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第三节 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一、共同富裕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在当代的新形态，邓小平指出：“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在他的著作中讲社会主义优越性时，就是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时，首先要从生产方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进行考察。而共同富裕正是生产力及生产关系上对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进行的描述，基于以上考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目标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中的生产方式方面。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是达到“富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发现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五种依次更迭的社会制度。每一种社会制度在其初期能够适合生产力，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是进步的。后来随着生产力发展，原来的社会制度逐步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力发展缓慢停滞，成了过时的、落后的社会制度。依据这样一个客观发展过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评价社会制度是否优越、进步的首要标准或最高标准，就是看它能否推动生产力发展，尽快发展。毛泽东曾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而邓小平也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

在现实世界中，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生产力发展在推动力上的区别可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例，观察中国从建国到现如今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可以看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正在逐步减弱，并且在许多方面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增长速度一般只有1%—4%。而发生经济危机时，就变成负增长。新中国成立已60多年了，前30年经济年增长率为6.1%，后30年为9.8%。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的推动优于资本主义制度。此外，在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西方大国的金融危机影响了实体经济，形成经济衰退，美英德日法意无一例外地连续两个季度以上经济负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有所下降，2008年第四季度只有6.8%，但全年依然保持9%的增长率；2009年第一季度为6.1%，第二季度就回升到7.9%，进入了快车道（我国学者普遍认为8%—10%的经济年增长率，都是快车道），全年“保八”的目标已无悬念。我国经济抵抗金融危机冲击的强大力量，同样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更有助于全体人民实现富裕幸福，这是对“共同”的基本保证。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我们所要实现的共同富裕，首先应该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问题，将来我们要实现的共同富裕的目标，也是一个全社会所有劳动者对财富如何享有、如何平等地分配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财富如何分配，社会成员的贫富状况，是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公平合理的重要标志，也是反映一种社会制度实质的具体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意味着生产资料、国民经济命脉主要掌握在人民和国家手中，生产是为了人民，这正是我们党所强调的“利为民所谋”。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意味着生产资料、国民经济命脉主要掌握在占人口少数的大资产阶级手中，生产是为他们谋取利润，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无法避免劳动人民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也就无法保证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其创造的总和甚至超过了以往一切社会的总和，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力带给了人类社会多么庞大的物质产品。而越是带给资本主义越多的社会财富，则由于私有制的存在，会越发加剧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的社会矛盾。

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是要发展生产力的，而且有时候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优良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劳动力水平以及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会使生产力提高的进程较之社会主义社会更快，我们必须要承认这种差距的所在。但是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生产力的提高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统治利益的立场上的，是以提高资产阶级的利润，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为出发点的。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现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相比较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而言，劳动者依然是一无所有的。相反，我们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提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努力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产品可供分配，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需求，而不是为了加速两极分化，加剧贫富差距的。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一切其他剥削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不在于社会财富的多少，也不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应该用哪种方式来发展经济，计划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而是在于能否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也就意味着人民享有资料的方式是以自己的劳动付出为根本依据的，同时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又解决了按劳分配在某些情况下的分配不均的问题。这样的分配制度无疑保证了社会公平的实施，也更好地体现了共同富裕所追求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概念。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更有助于集中力量和统筹规划，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宏观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全局的宏观调控中有着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邓小平指出，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同公有制为主体密切相关的。只有生产资料、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中，才能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办大事。因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以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是从属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正因为如此，我国许多大事、重大困难，如水灾、非典、地震等，经过全国人民上下一心，顽强斗争，都能战胜克服。而这样的统筹规划使得实现共同富裕不因个人的意志改变而改变，使得共同富裕的目标通过宏观的把握而更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体现在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上的。正是由于有了共同富裕的这个本质的根本目标，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适应上都为实现这个目标而比其他形式的社会制度更具有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从而在生产方式上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二、共同富裕要求消除贫穷

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影响下，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无视我国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客观事实，一味地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即中共中央在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于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进行到高潮时，开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两个简称，具体指第一人民公社规模大，第二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高。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固有因素加以推广和发扬，对生产力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一大二公”即是对人民公社特点的概括，实际上就是搞“一平二调”。“大”指的是把合作社的规模扩大，举个例子来说，从前上百户的合作社可以合并成具有上千户甚至上万户的人民公社，这种程度几乎可以达到一乡一社的水平。公指的就是对财富的统一划分和上缴。原来的合作社不管生产条件如何，生产水平如何，一经划分到更大的人民公社中，就要将全部财产上交给公社，公社是财富统筹核算的主体，对财富的分配也实行的是简单的部分供给制。可想而知这种忽略生产力水平、忽略实际情况而采取的一视同仁的做法会对当时的生产造成何等严重的破坏，以至于平均主义的风气非常盛行，农民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的生产资料，原来公社的所有财产也被新公社收缴一空，大大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种现象造成了农民的惊恐和不安，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的极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这种急于求成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说明了当时我国领导集体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不明确。他们一方面急于通过“大跃进”的方式快速地向共产主义过渡，另一方面又特殊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重视生产力发展的科学言论，将理论界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应该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的提议视为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思想倾向，通过各种方式“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任何有利于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东西都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加以毫无甄别地反对和抵制。这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高潮。就连毛主席本人也对人民公社化运动持支持的态度，党内一些领导人也在此期间忽视了人民群众追求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大力鼓吹贫穷社会主义，认为只有贫穷的社会主义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只有贫穷的社会主义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宁可建设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些思想严重阻挠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国民经济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不利影响下急速倒退，甚至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此期间，我国许多地方由于土地产量不高，再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使得土地的歉收很严重，而由于社会上浮夸风的盛行，使一些贫苦农民的生活越发艰难，甚至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这种错误的贫穷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不仅仅延缓了新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使人民群众的生活长期停留在一个贫困的状态。并且我们由于失去了建国后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涨热情的有利时机，使得我们同西方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被拉大了，错过了经济发展的良机。这些都是我们由于没有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认真了解共同富裕的思想，而给国家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重新接过了国家领导人的重担，他总结了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多次指出，贫穷并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因此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实际就是要首先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带领人民实现富裕。只不过实现的过程是分阶段的，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另一部分后富。当全党将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作为全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后，我国经济迎来了一个巨大的飞跃。

改革开放后，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经济建设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在30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甩掉了贫穷社会主义国家的帽子。

1978年之前的小岗村，是凤阳县出了名的贫困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是人们当时对小岗村的评价。全村人几乎每年秋后都要出去讨饭过活。而到了1978年冬天，小岗村迎来了历史的转折点，18位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自己鲜红的手印实施大包干，掀开了农村改革发展的序幕。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在保证国家税收集体收入不减少的同时，使农民富裕了起来。小岗村的改革，也使得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促使全国农民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小岗村的事实证明，只有让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满足，只有让人民群众一步步走向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在过去，我们一直强调社会建设的道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一直困扰着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忧虑，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敌对使得我们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畏首畏尾，不敢大胆地去尝试。邓小平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论断。这为我们解放思想，提供了一点启迪。事实证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和贫穷告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能代表社会主义的建设方向，而只有全社会的共同富裕，才是我们经济建设的终极目标。因此要告别贫穷，告别贫穷社会主义，我们就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和生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