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基层社会治理“四大难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基层社会治理直接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影响社会大局稳定，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根基。积极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

一、我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四大难题”

1.利益冲突平衡难

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基层利益分化程度加大，利益矛盾更趋复杂化，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和异质性。不同主体在社会利益格局中的地位、能力和期望等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对待利益冲突的思维方式和应对方式截然不同，要达成价值认同和一致意见极其艰难，给利益平衡和纠纷调解形成巨大挑战。二是利益冲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当前征地拆迁、医患关系、劳动争议、土地流转、消费权益、环境污染、物业管理、婚姻家庭和邻里纠纷等各个领域的矛盾纠纷对调解人员的政策法律知识、相关专业知识、调解技巧等提出巨大挑战。三是利益冲突的尖锐性和激烈性。部分矛盾纠纷呈现尖锐对立，甚至恶性冲突的特点，调解机会稍纵即逝，处置稍有不当便会酿成群体性事件，给各方造成更大损失。四是矛盾化解的长期性和反复性。不少利益矛盾经过多次调解仍难以彻底化解，即使暂时化解也可能再次反复，缠访闹访、缠讼缠诉和无理取闹时有发生，或因政策、条件等发生变化而重新提起。

这四大特点决定了利益平衡和矛盾化解之难。这就要求利益冲突的相关方和第三方多方协同、充分互动、沟通交流、增强理性、辨明是非、达成认同。这就对党委政府搭建纠纷调解平台提出了强烈要求。

2.供需脱节对接难

供需脱节主要表现在弱势群体、特殊群体的特殊需求、流动人口的增量需求上。一是特殊群体的特殊需求。老弱病残、高危分子、刑释人员、吸毒人员等与普通群众有着不同的服务管理需求，往往是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对接的。二是流动人口的增量需求。大量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入、民生、家庭、情感等方面与当地普通群众有着不一样的增量需求，需要专门办法或特事特办。还因其户籍身份，流动人口往往被排除在流入地政府责任之外，其需求和诉求往往难以得到流入地政府的及时回应和平等保障。三是特殊需求和增量需求难以批量供给和常规提供。特殊需求和增量需求要求更灵活、更具针对性的服务供给，要求供给主体社会化，需求主体更加积极主动地表达需求并参与服务供给过程。这就对党委政府搭建社会互助平台、实现社会自我服务、加强公共服务协同供给提出了强烈要求。

3.部门分割整合难

社会分工是社会不断进步的要求和体现，但高度专业化的职能分工也为各部门争权夺利、推诿扯皮提供了机会，造成部门分割。一是信息资源整合难。公安系统、计生系统、综合治理的人口信息独自运行，信息资源难整合、难共享，成本高、效率低。二是部门政策协调难。各部门政策之间的协调性较差，政策互为前置、政策标准不一致、政策难以互相支撑等问题时有发生，为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处置造成障碍。三是部门分割难以形成社会治理合力。部分相关职能部门之间不规范的权力配置导致权责不清、互相掣肘，难以形成社会治理合力，使公民正当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使社会问题和矛盾纠纷难以得到及时有效解决，从而滋生社会安全隐患。这就对党委政府搭建部门联动平台、加强协同治理提出了强烈要求。

4.自体监督约束难

一是政务村务居务透明度低社会监督难。基层干部掌握着披露信息的权力，广大村民居民作为监督主体，很难及时、准确地掌握信息，很难发现漏洞。加之一些基层干部任期很长，权力过分集中，导致民主监督形同虚设。二是民主监督缺乏滋生腐败和官僚主义。基层党委政府和自治组织在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治理中缺乏社会和民主监督，滋生腐败和官僚主义。乡镇、村社干部贪污、截留、挪用各种补贴、补偿款项以及各种集体资产收益是引发一些地方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对党委政府搭建群众监督平台、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民主监督和权力约束提出了强烈要求。重庆市江北区针对上述四大难题搭建“四大互动平台”，加强协同治理，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上取得明显成效。

二、江北区搭建“四大互动平台”促进多方协同，破解基层社会治理“四大难题”

1.以“老马调解室”为依托搭建纠纷调解平台，破解“利益冲突平衡之难”

一是积极依托“老马调解工作法”，不断完善社会矛盾化解体系。江北区委政法委以纠纷调解能手马善祥同志的名字命名“老马调解室”，建立“老马调解工作法”也称为“1365调解工作法”，树立一个“和”文化理念，兑现三项为民承诺，创立六种调解方法，完善联席会议、纠纷排查、分级调解、四调合一、调结回访等五项工作制度。二是依托“老马调解工作法”建立了街道、社区、社会单位三级调解网络。按照层级管理原则，实施分级调解制度，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化解矛盾。三是加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队伍建设。做到每个社区、社会单位都有调解组织，各街道、社区调解员的调解能力得到提升。初信初访事项办结率达100%，重点矛盾纠纷化解率达88%。

2.以“志愿者联盟”为载体搭建社会互助平台，破解“供需脱节对接之难”

一是创立“志愿者联盟”搭建公众参与平台。在区、街镇两级成立了“志愿者联盟”，按照“区域化联动、专业化服务、网络化运行、社会化互动和制度化保障”的运行模式，构建了社会服务公众参与体系。目前，全区登记在册志愿者3万多名，活跃在基层社区，夯实了社会治理群众基础。二是建立“1358”工作体系加强流动人口分类服务。江北区开发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系统”，依托志愿者组织建立了“常住外来人群日常管理、房屋租赁人群以房管理、重点特殊人群跟踪管理、集中就业人群单位管理、临时过往人群网络管理”五大分类管理模式，为流动人口提供22项优惠减免和扶助政策，增强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针对性、有效性，惠及全区60余万流动人口。三是建立“五大帮教”机制完善重点青少年群体协同治理体系。江北区依托志愿者组织针对留守儿童开展“温暖工程”，针对闲散青少年开展“阳光工程”，针对流浪乞讨儿童开展“绿色工程”，针对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开展“矫治工程”，针对服刑人员及其未成年子女开展“双助工程”，形成了协同帮教体系。

3.以“八位一体”为抓手搭建部门联动平台，破解“部门分割整合之难”

一是建立“六统七联八位一体”工作模式，有效解决群众办事难问题。做到了形象标志、机构设置、工作流程、基础台账、工作制度、目标管理“六个统一”规范，形成了群众工作联动、社会治安联防、综治单位联勤、突出问题联治、法制工作联建、平安建设联创、工作绩效联评等“七个联动”机制，整合社会治理八个主要工作部门集中办公，探索建立街镇综治工作“一中心一平台”配套模式，实现了中心集中办公、平台为民服务的一体化大综治格局，实现一站式服务，有效解决群众办事难问题。二是建立“1837”工作体系，增强社区服务能力。建立一个社区综治平台，建立八支群防群治队伍，完善工作联系、统一台账、考核奖惩等三项制度，实现综治、信访、警务等七项工作一体化运行，有效提升了社区服务能力和治理效率。三是建立“三专三联”专业调解体系，形成公民权益保障合力。通过建立一支专业调解队伍联动多支社会力量，一个专业调解中心联动多个专业调解室，一套专业调解机制联动多个部门协作，形成多部门协同共治格局，确保利益各方的利益平衡和权益保障。

4.以“六步评议”为重点搭建群众监督平台，破解“自体监督约束之难”

一是建立“六步评议法”实现综治群众考评常态化。选民意代表、每季度综治工作述职、民意代表提出问题及职能部门责任人现场解难释疑、民意代表当场测评评议对象并当场宣布结果、综治责任人报告上次评议会所提问题整改情况、党委政府根据群众评议结果对评议对象实施奖惩的“综治六步评议法”，搭建了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的互动监督平台。二是“双向挂牌”构建治安重点党政与群众协同监督长效机制。对治安乱点进行党政集中挂牌整治，对社区治安问题进行群众挂牌，居民代表全程行使挂牌权、考评权、摘牌权，确保治安问题随时得到整治。三是“综治特邀委员”开创群众督办工作新模式。聘请具有社会影响的居民代表担任综治特邀委员，担当政府与社会协同的桥梁；建立“社务问询、村务质询、街道答询”的“三询制度”，将特邀委员的意见建议作为对成员单位的督办事项，推动基层群众参政议政。四是“四用”网络“链接”民意。用网络广集民情、汇聚民智、引领风尚、推动创新，建立了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和限时办结的“民意交办单”制度，依托区网信办推进网络问政管理，逐步实现从办公自动化、信息单向流动向在线服务受理和政民互动转变。五是“透明厨房”加大食品安全社会监管力度。利用陶然居等明星企业带动效应，打造“透明厨房”实时视频监控系统，主动开放食品制作流程，提升了企业对食品生产、采购、流通的自律意识，推动了食品安全质量上档升级。

三、破解我市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四项建议

1.挖掘各地调解资源，打造纠纷调解品牌

江北区的“老马调解”通过加强矛盾双方的沟通交流，增进互信互谅，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引导公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调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明显的“老马品牌效应”。这启示我们，用好“能人资源”，打造纠纷调解品牌，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维护基层和谐稳定的重要方法。因此建议：一是立足各地的调解能手树立地方调解品牌。各地要充分利用具有一定影响的基层领导干部、社区干部、司法干部、德高望重的居民村民、公众人物、社会民间调解能手等的影响力，综合运用支持、培训、激励、监督等手段发挥其社会矛盾调解作用，逐步树立纠纷调解品牌。二是利用重庆电视台、《重庆日报》等市内媒体积极推广“老马调解”品牌，加强调解能手队伍建设。加强对“老马调解团队”的宣传，放大老马品牌效应。各地党委政府以及各级党校要通过培训、观摩、实践锻炼、考核激励等手段加强社会治理和群众工作干部队伍建设。三是通过品牌调解的杠杆效应联动社会调解力量。各地要依托调解品牌，联动各种社会力量致力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形成社会治理合力。

2.整合各地志愿者资源，健全志愿者组织体系

江北区志愿者联盟为统筹志愿服务活动搭建了平台，实现了分散的志愿服务活动的协调统一和规范有序；提高了供需对接的效率和服务水平；促进了志愿者组织的孵化、志愿者文化的推广和志愿服务品牌化。这启示我们，健全志愿者组织体系，搭建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平台，是用好社会各方资源，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因此建议：一是开发志愿服务网络平台。整合重庆志愿服务网、重庆义工网、巫山全国志愿者联盟信息系统等，建立功能强大、标准统一、接口开放的综合性、集成性、共享性的重庆志愿服务网络平台。二是健全志愿者组织体系。整合万州区“萤火虫”志愿者联盟、重庆医科大学青年志愿者联盟、重庆城市职业学院志愿者联盟、重庆手语志愿者联盟等，依托各级党团的组织网络健全志愿者组织体系，完善志愿者的招募、培训、调配、激励和保障机制。三是为志愿者联盟提供场地、经费等物质资助。各级党委政府要逐步下放权力为志愿者联盟及各类社会组织留下发展空间。采取财政支持、社会募集、项目合作等方式设立志愿服务基金，以“政府购买服务、社会化推进、项目化运作”等方式，为志愿服务事业提供物质保障。在各社区、各商圈、各公共场所为志愿者及其组织规划建设必要的活动场地。四是建立对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的社会考评机制和奖励机制。以政府购买服务为核心，建立对社会组织的市场化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以志愿服务积分制和爱心储蓄为依据，对志愿者给予宣传、表彰和奖励。

3.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健全协同治理责任机制

江北区搭建部门联动平台有效克服了部门相互掣肘的痼疾，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提高了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这启示我们，建立部门联动常态化机制，是形成基层社会治理合力，提高政府治理水平的重要保障。因此建议：一是建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协同治理领导机制。赋予街道、乡镇（村居）对辖区各项工作的统一组织权、指挥权、调度权以及对区县（街镇）职能部门工作的监督权、评价权。二是完善分级分类限时办理机制。各区县以政务综合信息平台为依托，区县、镇街（部门）、村社三级社会服务中心以首接责任制为基础，实行一站式服务，对群众诉求按照普遍性程度、紧急程度、解决的难易程度、涉及相关部门的复杂程度分层分类提出解决方案，限时办理办结，并及时反馈。三是强化协同部门领导责任追究机制。建立由党委、组织人事部门牵头，由纪委、监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部门具体实施的部门协同责任追查机制，以互联网信息及相关诉求信息、回应信息、处置行为等为依据，对公民投诉、矛盾纠纷及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实施责任倒查，并对责任部门领导及责任人进行严格的责任追究，为部门协同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4.以群众满意为目标，完善群众监督机制

江北区搭建群众监督平台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证了权力正确运行。这启示我们，搭建群众监督平台，完善群众监督机制，是遏制基层社会治理中腐败现象的重要手段。因此建议：一是完善基层干部工作绩效群众评价机制。以服务对象满意度电话评价、电子评价为主，辅以定期问卷调查、群众评议以及网上投诉等多种形式对基层干部的工作绩效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二是在基层干部任免中严格执行群众测评制度。扩大群众参加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和考核谈话的范围，并将结果作为干部任免的重要参考。三是健全群众诉求解决过程和结果公开机制。对群众诉求的办理程序公开、办理结果公开、群众满意度测评结果公开，全程接受群众和社会的监督。四是落实群众投诉问责机制。对于群众诉求的解决，达不到绩效考核标准，或者出现工作差错、工作失职者，要严肃追究责任，给予应有的处罚。

执笔人：谢来位　重庆行政学院科社教研部主任、教授

课题组成员：刘冬梅　胡　琦　洪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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