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的一体化和同城化区别

1.3.3　理论基础

对小城镇发展的理论研究一直是经济学和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农村小城镇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首先受到发达国家的重视，探索如何在农村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就业，建设农村小城镇，提供社会服务和文化娱乐场所来推动农村的发展，成为农村发展课题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王震，2003）。而后，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重视发挥小城镇的重要作用，但系统的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理论并不存在，且大多分散于各种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的理论中。代表性的理论有以下几种：

1）小城镇的发展动机和发展理论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小城镇发展及其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发达国家实现的农村城镇化是在其城市化基本实现后，城市化地区由于人口和产业的高度密集而带来许多副作用的情况下，随着其人口的“郊区化”和“逆城镇化”而产生的，因此，对发达国家而言，其推行农村城镇化的动机是分散集中型城市化所带来的成本。而发展中国家则大多处于集中型城市化的阶段，由于其所处的历史社会环境与发达国家不同，所以发展中国家把推行农村城镇化当作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普遍采用。因此，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城镇化具有不同的动机和发展理论。

（1）城市化成本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吉利斯（Malcolm Gillis）和德怀特·H·波金斯等（1998）全面分析了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代价：拥挤、不卫生的环境，农村来的流浪汉、醉汉，这些一直是两个世纪以来的城市化特点。城市化的社会成本还包括了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和农村劳动者迁往城市的社会成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Lewis，1978）分析了英、美、法、德等发达国家曾经的城市化费用，就直接费用来说，有2／3的城市化费用用于建筑，包括居住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城市化费用不仅在于这些高昂的直接费用，还有高昂的社会成本，导致城市与农村收入之间的差别加大，在政府支出中忽视了农村地区。从这种集中型城市化的失败及代价中，这些学者认为，要解决此问题，必须发展农村地区的小城镇。

（2）农村自身发展理论

1970年代末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试图根据“增长极”理论减少区域发展不平衡，但是，历史经验与政策实施的结果表明，增长缓慢的产业或者落后的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与高增长的产业或发达地区的差距却在增大，从而造成了新的不平衡。更为重要的是，“增长极”理论的扩散效应远远不如极化效应明显，这将造成更大的不平衡（秦润新，2000）。农村发展理论注重了乡村的综合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对农业的重视，另一方面注重发展乡村中心。大多数学者（辜胜祖等，1991）还认为，如果缺乏充分健全的乡村中心系统，就会影响乡村现代化发展，影响新技术、新思想的空间传播速度和时效性。

2）农业城镇发展理论

农业城镇发展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在其1995年所发表的《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增长》一文中提出来的。它代表了一种空间发展的基本需求战略，适合于那些人口稠密，人口增长率高，处于早期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农业社会国家，以亚洲和部分非洲国家最为典型。农业城镇发展战略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格局，为实现这一目标，诺思提出在农村区一级的行政管理层次（5万—15万人口，行政层次上相当于中国的县级）集中地发展农业城镇。这一战略主张：

（1）通过增加在乡村的投资，引入城镇生活方式，把乡村地区转型为“乡村城市”或“田里的城市”，以缓解城乡差别。

（2）在村庄以外发展社会交互作用的网络，创造一个更大的社会经济、政治空间，称为乡村城市地区，它也可以成为城市外缘的基本单元。

（3）在同一地域社区内把农业和非农业活动结合起来，增加各种生产性岗位，稳定乡村和城镇的收入，并缩小它们之间的差距。

（4）加强对乡村城市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包括发展农业生产，完善区域的保护性工程和水利控制工程，修建乡村公共建筑，扩充乡村服务和农业指向型工业，更加有效地使用劳动力。

（5）建设和改善乡村城市地区之间的交通和通讯，把乡村城市地区联成区域的网络，通过一定的高级服务的区域化来扩大城镇。

3）区域城市化理论

1980年代末，加拿大学者麦基（T.G.Mcgee）通过对亚洲地区的考察，研究发现一种以区域为基础的“DESA KOT A”城市化现象。“DESA KOT A”一词来自麦基对东南亚的研究，在印度尼西亚语中，“DESA”指村庄，“KOT A”指城市，两者结合的含义最初是指亚洲一些农业比较发达的三角洲地区，并未完全重复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市集中来实现城市化的过程，而是通过乡村地区逐步转向城乡混合区——DESA KOT A，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在DESA KOT A内集中，由原来人口高密度的农业区逐步演变为农业与非农业活动高度混合的区域，从而实现以区域为基础的城市化（图1－5）。

中国学者陆大道（1995）提出，区域原是地理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一方面指一个客观存在的地理单元，同时又是一种主观的建构。如果说传统的城市化着眼点在于城市，而现代的区域城市化，则是城市化概念的深化和细化，其着眼点则在于区域。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现代化交通通讯体系与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城乡间的多重关联使以往单纯从城市或乡村个体角度出发确定城市化发展目标与战略的可能性被削弱，而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整体发展。从国际背景来看，全球空间一体化和区域主义的兴起，促使城市经济活动必须突破行政界限，使点状的乡村、城镇、城市发展与网络状的区域整体发展实体性联系起来，在这种融合互动中推进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从空间布局上看，将区域范围内城市及其腹地以及其他相关的城市、乡村都视作一个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整体，并不要求人口与产业在城市地区实现完全集聚，因此区域城市化较传统城市化具有明显的分散性和就地转移性，这在中国东部沿海的部分地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也必将改变传统城市化只以城市或乡村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现象，实现城乡之间的统筹发展。

图1－5　DESAKOTA模型

资料来源：江莹，2004

虽然区域城市化在理论与操作中仍存在一些争议，但作为一个区域城乡整合发展的目标理念正日益被广泛接受。它的内涵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区域城市化发生在地区生产力水平相当高的时期；它不仅是一个目标，更是一个长期的区域社会经济持续优化的过程；它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城市与乡村双向的演进过程（江莹，2004）。

4）“核心——边缘”理论

1966年，美国著名城市与区域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在《区域发展政策——委内瑞拉案例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核心——外围”模式，亦称“中心——腹地”论。1967年，弗里德曼在《极化发展理论》中，又进一步将“核心——外围”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空间极化发展思想提炼为一种普遍适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空间规划基础的一般理论模式，即“核心——边缘”理论。这个理论模式主要是用于解释区域或城乡之间非均衡发展过程的规律，解释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模式的一种理论。

“核心——边缘”理论试图解释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变成彼此联系但发展不平衡，又由极不平衡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按照“核心——边缘”理论的表述，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伴随着经济空间结构的改变，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形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出现不同的空间结构形态。按照经济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前期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成熟阶段及后工业化阶段的演进顺序，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形态相应的呈现出离散型空间结构——聚集型空间结构——扩散型空间结构——空间相对均衡型空间结构（空间组织一体化形成）等“四阶段”演替次序（图1－6）。可见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空间结构的演替与重组是客观要求。这一结论是空间结构重组的重要理论依据，也说明空间结构重组是区域发展的永恒主题之一（陈修颖，2003）。

图1－6　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空间组织模式

资料来源：张小林，2004

依据“核心——边缘”理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首先是一个从打破平衡到建立新的、更高层次平衡的过程，平衡发展的目标是通过不平衡来实现的。区域小城镇发展不能齐头并进，区域差异在一定范围内的增大是正常的。区域小城镇发展具有阶段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应采取不同的区域发展政策。在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特征或工业化初级发展阶段，政府的政策重点应是培育增长中心，把有限的人、财、物集中起来，实现较高的整体经济效益。但当增长中心发展到最大规模后，政策的重点应调整为通过政府干预，加强区域内协同分工，促进扩散效应的增强，带动周边次一级中心的发展，从而实现区域内小城镇的共同发展（姚士谋等，2004）。

5）地域分工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空间表现形式是劳动地域分工。劳动地域分工是社会分工的基本形式之一，有关它的理论便是劳动地域分工理论，简称地域分工理论。

自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绝对成本说以后，地域分工理论经过李嘉图（David Ricard）的比较利益说，奥林（Bertil Ohlin）的生产要素禀赋说，巴朗斯基的地理分工说等等理论的提升，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地域分工理论的主体是比较优势原理（包括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与地区主导产业理论（刘再兴等，1994）。

依据地域分工理论，不同的区域从事社会生产的不同部分，不但对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对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也有利，因为对某些部门的生产来讲，分布在客观条件不同的区域，其生产效率是不同的，如果让各个区域都从事各自效率最高的某个或某些部门的生产，对普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社会劳动，进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与此同时，对区域自身来讲，通过发展自身优势最大的产品的生产，再与别的区域交换那些自身生产需较高成本的产品，同样可以获得绝对利益或比较利益，达到节约劳动耗费、降低成本，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繁荣的目的。由于社会劳动的地域分工作为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和结果具有客观性，不管人们主观上对它的认识如何，它总是客观存在着的。因此，在进行经济布局时，应当自觉遵循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客观规律，如果排斥社会劳动的地域分工，将各地区视为封闭的体系，统统搞“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布局，最终会将自身孤立于全国乃至世界经济格局之外，区域的发展必然会失去良好的势头。

区域分工理论对区域（特别是城镇密集地区）小城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各种形式的地域分工（包括城镇之间、城乡之间）是实现区域小城镇整体效益最大化的必由之路。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各自城市之间的合理分工及其取得的整体效益，为区域内小城镇未来发展和城镇合理分工，无疑具有有益的启示和可行的借鉴。在现行的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区域内小城镇如果不能进行合理的分工（特别是产业分工），其整体优势就会因为过度恶性竞争而遭到削弱，势必会影响区域整体实力的提高，最终对小城镇的自身发展产生制约。此外，相比于大中城市来说，小城镇的产业结构水平较低，在区域竞争中一直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此，如何根据区域自身的条件和国内、国际产业发展的趋势，适时确定区域内主导产业（群），并对这些产业进行重点扶持，是各地区特别是较为落后地区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

本书将运用小城镇发展动机理论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动因和机制；运用区域城市化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研究城市化的新趋向；运用地域分工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研究小城镇发展战略体系，主要是重点发展、区域协同、功能结构优化等三个战略重点的实现途径；运用农业城镇发展理论、地域分工理论来重点研究推进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