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的贫困理论

一、发达国家的贫困理论

当代发达国家学者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主要是对群体贫困，特别是对以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的贫困问题的研究。国家的贫困与一个国家内部分居民的贫困虽有区别，但二者存在着许多相同特点和共同规律。下面是他们的一些重要论述和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对贫困的揭露和对贫困现象的描述

不少当代西方学者都不得不面对现实，承认当前世界存在着普遍的贫困，并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贫困，对贫困现象进行了较具体的描述。他们指出，世界上130多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其中的40多个最不发达国家，尽管它们之间在自然资源、人口、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不小差异，但都处于贫困状态，其共同特征是:劳动生产率低，经济增长缓慢，经济结构中农业比重大;人均收入水平低，贫富差别悬殊，绝对贫困人口多、生活条件(食物供给和营养状况、住房、医疗保健等)恶劣;人口出生率高，农村人口比重大，预期寿命短;教育落后，识字率低，居民受教育机会少，技术人才缺乏;出口能力低，贸易条件恶化，在国际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处于依附和受支配地位。即使在富裕的发达国家，也存在着严重的贫困现象。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是通过分析收入的差别指出贫穷的存在的。他说，“收入的差别最主要是由拥有财富的多寡造成的”。他写到，即使在被认为是“丰裕社会”的美国，也“有些人出奇的富有，而其他人却每天靠几元钱生活”;“洛克菲勒和盖茨家族不过是财富金字塔顶端的尖顶。处于塔的底部的是那些天生就身无分文并且留给他们的子女的不过是一些回忆的人们”。萨缪尔森对比了不同人群的贫困发生率，认为最贫困的人群是妇女、老人和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他说:“没有对少数民族的处境的分析，有关贫困的讨论就不会给出完整的描述。”^［4］在美国，黑人家庭的贫困发生率两倍于白人家庭。

更多的西方学者既肯定了20世纪发展所取得的进步，也指出在同一进程中部分居民的处境并未得到改善，甚至更加恶化。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托达罗指出:“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取得了相当高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但在最低层40%人口的就业、平等和实际收入方面却显示很少或根本就没有什么改进，甚至还实际上下降了。”到20世纪90年代，许多国家GNP增长率变为负数，又面临日益严重的外债问题，被迫砍掉原本很有限的发展计划，形势就进一步恶化。托达罗说:“不发达是世界上30多亿人民实际生活中的严酷事实——既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国民贫困状态。”另一个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其研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著作中，详尽考察了世界上重要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各收入组所占份额之后得出结论:“欠发达国家的特点是人均收入水平低，低到面临人口如何设法生存问题的地步。”^［5］他还指出，由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本来就很低，因而其国内最低收入人口的人均收入，在整个国家的收入中不可能不占相当大的份额，否则低收入者就不能生存。所以，从统计数字上看，低收入国家最低收入组所占份额，比高收入发达国家最低收入组所占的份额略大。

一些国际组织也关注贫困问题。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第一次年度报告《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宣称，过去30年，尽管人类发展有了显著进步，但“惊人的人类贫困依然存在”。报告说，在发展中国家，10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儿童和妇女处境最惨;近9亿成年人不识字，15亿人得不到初级保健，17.5亿人得不到安全饮水，1亿人没有栖身之所。2000年，世界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声称，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民今天几乎和他们在30年前一样穷。这一地区的特点是:农业增长缓慢，工业产出下降，出口不佳，债务沉重，以及社会指标、制度和环境恶化。

(二)对贫困原因的分析

由于贫困是发展落后的一种表现，因而大多数学者是在分析发展的障碍时指出造成贫困的原因;当然，也有些是直接分析贫困原因的。

很难把贫困归结为单一的起因，导致贫困的往往是相互作用的多种因素。学者们总是从一种直接因素入手，分析若干相关因素。

承认收入分配存在着不平等，并指出收入差别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这是当代西方贫困理论中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但在引起收入差别的根源问题上，认识则不尽一致。在这方面，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

萨缪尔森以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国家人们生活的改善，否定了“富者愈富和穷者愈穷”的断言，但他不能不承认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众多国家，存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是造成贫穷的原因。他考察了许多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事实，指出美国收入分配的金字塔有着尖的顶端和宽的底层;也论证了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各种方法。他进一步指出造成收入差别的决定性因素是占有财富上的差异，并认为财富系指“对金融财产或有形财产的所有权”^［6］。也就是说，收入的不平等来源于财富所有权的不平等，而且，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远远大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由此可见，萨缪尔森是为数不多的在分析贫困原因时，接触到财产所有权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之一。不过，萨缪尔森并没有在所有权问题上深入下去，在进一步分析不平等的根源时，他把收入差别分为两类重要来源:劳动和财富。他认为，在劳动对收入差别的影响方面，人的能力、职业和教育都有关系。能力的差别，可能与遗传有关，也可能与社会和环境有关。职业的不同是人们之间的重要差别，非熟练劳动者的收入总处于最底层。而人所受的教育和训练，对其终身的收入都会产生影响。在财富不平等方面，企业家精神和才能、承担风险、继承遗产甚至运气都将发生作用。他考察了1983年美国100个财富拥有者的经历后指出，成为企业家是获得巨大财富最肯定的途径(某些人是金融奇才或精明的发明家)，只有1/6的人财产来自继承，而市场总是以高出平均水平的报酬来酬劳风险承担者，所以“今天的财富是昨天承担风险的报酬”。因此，萨缪尔森认为贫穷有许多根源，其中重要的是: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很少的财富，不利的家庭背景，教育、工作机会或训练上的障碍等。他非常重视教育对贫困所产生的影响，认为缺少教育是平等的最大障碍之一。他肯定有些人的观点:存在着不良教育—高失业—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因而，贫穷的根源正是贫穷的条件。

在分析贫困的原因方面，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幸德秋水的观点很引人注目。他在1903年写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中专门写了“贫困的原因”一章，书中他先问道:“当今生产的资财并不缺乏，市场的货物并不稀少，可是多数人为什么会感到衣食不足呢?”然后他说:“此无他，只是因为资财的分配不公平。只是因为资财没有普遍分配到全世界，而仅仅聚集在一部分人手中。只是因为资财没有平均分配给一切人，而为少数阶级所垄断。”^［7］他认为，找到了病源，就不难找到治疗的办法，并断言: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从地主、资本家手里剥夺过来，移交给人民公有。

当代发达国家学者关于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是贫困的重要原因的观点，与历史上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启蒙思想家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是相同的。但是，在进一步挖掘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根源这一点上，当代发达国家的学者却没有他们的前人深刻。在当代发达国家，分析贫困的原因时接触到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的并不多。他们比较多地强调的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外的各种因素。

不少西方学者都认为，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不足或资本形成不足。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以下几种: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一般认为，纳克斯的这个理论是说明一个国家贫困的根源的，他自己也说，这个概念“意味着一个造成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因而使某个穷国维持其贫困状态的多种力量的循环集”^［8］。不过他同时也指出，这个循环集也不难用于别的特例，比如，一个人因为贫穷而没有足够的食物，这种饥饿状态使其身体虚弱，体质弱导致工作能力低，工作能力低使他贫穷，由于贫穷他将缺乏足够的食物……如此恶性循环不已。可见，纳克斯的关于相互作用和反作用的多因素循环集理论，既适用于分析一个贫困国家，也适用于分析一个穷人。

纳克斯认为，在那些被贫穷困扰的地区，由于两个资本形成方面的问题，存在着上述循环关系。在供给方面，因实际收入水平低造成储蓄能力低，从而导致资本缺乏，资本匮乏使生产率不可能提高，低生产率又产生低实际收入，并形成低储蓄能力，从而变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在需求方面，实际收入低只能形成低购买力，低购买力使投资引诱不足，其结果是资本缺乏，生产率低，低生产率使人们实际收入不能提高，又导致低购买力，形成另一个循环。在以上的两个循环中，“反映在低生产率上的低实际收入水平”是个共同点。因此，他把这种状况用一个陈腐的命题概括为“一个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它穷”。纳克斯指出，除了困扰资本形成的循环关系以外，还存在着使一些国家贫穷的单方面原因，如矿产资源缺乏，水资源不足或土地贫瘠等。因此，他提醒人们注意:“资本并非一切。”但他仍然强调，穷国的贫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咎为缺乏足够的资本设备，这种缺乏又可以归咎为低投资引诱和低储蓄能力”^［9］。他把由于低投资引诱和低储蓄能力造成的资本不足，看成贫穷的最重要原因。可见，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的基本思想是，贫困的主要因素是资本不足。

像纳克斯这种强调资本不足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从而也是发展中国家陷于贫困的主要因素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比较普遍。20世纪40年代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50～60年代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以及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都强调足够的投资是克服增长的障碍和阻力的基本条件。在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率=储蓄率/资本－产出率”模型中，资本－产出率被假设为固定的，因而，储蓄率就成了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即长期稳定的增长率要以储蓄等于投资作保证。在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中，实现经济起飞的首要条件是“有效的投资率和储蓄率从大约占国民收入的5%提高到10%”，即投资率达到10%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起码条件。与罗斯托相似，罗森斯坦·罗丹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比做“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必须有一个超越地面的“临界速度”，一笔最低限度数量的投资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他的“大推进”论点。他认为，由于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资本的集聚性)、需求不可分性和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必须“动员足够的投资”，来一个“大推进”;而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在功效上并不能与各个部分相加的总和相等”。当然，这些理论都是针对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改变整个国家的贫困落后面貌来论述的，它也可以用于分析地区性贫困的原因，但不完全适用于分析个体性贫困的原因。

贫困产生于人口因素或贫困人口自身的原因，也是西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一种理论。

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以人口增长解释经济停滞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过快增长。因为，当各国采取措施促使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提高时，该国居民的生活以及医疗、保健条件随之改善，并进而导致人口增长率上升，其结果是人均收入又退到原有水平。这种理论被称为“人口陷阱论”或“低水平均衡陷阱”。显然，这种理论是以马尔萨斯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论点为基础的。为了避免落入这个陷阱，只有进行大量投资，推动经济迅速发展，同时降低人口增长率，使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进入人口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可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资本缺乏，技术落后，经济结构陈旧，经济增长缓慢，与此同时，人口激增，这就难免落入“人口陷阱”。

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的“低水平收入均衡陷阱”学说，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纳尔逊认为不发达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人均收入仅能维持生存，只有极少量的经济收入可以用于投资。当资本存量增加时，人口也按同等速率增长，结果每个劳动者的资本装备量并未增加，致使整个经济落入低水平收入均衡陷阱而难以增长。

在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年写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也有关于人口过多导致低收入的论述。文章中说:“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之多，以致在这种经济的规模巨大的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零，甚至负数的国家里，劳动的无限供给可以说是存在的。”“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就是仅够维持生存的工资。”^［10］在刘易斯看来，劳动无限供给与低工资有着必然联系。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以缺乏人力资本来解释贫困现象。他指出，有些人认为国家贫穷是因为极为缺乏资本，因而，追加资本是更迅速地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可是，向这些国家提供的外国资本通常被用于建筑物、设备，有时也用来购买存货，而一般不被用来增加人力投资，因此，“人的能力与物质资本不同步，而变成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所以，仅仅增加某些非人力资源，资本吸收率必然低下，这并不奇怪”^［11］。他反复提醒人们，不发达国家的人力投资的重要性被低估了，人力投资被忽视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言人处在一种根深蒂固的理论环境中，总是把非人力资本的形成置于突出的地位。一些国家的赋税法特别偏袒非人力资本，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也阻碍人力资本的形成。他指出，传统资本也可能带来经济增长，但其增长率是非常有限的;没有大量的人力投资，要取得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的成果是完全不可能的。发展中国家最缺乏的是，有效地利用优越生产技术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这也是发达国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最宝贵的资源。舒尔茨不但把人力资本用于分析国家的贫困，也用于分析部分人口的贫困。他认为有的人只注意贫困人群的结果——低收入，而忽视了引起低收入的原因。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临时农业工人、贫苦农民以及一些老工人，他们的低收入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缺乏对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投资。

除了上述从收入分配不平等、资本不足、人口因素等方面分析贫困的原因之外，也还有从其他方面揭示贫困的根源的理论观点。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就说过，贫困是经济增长的成本或代价。经济增长是好事，但过度的增长可能是过度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人口流动和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或结果。经济增长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但也可能付出巨大的成本。所以，大家毫无例外地对经济增长怀有矛盾的心理:“我们需要抛弃贫穷、无知与疾病，但我们又极想坚持我们所喜欢的观念、习惯和社会制度，尽管这些正是我们所憎恨的贫穷的原因。”^［12］这句话的确是不少西方学者对待贫困问题的真实心态。

到了20世纪90年代，法国学者皮埃尔·斯特罗贝尔则用一个既概括又简明的词语来表达贫困的原因，这就是“社会排斥”。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贫困现象在欧洲已强烈回升。虽然贫困问题的主导理论主要是考虑收入分配，但“它本身就联系到个人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因而贫困者往往是“被排斥者”，这一社会角色指的是这样一系列“其他人”:“穷人或贫民、社会边缘的沦落者和领受救济者、无产者和赤贫无产者、社会地位不利者或住房恶劣者;所有这些在不同时期提出的名称都是指处于社会阶梯底层的人们。”他还援引1994年欧洲理事会给“排斥者”下的定义:“部分或完全处于人权的有效实施范围之外的一个个群体。”他在概述了当时关于社会排斥的一些观点后说，社会排斥“主要是人的基本权利遭到否定的结果……这个说法并不否认贫困问题的经济维度，但是，诸项权利的未能兑现却成了第一原因”^［13］。斯特罗贝尔的分析触及到造成贫困的较深层社会根源。

(三)消除贫困的途径

在西方学术思想中，独立地阐明消除贫困的途径的论述并不多，大多数是在提出经济增长的设计方案或理论模型时，涉及减轻和消除贫困的某些措施。应当指出，虽然经济增长与消除贫困有密切联系，某些增长措施的实施可以减轻贫困，但经济增长同消除贫困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它们各自的内容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也各不相同。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多世纪中，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很快，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最不发达国家增长十分缓慢，少数最贫穷国家几乎没有增长)，可是，贫困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惊人地加剧了。即使是增长最快的最发达国家，至今也还存在着贫穷人口。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并未惠及广大普通劳动者，而被少数人占有;这少数富人享尽了增长的好处，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大多数普通人民，特别是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贫民，生活却没有多少改善。这就是说，经济增长了，但贫富差距拉大了。半个多世纪的严酷事实说明，经济的增长并不等于贫困的消除。要消除贫困，还要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采取有效的消除贫困的措施。在这方面，西方学者的一些论述，还是有参考和借鉴价值的。

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的限制和缩小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或措施，就有助于减少贫困。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里，罗列了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种类繁多的收入援助方案，其主要内容包括:(1)食品券，即低收入家庭可以凭得到的食品券低价购买食品。(2)福利补助，包括各种针对贫困家庭的收入转移支付和实物直接补助，如最低生活补助、对老年人和残疾人的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等。实施这些援助的国家被称为“福利国家”。可是，这些援助方案遭到越来越多的非议甚至反对。反对意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福利制度挫伤了高收入者的工作积极性;二是批评福利计划助长了穷人的依赖心理，创造了一种贫穷和依赖的循环;三是指责福利支出增加了财政负担，减缓了国家的增长和发展。因此，各国福利计划的推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另一种援助穷人的措施是美国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1962年提出的“负所得税”方案。其做法是:由政府规定收入保障标准和负所得税税率，高于收入保障标准的人按不同税率纳税，低于收入保障标准的人按不同的负税率得到负所得税，即得到不同数额的补助。赞成这种援助方案的人认为其优点是，它以收入低为取得补助的唯一标准，且补助的数额不固定，既有利于低收入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又有利于鼓励他们努力工作，从而有利于在不损害经济效率的前提下保证社会平等。但是，也有很多人对这一方案能否奏效提出质疑，主要的意见是政府不应该用纳税人的收入补助那些因为懒惰而陷于贫困的人。由于公众支持率不高，“负所得税”方案提出近40年来，真正实施的国家或地区寥寥无几，只有美国的新泽西州等少数地方在试行。

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一方面宣称政府应当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保证任何公民免于贫困;另一方面又在效率与平等的矛盾面前争论不休，他们考虑得最多的是所谓“效率损失”问题，即牺牲多少效率来获得更大的平等。他们的基本态度是，公平的再分配是要付出代价的，并认为体现公平的收入再分配可能危及另一个目标:效率。例如，许多国家都征收累进的所得税，但又担心它会降低人们的努力程度，使实际生产量减少。他们不反对给穷人以援助，但强调这种援助不能影响激励，并且尽可能减少在鼓励穷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方面造成不利影响。实际上，他们是把经济增长放在首要位置。这一点，美国学者奥肯最为突出。他承认美国存在着平等与效率的矛盾，但认为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办法是实现经济增长，“把馅饼做大”。他们的这些理论和政策设计，对美国甚至对其他发达国家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对消除贫困最具有实际意义的途径，是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向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他是从研究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形成自己的理论的。他指出:“稻米产量的差别与种稻者受教育程度的差别是紧密相关的。在那些教育水平高的国家，稻米产量也高。”^［14］农业越走向现代化，越要求高水平的知识和技能。一个受传统农业束缚的人，无论土地多么肥沃，也不能获得高产;勤劳和节约也不足以克服传统农业的落后性，农民只有获得并使用有关土壤、植物、动物和机械的知识和技能，才能提高农作物产量。农民所受的教育是解释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变量。按成本和收益来看，教育投资是一项非常有利的投资。所以，舒尔茨主张对农民教育投资，即使是对初级教育投资，其收益也是很大的。农民从识字中就可以得到很多利益，而且这些利益还会在农村中广泛地扩散。

还有一些消除贫困的途径的主张，是紧密结合着对贫困原因的分析提出来的。1997年，曾任美国国际发展署、联合国开发署、世界银行和福特基金会顾问的美国学者约翰·弗里德曼提出一种“赋权模型”以解决贫困问题的思想。因为他认为贫困是褫(剥夺)权的一种形式，并指出存在着3个方面褫权:社会的褫权，指贫困者无法得到生计所必需的资源;政治的褫权，指贫困者政治上无发言权;心理方面的褫权，指贫困者自己觉得毫无价值，消极地屈从于权威。因此，他提出了消除贫困的“赋权模型”。这个模型以家庭经济为谋生的中心，各个家庭需要有赖以谋生的、由社会生产的资源，亦即社会权力的基础。弗里德曼列举了8类社会权力资源，其中必须优先配置的是:一处安全而有保障的生活空间(对小农而言，是土地)、财经资源、为提高家庭成员的知识能力投资、参加社区组织。他认为贫困者要“自我组织起来以求集体存活而建造”这种赋权模型，但是，“单靠志愿的(非政府的)组织，无力解决群众性的褫权问题……若无国家参与，群众性的贫困和褫权是无法摆脱的”^［15］。他提出，要以公民享有生计之权为基础，建立一国政府与其公民之间的新的契约，在民主协商中，把贫困者的要求“转化为权利”，从而消除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