效明显，被评为四川省级民族团结创建示范点，为成都市社区民族工作开展树立了一个范本。但这个典型是在特殊主客观条件下塑造出来的，在应用于社区民族工作方面还处于开创期。虽然都江堰市于2009年1月成立了社会工作协会以规范全市11家社工服务机构，也积极把龙潭湾社区的社工服务项目引入其他社区，如在2012年8月，引入回族聚居的南桥社区，用相似的手法开展各项社区活动，但是资金来源、项目支持等方面有很大不同，由早期的外援支持为主转变为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财政投入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工服务“用民间资源撬动政府资源”的目的，但是政府如何持续购买社工服务，同时又能不断而且有效地复制服务模式，目前还难以看到明确的预期前景。
6．社区民族工作开展的手段与方法不足
目前，成都市各地开展社区民族工作最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是在社区内组织成立各种居民兴趣小组，通过小组开展系列活动，促进社区内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互信，产生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但社区居民组织一般以兴趣组合为主，组织性差，十分松散，局限于满足居民的娱乐需要和兴趣爱好，在发挥其服务于民、服务于社区的建设性功能上还比较薄弱。所以，难以发挥其从自助到助他并向四周辐射的有效作用。
三、开展社区民族工作建议对策
(一)建立健全机制是开展社区民族工作的第一步
社区虽然是体现公民自治的最基本单元，但中国的社区管理仍然是以政府管理模式为主，社区居委会从基本职能上也是在承接政府工作任务，并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社区的行政化性质决定了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要依靠政府行政化力量，因而社区民族工作的开展也应依靠政府行政职能的有效发挥。因此，首先要突破社区民族工作是仅仅由社区开展的工作误区。武侯区的洗面桥街社区民族工作获得了国家三部委的命名，与武侯区政府的积极支持和投入密切相关。郫县民族工作在全省创出特色，也在于郫县民族工作部门是全省、全市唯一一个与统战部系统分开的独立考核单位。郫县安德镇民族工作的典型性意义也在于建立了民族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制定有全镇民族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办法，明确了镇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的责任，确保了民族工作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民族经贸往来频繁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有序发展。
2012年9月，成都市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上两部门的文件要求，把成都市《加强社区民族工作实施意见(草案)》下发给各区(市)县征求意见。各地返回的意见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使实施意见发挥实际效能的问题，建议由市政府办公厅转发给各区(市)县政府，调动区(市)县政府开展工作的积极性，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民族工作以充分的重视和必要的投入。市民族宗教事务局采纳了各地意见，并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与尝试，专门向市委办公厅请示要求转发文件。
由此可见，只有建立健全机制，把社区民族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考核体系，才能使社区民族工作有计划、有方案、有落实、有检查、有总结，开展起来有成效。
(二)摸清家底
加强调研和基础性工作，完善相关基本信息是开展社区民族工作的前提。目前，成都市多数区(市)县民族工作还停留在家底不清、工作停滞的状况。有些社区可能因为辖区内工作对象人数不多，民族问题不突出;有些社区是地方政府和相关工作部门没有重视。最近，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向所辖20个区(市)县发放调查问卷，要求各区(市)县填写辖区内少数民族基本情况以及开展社区民族工作情况，不少区(市)县是第一次对辖区内少数民族情况进行摸清家底工作，也是第一次通过调研建立了辖区内少数民族基本信息台账。
(三)点面结合、平衡发展
目前，成都市已经创建出了几个各具特色、优势明显的社区民族工作示范点。这些示范点的经验和做法可以在条件相当、环境类似的社区复制与推广，从而实现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示范点打造与带动辐射相结合的目的，解决各地社区民族工作发展不平衡问题。
(四)确定社区民族工作重点对象和工作重心
成都市紧邻全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截至2012年8月20日的统计数据，成都市共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6.55万人，包含55个民族，其中藏族19164人，彝族12315人，羌族5490人，回族5095人，维吾尔族1078人。相比2011年，藏族人口增长近5000人，彝族人口增长近3000人。[11]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据显示了成都市社区民族工作的重点对象。地缘相连、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使成都市成为西藏及四省藏族同胞最喜居住和流动集中的城市。2012年8月数据显示，藏族在成都市的户籍人口有3.23万人，常住人口有5万人，月流动人口有3万人。藏族在成都月平均有8万人左右。若按藏区一个县4万人口计算，意味着月平均有2个县的藏族群众在成都，藏族群众在成都年流动人口约有36万人次。[12]藏族相对集中分布在武侯区、金牛区、都江堰市、郫县和双流县。双流县有甘孜藏族自治州18个县中13个县的近2万人常住，占当地少数民族常住人口的80%，被称为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第十九个县”。
彝族主要聚居在武侯区、龙泉驿区、双流县和金牛区;回族主要聚居在金牛区、武侯区、都江堰市和青羊区;羌族聚居在都江堰市、郫县和金牛区。各个社区要结合不同民族的聚居特点，采取灵活多变的民族工作方法。
(五)发挥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功能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由单纯的流动向深层社会融入过渡。作为城市里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时间、地域、文化的三维空间移民，进入城市后，除了要面对生存发展的问题外，同时还要面对文化迁移、社会融入等难题。社区是少数民族流入城市后社会资本重构的重要平台，作为生活经常性的地域共同体，社区特有的礼俗氛围具有弥合法治社会管理空隙的黏合力，共同生活内涵具有整合地域文化差异的亲和力，是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管理的有效平台。社区的本质属性也决定了它应当成为居民认同和归属的主要地点。所以，社区成为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的窗口和平台，应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六)提高社区民族工作社会化程度，增强工作合力
国内外社区发展去行政化趋向，即由政府主导型向全民参与型社区社会组织转变趋向，决定了社区各项活动需要组织型参与和非组织型参与才能更大限度地发挥其功能。充分发挥社区居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居民的积极作用，大力发展志愿者组织，统筹各种民间力量和各类社会资源力量，增强工作合力，提高社区民族工作社会化程度。
参考文献:
［1］王浦劬，［美］莱斯特·M．萨拉蒙，等．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夏建中，［美］特里·N．克拉克，等．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模式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3］杨贵华，等．自组织:社区能力建设的新视域--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注释】
[1]四川大学985工程三期“社会矛盾与社会管理研究”创新基地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未来十年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和重点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0zd＆0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编号2007JJD840184)成果。本文是作者在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挂职主持的调研成果。在此，对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时任局长周万生博士、主管副局长红晓同志、民族一处盛成皿处长、程欣副处长等人的支持以及各区市县相关负责人的协作，一并表示感谢。
[2]许鑫:《社区的春天--城市社区民族工作侧记》，载《中国民族》，2012年第11期，第44页。
[3]国家民委、民政部:《加强新形势下社区民族工作的意见》(民委发〔2011〕204号)，2011年12月，第45页。
[4]许鑫:《社区的春天--城市社区民族工作侧记》，载《中国民族》，2012年第11期，第45页。
[5]这两类社区虽然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如邛崃市南宝山社区就有羌族人口683人，占全部移民的56%。作为跨市州异地安置移民，由于采取的是有土安置方式，因而在种植技术、生产方式上与原居地之间存在差距，在就业方面缺乏门路和竞争力;同时，这些移民以贫困家庭居多，本身的再生产能力较弱，生活习惯方面存在差异，生产、生存困难，形成另一类型的城市民族问题。解决这类城市民族问题，主要是帮助他们尽快转产，以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与成都市其他区域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相比具有一定的异质性，所以暂时不作为探讨的重点。
[6]2012年11月22日，郫县德源新城便民服务中心访谈。访谈对象:中心负责人;访谈人:徐君、任玉婷、刘丹;整理人:杨童麟。
[7]2012年11月22日，郫县安德镇望乐社区访谈。访谈对象:安德镇副镇长、社区负责人;访谈人:徐君、任玉婷、刘丹;整理人:任玉婷。
[8]2012年8月31日，双流县天伦家园调研。访谈对象:天伦家园业委会;访谈人:红晓、徐君;整理人:徐君。
[9]2012年11月22日，郫县安德镇望乐社区调研。调研访谈对象:社区负责人、郫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负责人;访谈人:徐君、杨童麟、任玉亭、刘丹;整理:杨童麟。
[10]2012年11月22日，成都市众友龙达少数民族购车服务中心调研。访谈对象:中心负责人李世尧、成都市汽车商会副秘书长彭鐦;访谈人:徐君、杨童麟、任玉婷、刘丹;整理人:刘丹。
[11]成都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数据，转引自成都市政协《关于加强和创新我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调研报告》附件2。
[12]2012年8月30日数据，来源于成都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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