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化教育评审制度的恶果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教授曾经很形象地把“科学引文索引”（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称之为“愚蠢的中国式观念”（stupid Chinese idea）。SCI的原意是要帮助科研人员有效获取文献信息，但引入到中国之后逐渐演变和异化，到今天已经成为学校排名、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申报、科研人员评价奖励等几乎覆盖所有科研领域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但实际上，情况要比李教授所言严重得多。考虑到类似的评审制度已经渗透到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教育活动领域，如果各种异化了的官僚化评审制度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就会使得中国人变得愚蠢，永远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国家也永远成不了一流的强国。

历史地看，引入西方的一些科学评审实践方法有其必然性。在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辉煌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但并没有发展出像近代西方那样系统的科学研究体系。在社会科学方面尤其如此。中国只有史学传统，而缺少社会科学传统。从90年以前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来看，中国人早就意识到科学技术是国家强大的一个最主要根源。要强大，学习西方和引入西方科学体系不可避免。但20多年来大量引入西方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评审体系，有其更深刻的政治背景。可以说，它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把意识形态作为评审标准的反动。

科学评审异化为官僚评审

在改革开放前的很多年里，除了在对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少数领域，中国说不上有什么科研。一切科学研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科学家讥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物理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更不用说了，如果没有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名字，就算不上研究。（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一直被视为一种科学的方法，一直到今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仍然乐此不疲。只有到了中国才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味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引入西方评审方法是必要的矫正。

在西方，科学评审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但一到中国就马上异化了。原因可能再简单不过了。在西方，这样那样的评估体系只是科学研究者们方便和促进科学研究的工具；但在中国，它们则成了官僚机构衡量一切的有效武器。就是说，它们已经不再是研究者群体本身的工具，而是官僚制度管理学术研究的一项制度安排。

也很显然，类似的评审制度不仅仅局限在科学研究部门，也发展到了其他所有教育和研究活动。例如，这些年纷纷流行开来的教育考核制度。教育考核很多国家都有，但这些都是要专业人士来确定和推行的。但在中国，各种考核都是由教育官僚决定、教育官僚推行。中国的教育资源，大多是教育官僚来分配的。教育评估者和资源分配者的合一导致了教育官僚的专制权力。一些地方出现一大群校长和教授围着教育部门派来的一个小官员团团转的事情。尽管这样的事情使得中国的校长和教授们蒙羞，但在这个制度环境下非常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因为教育官僚的一言一行决定了学校的等级和所能获得资源的多少，校长和教授们要取悦的并非那个小官员，而是金钱。

类似的评审制度多得出奇，不可胜数，如职称的评审、博士点、教育基地的设置等等。教育部门能动性很高，乐此不疲地从西方引入各种评审制度；如果是西方没有的，他们也可主动创新。因为这些既是权威的象征，同时也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再者，长期以来，教育部门对西方引入的东西从来是不加以怀疑的。在缺失自信的教育官僚眼中，由西方引入的东西甚至已经有了道德的含义。他们根本就没有考量到，在西方是科学的东西，到了他们自己的手中则成了反科学的了。人们往往只看到这里面所涉及的经济上的腐败，但实际上，更为严重的是整体教育制度的腐败。

不了解自身社会，遑论改造

教育官僚把这样那样的评审制度套到中国，反而使得中国的教育和研究没有创新能力。无论是科研制度还是科研评审制度的移植，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还说得过去，因为纯科学有其普遍性；用到人文和社会科学，则毫无道理可言。在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中国的学者们一方面大叫现存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则继续不加思考地把西方经济学强加给中国学生。把解释苹果（西方）的理论套到橘子头上，结果是不伦不类。在马克思那里，知识分子担负着双重的功能，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很显然，改造世界是以认识世界为前提的。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口口声声地说要改造社会，但是如果连自己的社会是什么样子都搞不清楚，如何来改造它？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成功地改造过中国，这并不难理解。

学习是一个再创造和创新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接受。社会科学就是解释特定社会现象的科学。在学习西方和美国的时候，人们只学概念性的东西，而不是方法。西方社会科学中概念性的东西都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观察西方社会现象过程中提取出来的。现在中国学者把解释西方社会的概念，机械地应用到了中国，而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观察自己的社会，通过这种观察抽象出新的概念和理论。很多学者只知道搬用西方概念，而忘记了去考察这些概念从何而来。事实上，真正要学习西方的是人家如何观察社会现象，也就是方法，而不是人家观察的结果（概念和理论）。

现在各种由西方进口的主义充塞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很多人都爱讲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但他们实际上学到的只是形式和概念，而没有学到西方社会科学的本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国际社会科学理论中没有一个概念是和中国相关的，更不要说是理论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都是欧洲转型的产物，就是说，他们的学说和知识产生于对欧洲转型的观察和研究。中国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巨大的，但到现在为止，没有产生一个和中国转型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光简单地接受西方理论，就永远建立不起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现象的科学，或者中国社会科学。

应让专业人士担当更重要角色

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就要避免中国思维的美国化或者西方化。但事实上，西方化已经根深蒂固地被制度化了，因为西方的概念已经深深融入中国教育官僚所主导的各种评价体系里面了。比如，运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很容易被国际主流社会所接受，因为这个“主流”是由西方来确定的。更重要的是，很多权威学术管理机构和学术评估机构都以美国为自己的标准，一篇文章只要发表在美国的刊物上，就是好文章。因为自己没有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估体系，只好搬用他国的。但在搬用过程中，所建立的体系可以说是比美国人还美国化。美国和西方的评估体系是开放的，具有竞争性，评审标准也与时俱进。西方学界根本不认为存在着唯一的标准，因此其评估体系也是多元体系。但这套东西一旦到了中国，就具有垄断性和封闭性。这是现有的教育和研究体制官僚化造成的。美国和西方的思维霸权在美国和西方没有建立起来，但在中国很容易就建立起来了。照这样下去，中国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建立中国的社会科学更是遥遥无期。

对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教育和研究发展过程中，政府的确应当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西方国家历经数百年确立起现代教育和研究标准，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加入和推动，后发展中国家很难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但是，政府的作用不应当理解成为政府官员或者教育官僚的作用。专业人士应当扮演一个比政府官僚更为重要的角色，或者说政府官僚应当配合专业人士而发生作用。德国政府曾经这样做，日本政府也曾经这样做，这两个国家无论在教育还是科研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果不能对中国教育科研官僚主导的评审制度进行深刻的改革，中国永远会处于贫于创新和贫于思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