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福利理论

在英国工党布莱尔执政时期，布莱尔对福利国家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改革的依据是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思想，在对英国工党理论政策进行阐述的同时，提出福利国家改革的政策建议，直接涉及到现代民主政治以及福利国家改革的方方面面，解决了当时的社会问题。从90年代以来，第三条道路的思想逐渐完善起来，成为“第三条道路理论”。其主张建立一种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模式，从新的角度来考虑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

1.产生的背景

在传统福利国家面临危机的背景下，强调国家作用的左派观点受到了强调市场作用右派的攻击。新自由主义的右派观点指导福利国家进行纷纷改革，然而从改革的效果看，虽然强调依靠私人部门和市场力量推行的私有化改革在经济的增长，提高经济竞争力和活力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也带来了失业率继续上升，贫富差距拉大的负面影响，造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而传统福利国家左派观点所实行的过多的国家干预，利用国家权力所进行的收入再分配对经济市场中的资本进行抑制，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无论是左派观点还是右派观点，都无法很好的应对福利国家的经济危机，解决福利国家的困境。社会民主主义在福利国家困境中，不断调整最初对市场的认知，逐渐向右倾斜，潜移默化的接受市场;而由于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性，导致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逐渐的忽视市场的作用，逐渐的向左倾斜，逐渐产生趋同。第三条道路理论就是要超越左派观点与右派观点的冲突，从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中汲取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理念，寻求一条全新的社会政策的发展道路。

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吉登斯认为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存在制度上的缺陷。首先，实行收入再分配与实现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亟待加强。这是因为福利国家的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有效的减少社会经济中的不平等的现象，这是福利国家结构性最大的缺陷。福利国家的制度应该向贫困群体倾斜，实现收入合理的再分配，然而，在实施过程中，通过普遍的社会富裕使整个的社会财富水平增加，并没有通过再分配而提高贫困者的收入水平，导致社会中的两级分化和经济的不平等并没有减少。其次，在社会风险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福利国家通过实施普遍的一系列的政策保障了人们在风险发生时由社会来分担风险。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上未知的风险增多，除了原有的外部风险之外，还有人为的风险，而人为的风险是最不稳定的。在没有任何历史经验的前提下，人类对社会不同阶段的认知所产生的风险是不确定的，与来自外部的养老、医疗、工伤等概率性发生的外部风险相比，福利国家模式并不能很好的应对人为的风险。再次，由于对福利国家危机的认知，普遍的观点认为福利国家危机是财政来源以及支付的危机，然而吉登斯认为，造成福利国家危机的原因是组织资源的方式的问题。如果资源的组织方式与亟需解决的问题产生不一致时，就会导致福利国家困境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最后，从福利国家解决问题的角度看，应该从引发问题的根源处解决问题，而福利国家模式却是每每在问题出现之后，通过福利措施来保障问题发生后已经破败的局面。福利国家应该提供积极的福利而非消极的补救性福利。

2.政策主张

在自我认知上，第三条道路是超越左与右的划分界限，突出观念更新的理论主张。在突破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束缚的同时，在两种理论中汲取营养，扬长避短，继承积极的理论观点。作为与左与右相区别的理论模式，寻求两种理论的折中点，以适应现代世界的变化。将市场机制和公私合作关系引入到社会政策中来，将福利政策的制定与促进就业联系起来，全面解决福利国家的社会问题。使享受福利政策的权利与承担的责任结合起来，突出政府在福利国家制度中的协调作用，改变传统福利国家大政府的干预理念。

在政治方面，战后社会中占主导力量的阶级是工人阶级，经济结构的变革使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的地位得以确立，大量的第三产业劳动者的队伍逐渐庞大起来，成为新的选民集团。这使政党更加注重这部分中间阶层，采取左右中和的态度吸引以中间力量为核心的各种社会集团，使其观点和政策主张拥有更广泛的阶级基础。第三条道路主张改变政府的职能，在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干预的两种政策中通过调和来寻求政策的折中，强调国家的职能要与社会相结合，将政府转变为协调型的治理型政府。在不同的阶级层面上寻找共同利益，将福利国家制度主张建立在各阶层选民的共同支持的基础之上。这就导致第三条道路的政治观点有较强的灵活性，在实践中，能够根据阶级力量在不同阶段的对比强度来调节政策主张。

第三条道路理论在福利国家的经济发展上淡化意识形态，注重解决经济中的实际问题，避开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无谓的争论，对国家和市场的作用做出新的定位，在平衡公平和效率的同时，将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有效的结合起来。提出无责任即无权利的社会关系理念。当个人权利在扩张的同时，个人的承担的义务也应该扩大。领取失业金的人应该更加积极主动的寻找工作，福利供给不应成为谋取工作的障碍;政府在拥有国家权利的同时，应该对弱势群体富有保护的责任。政府作为稳定宏观经济的协调作用是必需的，能够协调个人的权利与责任以及社会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通过积极的福利鼓励人们参加工作，提高传统福利制度下的个人的进取精神。从强调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出发增强个人福利主体的责任感，在保证国家对公民承担福利责任的同时，提高其他福利供给主体的责任意识。

从福利国家福利再分配角度看，平等意味着一个社会的公民在现实中拥有的权利以及与权利相对等的义务是平等的，除此之外，公民获得的机会的可能性同样应该是平等的，这就是说，通过教育的投资开发人的潜能，使其在市场中拥有平等的选择机会。因此，传统福利下消极的货币再分配应该被积极的福利政策所取代。第三条道路主张福利国家将可能性的再分配在最大程度上取代事后补救的货币再分配。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必须履行对教育投资所承担的责任，普遍的提高整个社会的国民素质。

从积极福利的实施方面来看，通过“社会投资国家”的建立，福利供给不再倾向于提供直接的货币供给，而是通过将用于福利的基金投入到人力资本的投资当中，使福利国家的发展更加富有效率和动力。从建立“积极的福利社会”新的理念出发，建立不同责任主体间抵御风险的新的关系。国家应该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如果只从消极的通过福利政策来抵御风险，其风险管理的效果是不理想的，应该通过积极的利用风险的存在提高人们积极参与竞争。在风险管理的理念下，主张通过加大在就业以及培训等方面的教育投资，从根源上解决造成失业的根本原因——劳动力素质水平的问题，提高劳动者进入市场的能力，鼓励人们进入市场劳动。

【注释】

[1]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0

[2]亚当·所密．国民财畜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7

[3]宋则行，杨玉生，杨戈．后发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367

[4]肖伯纳主编．费边论丛［M］．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58：114

[5]托玛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105

[6]苑涛．西方新右派社会福利理论述评［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4)

[7]［英］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16

[8]［加］米什拉．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

[9]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16－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