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城市化与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变迁

4.1.2　高速城市化与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变迁

1）城市化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

社会转型是社会形态演进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以社会结构的变迁为主要内容的涉及社会领域的全面变革^[2]。就整个社会转型而言，也包括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社会政治形态转型、社会文化形态转型等诸多方面，其中又以社会经济形态转型为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社会经济形态转型（socio－economic transition）即为社会经济形态的重大变革，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经济运行方式、产业结构等层次的重大转变。无论哪一层次的重大变迁，往往都表现为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转换，即从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状态进入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状态。当前社会经济形念转型普遍是指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发生的制度变革，即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向^[3]。

1978年代末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图4-1），这一过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1978年以来的社会经济转型实际上蕴含市场化与现代化2个进程:前者为“体制转轨进程”，即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多元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后者为“结构转型进程”，即从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郑杭生，1997；李培林，1995；赵人伟，1999）。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实际上可以进行多阶段历史定位，以及在此基础上得出不同的历史意义，亦可体现出中国城市社会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的巨大变更与转型。一般意义上，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始于1978年的对外开放和农村改革，而城市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从“明确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目标，以大规模的政策和法律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开始的，以1987年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和允许确定“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为标志^[4]。

图4-1　中国1952—2004年的城市化历程

资料来源: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5—2020）.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由此可见，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正是在这多重含义的转型背景下发生的，这一过程囊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其所产生的影响为世界瞩目。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转变与制度创新，使中国城市化进程彻底摆脱了跌宕起伏、徘徊不前的局面，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2005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2.99%^[5]，2004年底全国设市城市661个，建制镇19 892个，城镇人口56 157万人，这都标志着中国开始步入了城市化发展的高速时期。但必须意识到的是，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城市的社会经济转型是在一个更为复杂、多重的转型环境中进行的，不仅与全球经济风云变幻的发展态势相关，还与中国阶段性的城市发展政策和制度安排紧密关联。由此，中国城市社会空间从动力机制到实体环境都显示出独特的表征，而其中转型性的经济与社会因素、急速变化的发展政策和政府的主观意愿共同构成了城市社会经济转型过程的各种复杂的、难以预测的因素。

世界各国的城市发展经验表明，急速的城市化进程往往对城市既有的社会结构及其多样性构成伤害，引发社会阶层的分化等社会问题。“涌进城市的数量庞大的人口造就了中国城市化的巨大想象空间”，中国根本性的经济体制转轨与高速城市化在时空上并驾齐驱，相互推动，也相互制约，造成不可忽视的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如社会极化、城乡差距拉大、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且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日趋加剧，成为中国城市化宏伟图景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因此，探寻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的规律，协调城市中各社会要素之间的空间结构关系，成为中国未来城市化进程必须关注的问题之一。

2）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的基本历程

“空间的形式与过程是由整体社会结构的动态发展所塑造的，社会过程深刻地影响着空间”（Castells M，2002）。19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型持续在若干个重要社会空间的时空交织中进行，多重社会演替的交织使“中国社会正在由过去那种高度统一和集中、社会连带性极强的社会，转变为更多带有局部性、碎片化特征的社会”（魏立华，阎小培，2005），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化重组在国内外变革的形势下，显得尤为迅速且明显。

一般而言，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的基本历程可以划分为以下两大的阶段:①1949—1987年期间，中国城市在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影响下，城市空间表现为“生产包围居住”模式和单位组团式的社区（Yeh，1995），不同社会阶层在城市空间上均质分布，工作、居住用地并未发生分离（Wu，1996）。这一时期的城市的生产与物质空间属性被放大，而社会属性几乎不受重视。②1987年之后在中国城市渐进的转型过程中，新旧制度的渐进式变革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力量相互作用不断塑造出新的城市社会空间。如住房制度及住宅商品化改革以市场机制、价格标准进行一定范围内的住房社会分配，导致了不同支付能力的住户住房消费行为的空间差异，如城市中心城区高房价的空间分选作用以及政府中低价动拆迁安置商品房的外缘化趋势，形成城市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边缘化，而城市中心出现“国际社区”、“权贵社区”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此外，城市户籍制度的松动以及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大大促进了城乡人口的流动与城市空间拓展，但由于历史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市场改革的不彻底性导致了“城中村”、“棚户区”等社会空间的衍生，有学者将其称之为“表情复杂的中国城市化附生物”（朱荣远等，2006），并认为是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双重标准的“城市化”使得这些社会群体有意无意地被边缘化。

简而言之，市场经济化变革所带来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重组与分异的演变趋势，会产生利弊参半的社会经济效应:一方面，城市土地的有偿使用和住宅商品化符合市场经济效益原则，通过城市级差地租形成的不同价格商品房在不同城市区位配置，有利于城市空间资源经济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社会隔离、极化等负面效应，使社会弱势群体逐渐边缘化，造成阶层间社会距离拉大，极易导致阶层冲突现象的发生。因此，1990年代以来“简易棚户区”、“移民社区”、“拆迁安置社区”、“富人社区”等类似西方城市社会空间重组与分异的形态，尤其是阶层分化与居住分异相结合形成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极化趋势在中国一些大城市或特大城市逐步显现，并成为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替的典型特征之一（图4-2）。

图4-2　上海城市社会空间演替

资料来源:杨上广.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研究——以上海市为例.城市规划汇刊，2005（5）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人口急速迁移流动、城市化快速推进以及由于经济转型而造成不同阶层分化重构、不同群体利益调整频繁的时期，这就造成了不同阶层之间碰撞的多发性，同时意味着社会动荡的风险也在不断积累。从全球范围来看，虽然众多学者和政府官员常常把城市化视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象征，但其所引起的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愈来愈多。从1976年至1996年两届联合国人居大会的讨论来看，城市社会空间内有些问题反而随经济的增长而恶化，如贫困、失业、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等随城市化而向城市转移，并通过一系列集聚效应而导致进一步恶化（Jones et al，1995；Wratten，1995；Wu，2001）。因此，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弱势群体或底层社会的逐步扩大，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断裂以及由此产生的“拉断效应”（孙立平，2004）。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与国际接轨”的过程可能会对社会结构产生更强的拉断效应，即社会中一部分将会变得“更为先进”的同时，社会的其他部分却变得与这个“先进”的部分越来越没有关系，整个社会将可能形成一个断裂、分层的结构（郑杭生，2002；孙立平，2004），城市社会经济非均衡发展更加明显，社会空间异化趋势持续加剧。由此，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逐步从宏观的社会描述转向社会空间演进机制的深刻剖析，城中村、边缘社区、城市贫困、隔离与异化等敏感问题得到更多的关注，“城市化—制度—社会—空间”的多维视角必然将成为中国社会空间结构研究与分析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