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文化生态男女平等论
文化生态男女平等论(cutural ecofeminism)源自激进的男女平等论,这派学者承认男女之间在体验、理解和评价自然方面的差异性,把构建和弘扬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和解放妇女的根本途径。
妇女和大地在创造生命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妇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食物转化成乳汁喂养着他们,大地则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5]然而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和自然的地位都遭到贬抑。父权统治者认为男人是理智的、客观的,而妇女是感情用事的,她们过于考虑个人体会,因此与妇女相联系的价值——关怀、爱、友谊、责任、信任——都被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培根对于自然科学功能的隐喻,则典型地显示了主流文化中对妇女和自然界的蔑视。培根认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就是“在头脑与自然界之间构建纯洁合法的婚姻”。培根不仅认为自然与妇女等同,而且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应当是虐待型的婚姻关系。因此,为了解放妇女、解放自然,必须建立一套以女性独特天性为基础的女性文化,对被父权统治的社会所贬低的妇女、非人的自然界、躯体等进行重新评价。这一女性文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10.2.1 建基于关怀的生态伦理
关怀伦理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当代西方男女平等论中的重要理论,它是基于女性视角,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责任、情感、关系及相互关怀的一种伦理理论。美国哲学家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认为,当前以男性为标准的道德发展模式只强调公正、个体性和自主性,却忽视了一条不同的道德发展路线,即“关怀”路线;与女性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和“联系”在道德发展中拥有重要意义。另一位关怀伦理学代表人物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认为,关怀伦理学就是类似于母亲的声音,从特性和本质上来说是女性的。她认为,“妇女通常比男人更多地负责关怀年幼的孩子、病人和老人。她们希望保持一个愉快的环境,照顾他人的需要,在通常社会状况下协调冲突……在传统的妇女角色中,有大量的自主、爱、选择和交流的技巧,在人类充分发展的过程中,这种体验和评价是必不可少的”。[6]关怀伦理学把与妇女相联系的关怀、爱、友谊、信任和适当的互惠的价值放在优先的地位,以协作取代冲突,联系取代冒犯,关怀他人取代权利和义务。在这样一个道德王国中,充满了母爱和友谊,而不是抽象的个人自主权、不被干涉的自由权等原则。
一些文化生态男女平等论者接受了关怀伦理学的观点,认为妇女天生比男人更接近大自然,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母子关系,妇女比男人更能体验这种关系、体验关怀,因而妇女是大自然的最佳代言人。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用富有诗意的语言表达了妇女与自然的这种关系:“妇女与大自然共语……她能聆听来自地球深处的声音……微风在她耳畔吹拂,树向她喃喃低语。”[7]文化生态男女平等论利用关怀伦理学来解决环境伦理学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在当代人对后代人的义务问题上,传统伦理学中的抽象原则无法运用到后代人身上,他们无法成为自身的道德代理人。关怀伦理学则从人的生活体验入手,它只是关心后代人怎么样而不是关心什么抽象的原则。非人类的动物以至非人类存在物的道德地位问题是环境伦理学中争论的又一个焦点,关怀伦理学不是去抽象地考虑动物的道德地位问题,而是基于母性关怀的观点提出:“我们关心动物吗?我们与它们有关系吗?我们与动物的联系的基础是什么?”在这一点上只有莱昂波特的大地伦理与关怀伦理比较一致。莱昂波特首先告诫我们要去“热爱、尊重和敬畏大地”,然后再去应用抽象的大地伦理原则。
10.2.2 寻求女性精神
女性精神是文化生态男女平等论寻求自然和妇女联系的另一种精神领域。文化生态男女平等论者通过复兴古代女神如希腊女神盖娅(Gaia)、赞美作为大地形象的女神来激发人们对自然界的尊崇感情,把人们的生态意识内化为强烈持久的宗教情感。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自然在传统上都是女性的。人们将自然人格化,比作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一位哺育众生的母亲,她的爱是无私的,只是给予却从不索取回报。埃莉诺·加顿(Elinor Gadon)指出,在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品的神话中,“人们以妇女身体中的生理过程——月经、怀孕、哺乳类比自然界的繁育过程,从而把地球描绘为一个养育所有生命的伟大女性”。[8]在古希腊,人们把地球上的万物看作出自一个有巨大生育力的女神盖娅,地球被当作女神的身体而备受人们的崇拜。在东方,同样有着这样一位母亲女神女娲,是她养育了地球上的生命,并把自己的身体溶于天地之间。然而,无论是妇女还是自然界,均被近现代父权制文化所贬低,备受蹂躏。一个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在圣经《创世纪》中,夏娃只是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当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时,夏娃得到的惩罚是被奴役并服从于她丈夫的权威。人类统治自然、男人统治妇女成了现代父权制社会的核心观念。然而,这种父权、男权文化缺乏一种与自然界有机联系的体验,缺乏人类与自然界神圣合一的宗教情感。于是,文化生态男女平等论者复活了大地女神的形象,视大自然为神圣的精神。这样,地球本身被当作女神或女神的身体受到崇拜,关怀或爱护她就成了精神上和生态学上的义务。
正如其他生态男女平等论者所批评的,这种把妇女和自然联结起来的方式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将妇女等同于自然,只是将业已存在的种种对妇女和自然的压迫联结在一起,反而会助长西方文化中的自然工具化和妇女工具化,而不是解放她们。但是寻求女性精神、复兴古代女神,确实对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完善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普拉姆伍德在《与盖娅的对话》一文中认为,文化生态男女平等论可以通过承认盖娅,获得一种不同于父权制意义的文化选择,盖娅为在西方文化中重新思考自然和母亲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第一,它可以使人认识到,自然不是空的、僵死的机器,而是活生生的存在,人类必须与自然对话。第二,通过强调与大地的骨肉联系,盖娅可以纠正以往西方文化中只注重非连续性的倾向。第三,作为大地的养育者,承认盖娅有助于批评人类的傲慢,让人类知道自己是进化中的一种选择,是盖娅许多子女中的一部分,与地球没有什么两样。第四,承认盖娅意味着承认母亲是主要的社会关系以及承认生育的意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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